「從現在起，我是為你們而活」──記季羨林先生
【一、人生的虛無與價值】　賦得永久的悔
　　　　　　　　　　　　　一個影子似的孩子
　　　　　　　　　　　　　加德滿都的狗
　　　　　　　　　　　　　烏鴉和鴿子
　　　　　　　　　　　　　神牛
　　　　　　　　　　　　　我的女房東
　　　　　　　　　　　　　喜鵲窩
　　　　　　　　　　　　　神奇的絲瓜
　　　　　　　　　　　　　三個小女孩
　　　　　　　　　　　　　遙遠的懷念
　　　　　　　　　　　　　法門寺
　　　　　　　　　　　　　北京憶舊
　　　　　　　　　　　　　咪咪
　　　　　　　　　　　　　老貓
　　　　　　　　　　　　　兩行寫在泥土地上的字
　　　　　　　　　　　　　我最喜愛的書
　　　　　　　　　　　　　回憶陳寅恪先生
　　　　　　　　　　　　　掃傅斯年先生墓
　　　　　　　　　　　　　悼念沈從文先生
　　　　　　　　　　　　　憶念胡也頻先生
　　　　　　　　　　　　　湯用彤先生的為人與為學
　　　　　　　　　　　　　周作人論──兼及汪精衛
【二、名詞的泡沫】　　　　人生的命題
　　　　　　　　　　　　　壞人是不會變好的
　　　　　　　　　　　　　老年十忌
　　　　　　　　　　　　　傻瓜
　　　　　　　　　　　　　毀譽
　　　　　　　　　　　　　翻譯的貓膩
　　　　　　　　　　　　　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
　　　　　　　　　　　　　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
　　　　　　　　　　　　　恐怖主義與野蠻
　　　　　　　　　　　　　當時只道是尋常
　　　　　　　　　　　　　學術良心或學術道德
　　　　　　　　　　　　　語言與文字
　　　　　　　　　　　　　文章的題目
　　　　　　　　　　　　　論博士
　　　　　　　　　　　　　論教授
【三、我的虛榮心】　　　　初抵柏林
　　　　　　　　　　　　　道路終於找到了
　　　　　　　　　　　　　八十述懷
　　　　　　　　　　　　　石榴花
　　　　　　　　　　　　　大宴群雌
　　　　　　　　　　　　　別把人逼老
　　　　　　　　　　　　　辭「國寶」的理由
　　　　　　　　　　　　　我寫「我」
【四、我去過的地獄】　　　兩個乞丐
　　　　　　　　　　　　　大轟炸
　　　　　　　　　　　　　在飢餓地獄中
　　　　　　　　　　　　　抄家
　　　　　　　　　　　　　在「自絕於人民」的邊緣上
　　　　　　　　　　　　　千鈞一髮
　　　　　　　　　　　　　勞改的初級階段
　　　　　　　　　　　　　大批鬥
　　　　　　　　　　　　　太平莊
　　　　　　　　　　　　　棚中花絮
　　　　　　　　　　　　　餘思或反思
　　　　　　　　　　　　　幽徑悲劇
　　　　　　　　　　　　　德國那些反對希特勒的人
　　　　　　　　　　　　　園花寂寞紅
　　　　　　　　　　　　　人間自有真情在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
　　　　　　　　　　　　　我為要寫牛棚生活

《真話能走多遠》

季羡林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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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在起，我是為你們而活」──記季羨林先生

　　出生於一九一一年的季羨林先生今天已經是九十七歲高齡了，在我考進北京大學的一九八四年，季羨林先生也已經是七十三歲，年過古稀了。撇開季羨林先生崇高的社會和學術成就、名譽、地位不說，就單論年齡，他也已經是燕園一老了。大家稱呼他，更多的是「季老」，而不是像門生弟子那樣稱呼「先生」了。

　　這是一位什麼樣的長者呢？對比自己年長的人──當時馮友蘭、王力、陳岱孫等比季老高一輩的人還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根據我的日記，一九九○年的一月三十一日，先生命我隨侍到燕南園向馮友蘭、陳岱孫二老以及朱光潛先生的夫人賀年。路上結著薄冰，天氣是非常寒冷，當時也已經是八十高齡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靜而深情的語調，贊說著三位老先生的治學和為人。先到朱光潛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再到馮友蘭先生的三松堂，只有馮先生的女兒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最後到陳岱孫先生家，陳先生倒是在家的，看到季先生來訪，頗為驚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其時正好兩卷本《陳岱孫文集》出版，陳先生去內室取出書，題簽，起身，半躬著腰，雙手把書送給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著腰，雙手接過，連聲說「謝謝，謝謝」。冬天柔和的陽光，照著兩位先生的白髮……這幾幕場景過了十七年了，卻一直鮮明地印在我的記憶裡。

　　北大有許多成就卓著的專家學者，在將近二十年前，那是稱為中年學者的，行輩、地位自然還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對他們是發自內心的喜愛、尊重，不遺餘力地揄揚他們。我在這裡講的都不是季先生在公開場合，比如學術會議之類上的舉動，都是私下的言談，不為外界所知的。

　　一天，我陪季先生散步到辦公樓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錫圭教授正低著頭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麼問題。季先生也放慢了腳步，低聲對我說：「你知道嗎？裘先生，古文字專家，專家。」說這些話的時候還翹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動。裘先生不久以前接受了復旦大學的邀請，把講席移回了上海，這實在是上海學術界的幸事，是上海學子的福氣了。

　　還有一次，當時還在四川大學剛獲得博士學位不久的朱慶之先生──後來調入了北大並且擔任學校的教務領導──評職稱，請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蔣紹愚教授寫推薦意見。表格當然先送到季先生處，季先生寫好封好，命我送給蔣先生。蔣先生拆開一看，愕然說道：「季先生怎麼這麼寫？這可叫我怎麼辦？」我當然茫然不解，蔣先生微笑著把表格遞過來：原來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見寫在了專家推薦欄目的底下一格，這樣，蔣先生不就只能將自己的名字簽在季先生上面了嗎？這怎麼會不讓當時才四十多歲的蔣先生為難呢？

　　再舉一個和上海有關的例子。一天傍晚，我照例去季先生家。季先生從書房裡拿出一封信來，對我說：「你知道上海有一位徐文堪先生嗎？他給我寄了一些有關吐火羅研究的材料，有些我都沒有見過，實在是難得，你回上海，一定替我去拜見一下徐先生。」下面我還會介紹，季先生是中國唯一一位直接研究吐火羅語語言本身的學者，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這方面的藏書恐怕還要超過國內的圖書館。徐先生當時是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的一位編輯，但是，對國內外的學術動態的瞭解，已經是在國內罕見其匹的了，所以能夠提供連季先生都沒有見到過的材料，現在早已經是教授級的編審了。季先生對徐先生是推崇備至，凡是見到上海來的朋友，都要提到徐先生的名字。

　　那麼，對更為年輕的學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遺餘力地獎掖，無論自己多忙，也無論自己手頭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總是樂於為他們的著作寫序，這就是季先生序寫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僅如此，季先生還往往會在為某個人寫的序言裡面列舉上一大串年輕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於替年輕人看稿子，推薦發表，那簡直是家常便飯了。然而，也確實有一些年輕人後來出了這樣那樣的問題，給季先生帶來麻煩，但是，季先生總是以非常寬容的心態來對待他們。也正因為這樣，很多年輕人和季先生年齡、地位都相距遙遠，但都發自內心地熱愛這位長者。

　　我在這裡舉兩個例子，是關於季先生請年輕人吃飯的。一次是請我吃飯。有一年假期，我沒有回上海，躲在北大。一天，我拉上窗簾關緊門，點上蠟燭看書，隱隱約約聽到樓道裡有窸窸窣窣的聲音，一會兒有敲門聲。開門一看，原來是季先生不放心我，在助手李錚老師陪同下，特意來叫我去吃飯。這頓飯吃的什麼，今天是一點都想不起來了。但是，開門看見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樓道裡的情形，卻至今猶在目前。那些年，經常在季先生家吃飯，也經常陪同季先生赴宴，但是，這頓飯是很特別的。

　　現在已經是著名歷史學家的浙江大學的盧向前教授，當時還在北大讀研究生，他應該也有一頓難忘的飯。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時候，曾經托盧先生代為查閱一份敦煌卷子，為了表示感謝，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來到雜亂不堪的學生宿舍，邀請盧先生吃飯。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轟動，傳為美談。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輕人為他做過什麼嗎？我相信沒有。很偶爾的，季先生會讓我們為他查找一些資料，這原本是我們應該做的，況且還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可是，就連這樣的舉手之勞，季先生也絕對都要在文章裡、書裡寫上一筆。有不少媒體問過我，季先生工作那麼忙，還發表了那麼多的文章，是否有學生代筆的？這不算是一個太離譜的疑問。但是，我可以負責任地講，我追隨季先生那麼多年，連替他寫個信封的事情都沒有過。

　　上面講的都是和學術界有關的事情。那麼在學術界之外，季先生又有怎麼樣的長者風範呢？還是舉幾個例子。季先生穿著極其樸素，經常會被人看成是學校裡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會被來報到的新學生叫住，替他們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動地替他們看守行李，有時候會一看兩小時。自然，這些學生兩三天以後就會在北大的迎新會上，看見季羨林校長坐在主席台上。

　　北大有司機班。大家知道，司機可是見多識廣的，而且往往並不那麼好說話。然而，北大的司機都願意為季先生服務。為什麼呢？季先生每次都會為他們準備一些小禮物，比如當時還比較少見的國外帶回來的香煙。可是，這些能夠打動司機嗎？不能！有幾位司機告訴我，他們接送的大人物，幾乎都是不怎麼和他們說話的，到了家也是自顧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車道謝不說，還要站在門口目送車子駛遠。這才是令他們非常感動的地方。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簡樸，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並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經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鄉小學寄錢寄書那是常有的事情。就連在家裡工作過而已經離開了的保姆，倘若喜歡讀書，季先生都會給予支持。我清楚地記得一張匯款單子上季先生的留言：「這些錢助你讀書，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乾淨的。」那件事情是我經手的，所以我的記憶格外清晰。

　　實際上，對北大的情況稍微有點瞭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季先生九十歲以前，他在北大朗潤湖的寓所的大門，幾乎是完全敞開的。張中行先生筆下那幕一位小書店老闆抱著一大摞書上門請季先生簽名的情況，根本就是經常發生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前幾年，北大接受了一筆最大的捐贈，就是來自季羨林先生的。這筆捐贈有多大呢？僅僅是古字畫就有數十幅！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儉用的錢，幾乎都用於此。他收藏的最底線是齊白石，這些收藏當中甚至有蘇東坡的《禦書頌》。光這些的市場價格應該怎麼算呢？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僅是字畫，還有古硯、印章、善本，還有自己畢生積蓄的稿費。總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贈出來了。而且，季先生還不停地把近年來的稿費捐贈出來。季先生是已經有了曾孫的，他的後代都過著很普通的生活。請問，這是什麼樣的胸懷？那些無聊而狂妄地評論季先生的人，又做何感想呢？

　　我想「季羨林熱」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為一位長者的季先生的為人風範和人格魅力。要知道這位樸素如老農的長者是留學德國十年的哲學博士，是當時已經為數極少，現在更已是碩果僅存的建國後第一批文科一級教授，是中國第一學府北京大學的文科校長，是全國人大的常委，是一百多個全國性學會的會長、雜誌的主編──按照完全可以理解的世俗心態，這裡難道不是存在著巨大的不和諧或反差嗎？可是，難道不也正是這種所謂的不和諧和反差，反而更增加了對季先生的崇敬之心嗎？

　　社會上對季先生的崇敬可以從媒體的報導中清晰地顯示出來。季先生在素來洋溢著某種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學子那裡，也得到了一種親切的真誠的熱愛。北大校園裡，學生不少是騎車如飛的，前面倘若有人擋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鈴，催促不已的。然而，我卻太多次地看到，只要學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著，擋住了他們的道路的是季先生，他們都會跳下車來，安靜地在後面推車而行。不少時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後排起了一條長龍。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開家門，發現門前白皚皚的雪地上，畫滿了來自北大好幾個系所的學生的問候和賀年之詞，季先生感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種新的傳統。

　　作為一位年高德劭的長者，季先生贏得了大家的心，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面，卻未必被大家所瞭解。就連北大的絕大部分教師和學生也包括在內，大家主要是通過季先生的上百萬字的散文隨筆、數百萬字的譯作、季先生對宏觀文化和社會情勢的某些看法來瞭解季先生作為學者的那一面的。這當然沒有錯。但是，卻實在沒有搔到癢處，卻實在只是停留在很不完全的表面。儘管季先生的散文隨筆真摯感人、膾炙人口，他主要的身份卻絕對不是一位作家；儘管季先生的翻譯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幾種文字，其中還包括吐火羅語在內的死語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門房、清掃廁所的艱難環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驚天地泣鬼神地翻譯了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他主要的身份卻絕對不是一個翻譯家；儘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觀理論見解引起了全社會乃至國外的廣泛關注和議論，被廣為傳播報導，他主要的身份卻絕對不是一位理論家或評論家。

　　對於這樣的一種情況，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看呢？

　　季先生前一段時間公開表示要辭去諸如「學術泰斗」、「國學大師」、「國寶」之類的「帽子」，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這固然是季先生一貫的深懷謙虛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熱鬧紅火，對背後的忘卻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我在接受《解放日報》記者的採訪時，曾經說過：「畢竟，季老和我們身邊、社區裡的某一位慈祥、正直的老人還是有所不同的。」為什麼這麼說呢？道理其實也並不複雜，季先生無疑是一個歷史人物，自有其歷史地位。但是，這個地位的確立，首先因為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我們應該努力去瞭解他在學術史、精神史上的創獲與貢獻。

　　「學術泰斗」、「國寶」是一個不重在反映專業學術領域的尊稱，我們可以先不去討論。「國學大師」云云，實際上就作為學者的季先生而論，也確實有未達一間的嫌疑。其實，季羨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領域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學，他不從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歷史，不關注嚴格意義上的經學，也不按照通行的「學術規範」來研究古代文學。通常我們所說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業」。

　　那麼，季先生的主要領域是什麼呢？他的「看家本領」是什麼呢？他又是憑藉什麼樣的重要貢獻才會在國際學術界擁有如此高的聲望和地位呢？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領域和「看家本領」，乃是以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語在內的多種俗語、吐火羅語，並由此解決印歐語言學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難題。我在新近出版的《季門立雪》的封底，特意標出了這麼一段話，我相信季先生也會認可的：「如果說季羨林先生的學術研究有一條貫穿其中的紅線，那麼，這條紅線非印度古代語言研究莫屬。無論是對於研究中印關係史、印度歷史與文化、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和民間文學、吐火羅文、糖史，還是翻譯梵文等語種文學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語言研究領域的工作、成就、造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這是一個極其冷僻的專業領域，很少有人瞭解。大家對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絲毫不奇怪的事情。我在這裡受場合和時間的限制，也沒有可能予以詳細的評說，只能盡量用最簡單的語言做最簡略的介紹，希望對大家瞭解季先生作為學者的一面有所幫助。

　　季先生的主要學術生涯和學術貢獻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從一九三五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到一九四五年回國為第一階段。季先生的留學，抱有一個和當時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絕對不利用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先天優勢，做和中國研究有任何關聯的題目。換句話說，季先生對那種在國外靠孔子、莊子、老子把洋人哄得一愣一愣以獲得博士學位，而回到國內卻又靠黑格爾、康德、尼采把國人唬得一愣一愣以成為名教授的人，是很不以為然的。他決心進入當時國際人文學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擁有巨大先天優勢、深厚傳統的印歐語言學領域裡大展身手，所謂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間所學的課程和漢學幾乎完全無關，他的主科是印度學，副科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語、吐火羅語、俄語、南斯拉夫語、阿拉伯語等的學習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間完成和發表在德國最權威刊物上的幾篇非常厚重的論文，都以當時印歐語言學領域最前沿的問題為關注點，並且引起了轟動，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些論文不僅解決了所要討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這些領域都做出了方法論層面的重要貢獻：比如，利用語尾變化、特殊的動詞形態等語法形式，在幾乎沒有信史資料的情況下解決佛典的年代和來源問題，利用不同語言的平行譯本解決還幾乎處在破譯階段的吐火羅語的語義問題，甚至還解決了古希臘語裡面一個從未得到確切理解的重要語尾的問題！這些都是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意義的。季先生本人有《留德十年》，大家可以參看。

　　一九四五年，季先生放棄了在德國的教職和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離開德國，到一九七八年，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可以看做是季先生學術生涯的第二個階段。這是三十四歲到六十五歲，學者最珍貴的黃金年齡階段，這理應是季先生學術生涯最輝煌的階段。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卻是最黯淡無光的苦難時期。這個階段勉強還可以一分為二。一九四六年到「文革」的二十年為前半階段，受到國內資料和對外聯絡、政治環境等等的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飯」了。季先生無奈地放棄了在德國已經打下極好基礎、具有極高起點的本行研究，被迫轉而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譯工作上。至於從一九六六年以後可以看做是後半階段，季先生幾乎被迫害至死，好幾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幾次動了自殺的念頭，哪裡還談得上什麼學術研究。只有在「文革」的後期，季先生擔心自己把梵文給忘了，偷偷地開始翻譯《羅摩衍那》，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我們只能說這是傷心滴血的輝煌了。季先生的《牛棚雜憶》就是寫自己在這後半段的遭遇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部記錄瘋狂野蠻時代的傑作。

　　第三階段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當然到今天也沒有結束。季先生恢復了學術研究，在承擔常人無法想像的繁重的社會、學術領導工作的同時，真是爭分奪秒，以拚命的態度搶回失去的時光。在這個階段，季先生有機會接觸國外的最新材料，於是接續在留德期間奠基的研究，不斷地發現、補充新材料，進一步論證推衍自己的判斷和結論。第二階段無奈地開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這個階段綻放出奇光異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證明之一。季先生還毅然接受了一個巨大的挑戰，研究、翻譯、考證了新疆發現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羅語文獻《彌勒會見記》，這項研究難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國際學術界。大家別忘了，這時候的季先生已經是七八十歲的高齡了，且不說他肩上擔負著多少重要的工作，就以這樣的高齡承擔這樣的研究任務這一點而言，就已經足以讓我這樣的後生小輩歎為觀止了。更重要的是，我們絕對不能忘記，一直到今天，季先生還是中國唯一一位可以釋讀吐火羅語本身的學者，也就是說，如此高齡的季先生在為捍衛吐火羅語發現地中國的學術榮譽而孤身奮戰！這怎麼能夠不讓我這樣的門生弟子、後生晚輩汗顏呢？

　　我上面的介紹遠遠不足以涵蓋季先生作為學者的成就。好在我寫了《季門立雪》，裡面有相對而言比較全面的介紹。

　　我們還必須牢記，在這第三階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還投入到包括敦煌學、吐魯番學、比較文學等等等等新的學術領域和學術組織的開創、建立、完善上了。我在前面提到過，季先生曾經一身擔任了一百多個學術領導職務，為新時期中國學術的繁榮發展嘔心瀝血、竭盡全力，做出了別人無法替代也很難相比的巨大貢獻。季先生贏得中國學術界的廣泛尊敬，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們難道不應該對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嗎？

　　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彷彿無法用堂皇的語言來言說他的魅力。我這麼說，也許會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詞，最合適的大概還是純粹和平淡。季先生當然不是神，也不是聖人。但是，作為一個從各種運動中走出來的知識分子，最難能可貴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蕩，任何人無法對這一點有任何指責和爭論。該守望、該堅持的東西，季先生一樣也沒有放棄。

　　在那個年代，季先生這樣的人原本是一個群體現象，而到了現在，季先生和他那樣的人成了孤零零的個體現象了。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一個對他人、對社會滿懷著愛和責任感的老人，在一個普遍以自我為中心的年代裡「走俏」了；一個像土地般樸素、真誠，從來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個講究包裝、炒作、媚俗的年代裡「走俏」了，這就是我說「看不懂」的原因。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堅定地相信，我們的時代正需要這樣的世紀老人，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們太多的精神夢想。對季先生的這種珍惜和尊崇，當然讓我這個弟子感到快樂，但同時也讓我陷入到一種茫然和悲哀之中：難道我們不應該看到，在這股熱的背後隱藏著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懷方面的貧乏和蒼白麼？

　　季先生已經到了天高雲淡的境界。我在想，老人家若是知道了我今天的這些講演，會說什麼呢？老人的心裡會怎麼想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季先生也許會像巴金老人這樣說：「從現在起，我是為你們而活。」錢文忠

　　二○○八年五月

【一、人生的虛無與價值】　賦得永久的悔

　　題目是韓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賦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願做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為什麼心甘情願做這樣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題目出得好，不但實獲我心，而且先獲我心：我早就想寫這樣一篇東西了。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在過去的七八十年中，從鄉下到城裡；從國內到國外；從小學、中學、大學到洋研究院；從「志於學」到超過「從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既經過「山重水復疑無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悅與憂傷並駕，失望與希望齊飛，我的經歷可謂多矣。要講後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選其中最深切、最真實、最難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為它片刻也沒有離開過我的心。

　　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

　　我出生在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裡。我們家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熱的「老佛爺」，被她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她手下的小嘍囉們曾兩次躥到我的故鄉，處心積慮地把我「打」成地主，他們那種狗仗人勢窮凶極惡的教師爺架子，並沒有能嚇倒我的鄉親。我小時候的一位夥伴指著他們的鼻子，大聲說：「如果讓整個官莊來訴苦的話，季羨林家是第一家！」

　　這一句話並沒有誇大，他說的是實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親等三個兄弟，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親和九叔餓得沒有辦法，只好到別人家的棗林裡去撿落到地上的乾棗充飢。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最後兄弟倆被逼背井離鄉，盲流到濟南去謀生。此時他倆也不過十幾二十歲。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裡，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在濟南落住了腳。於是我父親就回到了故鄉，說是農民，但又無田可耕。又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從濟南有時寄點錢回家，父親賴以生活。不知怎麼一來，竟然尋（讀若xin）上了媳婦，她就是我的母親。母親的娘家姓趙，門當戶對，她家窮得同我們家差不多，否則也絕不會結親。她家裡飯都吃不上，哪裡有錢、有閒上學。所以我母親一個字也不識，活了一輩子，連個名字都沒有。她家是在另一個莊上，離我們莊五里路。這個五里路就是我母親畢生所走的最長的距離。

　　北京大學那一位「老佛爺」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裡，就有這樣一位母親。

　　後來我聽說，我們家確實也「闊」過一陣。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東三省用口袋裡剩下的最後五角錢，買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災獎券，中了獎。兄弟倆商量，要「富貴而歸故鄉」，回家揚一下眉，吐一下氣。於是把錢運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裡，鄉里的事由父親一手張羅，他用荒唐離奇的價錢，買了磚瓦，蓋了房子。又用荒唐離奇的價錢，置了一塊帶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時興會淋漓，真正揚眉吐氣了。可惜好景不長，我父親又用荒唐離奇的方式，彷彿宋江一樣，豁達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轉瞬間，蓋成的瓦房又拆了賣磚、賣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變了主人。全家又回歸到原來的情況。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降生到人間來的。

　　母親當然親身經歷了這個巨大的變化。可惜，當我同母親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只有幾歲，告訴我，我也不懂。所以，我們家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曇花一現，我到現在也不完全明白。這謎恐怕要成為永恆的謎了。

　　不管怎樣，我們家又恢復到從前那種窮困的情況。後來聽人說，我們家那時只有半畝多地。這半畝多地是怎麼來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這半畝多地生活。城裡的九叔當然還會給點接濟，然而像中湖北水災獎那樣的事兒，一輩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沒有多少錢接濟他的哥哥了。

　　家裡日子是怎樣過的，我年齡太小，說不清楚。反正吃得極壞，這個我是懂得的。按照當時的標準，吃「白的」（指麥子麵）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麵或棒子麵餅子，最次是吃紅高粱餅子，顏色是紅的，像豬肝一樣。「白的」與我們家無緣。「黃的」（小米麵或棒子麵餅子顏色都是黃的）與我們緣分也不大。終日為伍者只有「紅的」。這「紅的」又苦又澀，真是難以下嚥。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談「紅」色變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辦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雖然舉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親孫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鍾愛都傾注到我身上來。她是整個官莊能夠吃「白的」的僅有的幾個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給我留出半個或者四分之一個白麵饃饃來。我每天早晨一睜眼，立即跳下炕來向村裡跑，我們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聲：「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縮回到肥大的袖子，從口袋裡掏出一小塊饃饃，遞給我，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此外，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動換來的。一到夏天麥收季節，我們家根本沒有什麼麥子可收。對門住的寧家大嬸子和大姑──她們家也窮得夠嗆──就帶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裡去「拾麥子」。所謂「拾麥子」就是別家的長工割過麥子，總還會剩下那麼一點點麥穗，這些都是不值得一撿的，我們這些窮人就來「拾」。因為剩下的絕不會多，我們拾上半天，也不過拾半籃子，然而對我們來說，這已經是如獲至寶了。一定是大嬸和大姑對我特別照顧，是以一個四五歲、五六歲的孩子，拾上一個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麥粒。這些都是母親親手搓出來的。為了對我加以獎勵，麥季過後，母親便把麥子磨成麵，蒸成饃饃，或貼成白麵餅子，讓我解饞。我於是就大快朵頤了。

　　記得有一年，我拾麥子的成績也許是有點「超常」。到了中秋節──農民嘴裡叫「八月十五」──母親不知從哪裡弄了點月餅，給我掰了一塊，我就蹲在一塊石頭旁邊，大吃起來。在當時，對我來說，月餅可真是神奇的東西，龍肝鳳髓也難以比得上的，我難得吃一次。我當時並沒有注意，母親是否也在吃。現在回想起來，她根本一口也沒有吃。不但是月餅，連其他「白的」，母親從來都沒有嘗過，都留給我吃了。她大概是畢生就與紅色的高粱餅子為伍。到了歉年，連這個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於肉類，吃的回憶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賣煮牛肉的作坊。給農民勞苦耕耘了一輩子的老黃牛，到了老年，耕不動了，幾個農民便以極其低的價錢買來，用極其野蠻的辦法殺死，把肉煮爛，然後賣掉。老牛肉難煮，實在沒有辦法，農民就在肉鍋裡小便一通，這樣肉就好爛了。農民心腸好，有了這種情況，就昭告四鄰：「今天的肉你們別買！」老娘家窮，雖然極其疼愛我這個外孫，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幾個制錢，裝一罐子牛肉湯，聊勝於無。記得有一次，罐子裡多了一塊牛肚子，這就成了我的專利。我捨不得一氣吃掉，就用生了銹的小鐵刀，一塊一塊地割著吃，慢慢地吃。這一塊牛肚真可以同月餅媲美了。

　　「白的」、月餅和牛肚難得，「黃的」怎樣呢？「黃的」也同樣難得。但是，儘管我只有幾歲，我卻也想出了辦法。到了春、夏、秋三個季節，莊外的草和莊稼都長起來了。我就到莊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裡去劈高粱葉。劈高粱葉，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還歡迎；因為葉子一劈，通風情況就能改進，高粱就能長得更好，糧食就能打得更多。草和高粱葉都是餵牛用的。我們家窮，從來沒有養過牛。我二大爺家是有地的，經常養著兩頭大牛。我這草和高粱葉就是給它們準備的。每當我這個不到三塊豆腐高的孩子背著一大捆草或高粱葉走進二大爺的大門，我心裡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裡，賴著不走，總能蹭上一頓「黃的」吃，不會被二大娘「捲」（我們那裡的土話，意思是「罵」）出來。到了過年的時候，自己心裡覺得，在過去的一年裡，自己餵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氣到二大爺家裡賴著吃黃麵糕。黃麵糕是用黃米麵加上棗蒸成的。顏色雖黃，卻位列「白的」之上，因為一年只在過年時吃一次，物以稀為貴，於是黃麵糕就貴了起來。

　　我上面講的全是吃的東西。為什麼一講到母親就講起吃的東西來了呢？原因並不複雜。第一，我作為一個孩子容易關心吃的東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東西，幾乎都與母親無緣。除了「黃的」以外，其餘她都不沾邊兒。我在她身邊只待到六歲，以後兩次奔喪回家，待的時間也很短。現在我回憶起來，連母親的面影都是迷離模糊的，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特別有一點，讓我難解而又易解：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母親的笑容來，她好像是一輩子都沒有笑過。家境貧困，兒子遠離，她受盡了苦難，笑容從何而來呢？有一次我回家聽對面的寧大嬸子告訴我說：「你娘經常說『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他走的』。」簡短的一句話裡面含著多少辛酸、多少悲傷啊！母親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遠方，盼望自己的兒子回來啊！然而這個兒子卻始終沒有歸去，一直到母親離開這個世界。

　　對於這個情況，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並不深刻。到上了高中的時候，自己大了幾歲，逐漸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籬下，經濟不能獨立，空有雄心壯志，怎奈無法實現，我暗暗地下定了決心，立下了誓願：一旦大學畢業，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養母親，然而沒有等到我大學畢業，母親就離開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親臨終思念愛子的情況；一想到，我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當我從北平趕回濟南，又從濟南趕回清平奔喪的時候，看到了母親的棺材，看到那簡陋的屋子，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世界上無論什麼名譽，什麼地位，什麼幸福，什麼尊榮，都比不上待在母親身邊，即使她一個字也不識，即使整天吃「紅的」。

　　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一個影子似的孩子

　　有道是老馬識途，又說薑是老的辣。意思無非是說，人老了，識多見廣，沒有沒見過的東西。如今我已年逾古稀，足跡遍三大洲，見到的人無慮上千、上萬，甚至上億。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個影子似的孩子。

　　什麼叫影子似的孩子呢？我來到廬山，在食堂裡，坐定了以後，正在大嚼之際，驀抬頭，鄰桌上已經坐著一個十幾歲的西藏男孩，長著兩隻充滿智慧的機靈的大眼睛，滿臉秀氣，坐在那裡吃飯。我根本沒有注意到他是什麼時候進來的，沒有一點聲息，沒有一點騷動。我正在心裡納悶，然而，一轉眼間，鄰桌上已經空無一人，沒有一點聲息，沒有一點騷動，來去飄忽，活像一個影子。

　　最初幾天，我們乘車出遊，他同父母一樣，從來不參加的。我心裡奇怪：這樣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子，不知道悶在屋裡幹些什麼？他難道就不寂寞嗎？一直到了前幾天，我們去遊覽花徑、錦繡谷和仙人洞時，誰也沒有注意到，車子上忽然多了一個人，他就是那個小男孩。他一句話也不說，沒有一點聲息，沒有一點騷動，沉靜地坐在那裡，臉上浮現著甜蜜溫順的笑意，仍然像是一個影子。

　　從花徑到仙人洞是有名的錦繡谷，長約一公里，左邊崇山峻嶺，右邊幽谷深澗，嵐翠欲滴，下臨無地，目光所到之處，濃綠連天，是廬山的最勝處。道狹人多，擁擠不堪，我們這一隊人馬根本無法走在一起。小男孩同誰也不結伴，一個人踽踽獨行。有時候，我想找他，但是萬頭攢動，宛如洶湧的人海，到哪裡去找呢？但是，一轉瞬間，他忽然出現在我們身旁。兩隻俊秀的大眼睛飽含笑意，一句話也不說，一點聲息也沒有。可是，又一轉瞬，他又不知消逝到何方了。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飄忽浮動，讓人猜也猜不透。等到我們在仙人洞外上車的時候，他又飄然而至，不聲不響，活像是我們自己的影子。

　　又一次，我們遊覽龍宮洞，小男孩也去了。進了洞以後，光怪陸離，氣象萬千。我們走在半明半暗的洞穴裡，目不暇接。忽然抬頭，他就站在我身旁。可是一轉眼又不見了。等我們遊完了龍宮，乘坐過龍船以後，我想到這小男孩又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但是，正要走出洞門，卻見他一個人早已坐在石桌旁邊，靜靜地在等候我們，滿臉含笑，不聲不響，又活像是我們的影子。

　　我有時候自己心裡琢磨：這小男孩心裡想些什麼呢？前兩天，我們正在吃飯的時候，忽然下了一陣廬山式的暴雨，白雲就在門窗間飄出飄進，轉瞬院子裡積滿了水，形成了小小的瀑布。我們的餐廳同寢室是分開來的，在大雨滂沱中，誰也回不了寢室，都站在那裡著急。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小男孩已經走出餐廳，回到寢室，抱來了許多把雨傘，還有幾件雨衣，一句話也不說，遞給別人，兩隻大眼睛滿含笑意，默默無聲，像是我們的影子。我心中和眼前豁然開朗：在這個不聲不響影子似的孩子的心中，原來竟然蘊藏著這樣令人感動的善良與溫順。我不禁對這個平淡無奇的孩子充滿了敬意了。

　　我從來不敢倚老賣老，但在下意識中隱約以見過大世面而自豪。不意在垂暮之年，竟又開了一次眼界，遇到了這樣一個以前自己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影子似的孩子。他並沒有什麼驚人之舉，衣飾舉動都淳樸得出奇，是一個非常平凡的小男孩。然而，從他身上，我們不是都可以學習到一些十分可貴的東西嗎？！

　　　　一九八六年八月三日於廬山

加德滿都的狗

　　我小時候住在農村裡，終日與狗為伍，一點也沒有感覺到狗這種東西有什麼稀奇的地方。但是狗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我母親逝世以後，故鄉的家中已經空無一人。她養的一條狗──連它的顏色我現在都回憶不清楚了──卻仍然日日夜夜臥在我們門口，守著不走。女主人已經離開人世，再沒有人餵它了。它好像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它堅決寧願忍饑挨餓，也絕不離開我們那破爛的家門口。黃昏時分，我形單影隻從村內走回家來，屋子裡擺著母親的棺材，門口臥著這一隻失去了主人的狗，淚眼汪汪地望著我這個失去了慈母的孩子，有氣無力地搖擺著尾巴，嗅我的腳。茫茫宇宙，好像只剩下這隻狗和我。此情此景，我連淚都流不出來了，我流的是血，而這血還是流向我自己的心中。我本來應該同這隻狗相依為命，互相安慰。但是，我必須離開故鄉，我又無法把它帶走。離別時，我流著淚緊緊地摟住了它，我遺棄了它，真正受到良心的譴責。幾十年來，我經常想到這一隻狗，直到今天，我一想到它，還會不自主地流下眼淚。我相信，我離開家以後，它也絕不會離開我們的門口。它的結局我簡直不忍想下去了。母親有靈，會從這一隻狗身上得到我這個兒子無法給她的慰藉吧。

　　從此，我愛天下一切狗。

　　但是我遷居大城市以後，看到了狗漸漸少起來了。最近多少年以來，北京根本不許養狗，狗簡直成了稀有動物，只有到動物園裡才能欣賞了。

　　我萬萬沒有想到，我到了加德滿都以後，一下飛機，在機場受到熱情友好的接待，汽車一駛離機場，駛入市內，在不算太寬敞的馬路兩旁就看到了大狗、小狗、黑狗、黃狗，在一群衣履比較隨便的小孩子們中間，搖尾乞食，低頭覓食。

　　這是一件小事，卻使我喜出望外：久未晤面的親愛的狗竟在萬里之外的異域會面了。

　　狗們大概完全不理解我的心情，它們大概連辨別本國人和外國人的本領還沒有學到。我這裡一往情深，它們卻漠然無動於衷，只是在那裡搖尾低頭，到處嗅著，想找到點什麼東西吃吃。

　　晚上，我們從中國大使館回旅館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加德滿都的大街上，電燈不算太多，霓虹燈的數目更少一些。我在陰影中又隱隱約約地看到了大狗、小狗、黑狗、黃狗，在那裡到處嗅著。回到旅館，在沐浴後上床的時候，從遠處的黑暗中傳來了陣陣的犬吠聲。古人說，深夜犬吠若豹。我現在聽到的不是吠聲若豹，而是吠聲若犬。這事當然並不稀奇，可這並不稀奇的若犬的犬吠聲卻給我帶來了無盡的甜蜜的回憶。這甜蜜的犬吠聲一直把我送入我在加德滿都過的第一夜的夢中。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

　　　　於蘇爾提賓館

烏鴉和鴿子

　　傍晚，我們來到了清涼宮。正當我全神貫注地欣賞綠玉似的草地和珊瑚似的小紅花的時候，忽然聽到天空裡一陣哇哇的叫聲。啊！是烏鴉。一片黑影遮蔽了半個天空，想不到暮鴉歸巢的情景竟在這裡看到了。

　　這使我立即想起了三十多年以前我第一次緬甸之行。我首先到了仰光，那種堆綠疊翠的熱帶風光牢牢地吸引住了我。但是，更吸引住了我使我感到無限驚異的是那裡的烏鴉之多。我敢說，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會有這麼多的烏鴉。據說，緬甸人虔信佛教，佛教禁止殺生到了可笑的地步。烏鴉就趁此機會大大地繁殖起來，其勢猛烈，大有將三千大千世界都化為烏鴉王國的勁頭。我曾在距離仰光不太遠的伊洛瓦底江口看到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的最大的烏鴉群，恐怕有幾萬隻。停泊在江邊的大小船上的桅桿上、船艙上、船邊上，到處都落滿了烏鴉，漆黑一大片。在空中盤旋飛翔的，數目還要超過幾倍。簡直成了烏鴉的世界，烏鴉的天堂，烏鴉的樂園，烏鴉的這個，烏鴉的那個，我理屈詞窮，我說不出究竟是烏鴉的什麼了。

　　今天早晨，也就是到清涼宮去的第二天的早晨，參觀哈奴曼多卡古王宮時，我又第二次看到了生平見到的最大的烏鴉群之一，大概有上千隻吧。它們忽然一下子從王宮高塔的背面飛了出來，唿哨一聲，其勢驚天動地，在王宮天井上盤旋了一陣，又唿哨一聲，飛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

　　烏鴉在中國古代被認為是不吉祥的動物，名聲不佳。人們聽到它們的鳴聲，往往起厭惡之感。可是這些年以來，在北京，甚至在樹木蔥蘢的燕園裡面，除了麻雀以外，別的鳥很少見到了。連令人討厭的烏鴉也逐漸變得不那麼討厭了。它們那種絕不能算是美妙的叫聲，現在聽起來大有日趨美妙之勢了。

　　我在加德滿都不但見到了烏鴉，而且也見到了鴿子。

　　鴿子在北京現在還是能夠見到的，都是人家養的，從來沒有聽說過野鴿子。記得我去年春天到印度新德里去參加《羅摩衍那》的作者蟻垤國際詩歌節，住在一家所謂五星旅館的第十九層樓上。有一天，我出去開會，忘記了關窗子。回來一開門，聽到鴿子咕嚕咕嚕的叫聲。原來有兩位長著翅膀的不速之客，趁我不在的時候，到我房間裡來了。兩隻鴿子就躲在我的沙發下面親熱起來，談情說愛，卿卿我我，正搞得火熱。看到我進來，它倆坦然無動於衷，絲毫沒有想逃避的意思，也看不出一點內疚之意。倒是我對於這種「突然襲擊」感到有點侷促不安了。原來印度人絕不傷害任何動物。鴿子們大概從它們的鼻祖起就對人不懷戒心，它們習慣於同人們和平共處了。反觀我們自己的國家，情況有很大的不同。專就北京來說，鳥類的數目越來越少。每當我在燕園內綠樹成蔭的地方，或者在清香四溢的荷花池邊，看到年輕人手持獵槍、橫眉豎目，在尋覓枝頭小鳥的時候，我簡直內疚於心，說不出話來。難道在這些地方我們不應該向印度等國家學習嗎？

　　我不是哲學家，也不喜歡、更不擅長去哲學地思考。但是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的哲人，主張人與大自然應該渾然一體，人與鳥獸（有害於人類的適當除外）應該和睦相處，相向無猜，誰也離不開誰，誰都在大自然中有生存的權利。我是衷心地贊成這些主張的。即使到了人類大同的地步，除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該同過去完全不同之外，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其中也包括人與鳥獸的關係，也應該大大地改進。我不相信任何宗教，我也不是素食主義者。人類賴以為生的動植物，非吃不行的，當然還要吃。只是那些不必要的、損動物而不利己的殺害行為，應該斷然制止。寫到這裡，我忽然想到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過去有一段時間，竟然把種草養花視為修正主義。我百思不得其解。有這種主張的人有何理由？是何居心？真使我驚詫不置。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不管是人類，還是鳥獸蟲魚，花草樹木，我們都應該會欣賞，有權利去欣賞。我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真理。難道在僵化死板的氣氛中生活下去才算得上唯一正確嗎？

　　寫到這裡，正是黎明時分，窗外加德滿都的大霧又升起來了。從瀰漫天地的一片白色濃霧的深處傳來了咕咕的鴿子聲，我的心情立刻為之一振，心曠神怡，好像飲了尼泊爾和印度神話中的甘露。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凌晨

神牛

　　我又和我的老朋友神牛在加德滿都見面了。這是我意料中但又似乎有點出乎意料的事情。

　　過去，我曾在印度的加爾各答和新德里等大城市的街頭見到過神牛。三十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訪問印度的時候，在加爾各答那些繁華的大街上第一次見到神牛。在全世界似乎只有信印度教的國家才有這種神奇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動物。當時它們在加爾各答的鬧市中，在車水馬龍裡面，在汽車喇叭和電車鈴聲的喧鬧中，三五成群，有時候甚至結成幾十頭上百頭的龐大牛群，昂首闊步，威儀儼然，真彷彿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它們對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對人類一切的新奇的發明創造，什麼電車汽車，什麼自行車、摩托車，全不放在眼中。它們對人類的一切顯貴，什麼公子、王孫，什麼體操名將、電影明星，什麼學者、專家，全不放在眼中。它們對人類創造的一切法律、法規，全不放在眼中。它們是絕對自由的，願意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願意在什麼地方臥倒，就在什麼地方臥倒。加爾各答是印度最大的城市，大街上車輛之多，行人之多，令人目瞪口呆，從公元前就有的馬車和牛車，直至最新式的流線型的汽車，再加上塗飾華美的三輪摩托車，有上下兩層的電車，無不具備。車聲、人聲、馬聲、牛聲，混攪成一團，喧聲直抵印度神話中的三十三天。在這種情況下，幾頭神牛，有時候竟然興致一來，臥在電車軌道上，「我困欲眠君且去」，閉上眼睛，睡起大覺來。於是汽車轉彎，小車讓路，電車脫離不了軌道，只好停駛。沒有哪一個人敢去驅趕這些神牛。

　　對像我這樣的外國人來說，這種情景實在是「匪夷所思」，實在是非常有趣。我很想研究一下神牛的心理。但是從它們那些善良溫順的大眼睛裡我什麼也看不出，猜不出。它們也許覺得，人類真是奇妙的玩意兒。他們竟然聚居在這樣大的城市裡，還搞出了這樣多不用馬拉牛拖就會自己跑的玩意兒。這些神牛們也許會想到，人這種動物反正都害怕我們，沒有哪一個人敢動我們一根毫毛，我們索性就願意怎樣幹就怎樣幹吧！

　　但是，據我的觀察，它們的日子也並不怎麼好過。雖然沒有人穿它們的鼻子，用繩子牽著走，稍有違抗，則挨上一鞭；但是也沒有人按時給它們餵食餵水。它們只好到處遊蕩，自己謀食。看它們那種瘦骨嶙峋的樣子，大概營養也並不好。而且它們雖然被認為是神牛，並沒有長生不老之道，它們的死亡率並不低。當我隔了二十年第二次訪問加爾各答的時候，在同一條大街上，我已經看不到當年那種十幾頭上百頭牛遊行在一起的龐大陣容了。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幾頭老牛徘徊在那裡，寥若晨星，神牛的家族已經很不振了。看到這情景，我倒頗有一些寂寞蒼涼之感。但是神牛們大概還不懂什麼牛口學（對人口學而言），也不懂什麼未來學，它們不會為二十一世紀的牛口問題而擔憂，這也算是一種難得糊塗吧。

　　我似乎不曾想到，隔了又將近十年，我來到了尼泊爾，又在加德滿都街頭看到久違的神牛了。我在上面曾說到，這次重逢是在意料中的，因為尼泊爾同印度一樣是信奉印度教的國家。我又說有點出乎意料，不曾想到，是因為尼泊爾畢竟不是印度。不管怎麼樣，我反正是在加德滿都又同神牛會面了。

　　在這裡，神牛的神氣同印度幾乎一模一樣，雖然數目相差懸殊。在大馬路上，我只見到了幾頭。其中有一頭，同它的印度同事一樣，走著走著，忽然臥倒，傲然地躺在馬路中間，搖著尾巴，撲打飛來的蒼蠅，對身旁駛過的車輛，連瞅都不瞅。不管是什麼樣的車輛，都只能繞它而行，絕沒有哪一個人敢去驚擾它。隔了幾天，我又在加德滿都郊區看見了幾頭，在青草地上悠然漫步。它是不是有「食草綠樹下，悠然見雪山」的雅興呢？我不敢說。可是看到它那種悠閒自在的神態，真正羨慕煞人，它真像是活神仙了。尼泊爾是半熱帶國家，終年青草不缺，這就為神牛的生活提供了保證。

　　神牛們有福了！

　　我祝願神牛們能夠這樣悠哉遊哉地活下去。我祝願它們永遠不會想到牛口問題。

　　神牛們有福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

　　　　時窗外濃霧中咕咕的鴿聲於耳

我的女房東

　　我已經多次談到我的女房東歐樸爾太太。

　　我在這裡還要再集中來談。

　　我不能不談她。

　　我們共同生活了整整十年，共過安樂，也共過患難。在這漫長的時間內，她為我操了不知多少心，她確實像我自己的母親一樣。回憶起她來，就像回憶一個甜美的夢。

　　她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德國婦女。我初到的時候，她大概已有五十歲了，比我大二十五六歲。她沒有多少惹人注意的特點，相貌平平常常，衣著平平常常，談吐平平常常，愛好平平常常，總之是一個非常平常的人。

　　然而，同她相處的時間越久，便越覺得她在平常中有不平常的地方：她老實，她誠懇，她善良，她和藹，她不會吹噓，她不會撒謊。她也有一些小小的偏見與固執，但這些也都是平平常常的，沒有什麼越軌的地方；這只能增加她的人情味，而絕不會相反。同她相處，不必費心機、設提防，一切都自自然然，使人如處和暖的春風中。

　　她的生活是十分單調的、平凡的。她的天地實際上就只有她的家庭。中國有一句話說：婦女圍著鍋台轉。德國沒有什麼鍋台，只有煤氣灶或電氣灶。我的女房東也就是圍著這樣的灶轉。每天一起床，先做早點，給她丈夫一份，給我一份。然後就是無盡無休地擦地板，擦樓道，擦大門外面馬路旁邊的人行道。地板和樓道天天打蠟，打磨得油光鋥亮。樓門外的人行道，不光是掃，而且是用肥皂水洗。人坐在地上，絕不會沾上半點塵土。德國人愛清潔，聞名全球。德文裡面有一個詞兒Putzteufel，指打掃房間的潔癖，或有這樣潔癖的女人。Teufel的意思是「魔鬼」，Putz的意思是「打掃」。別的語言中好像沒有完全相當的字。我看，我的女房東，同許多德國婦女一樣，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清掃魔鬼」。

　　我在生活方面所有的需要，她一手包下來了。德國人生活習慣同中國人不同。早晨起床後，吃早點，然後去上班；十一點左右，吃自己帶去的一片黃油夾香腸或奶酪的麵包；下午一點左右吃午飯。這是一天的主餐，吃的都是熱湯熱菜，主食是土豆。下午四點左右，喝一次茶，吃點餅乾之類的東西。晚上七時左右吃晚飯，泡一壺茶或者咖啡，吃涼麵包、香腸、火腿、乾奶酪等等。我是一個年輕的窮學生，一無時間，二無錢來擺這個譜兒。我還是中國老習慣，一日三餐。早點在家裡吃，一壺茶，兩片麵包。午飯在外面館子裡或學生食堂裡吃，都是熱東西。晚上回家，女房東把他們中午吃的熱餐給我留下一份。因此，我的晚餐也都是熱湯熱菜，同德國人不一樣，這基本上是中國辦法。這都是女房東在瞭解了中國人的吃飯習慣之後精心安排的。我每天在研究所裡工作了一整天之後，回到家來，能夠吃上一頓熱乎乎的晚飯，心裡當然是美滋滋的。對女房東這番情意，我是由衷地感激的。

　　晚飯以後，我就在家裡工作。到了晚上十點左右，女房東進屋來，把我的被子鋪好，把被罩拿下來，放到沙發上。這工作其實是非常簡單的，我自己盡可以做。但是，女房東卻非做不可，當年她兒子住這一間屋子時，她就是天天這樣做的。鋪好床以後，她就站在那裡，同我閒聊。她把一天的經歷，原原本本，詳詳細細，都向我「匯報」。她見了什麼人，買了什麼東西，碰到了什麼事情，到過什麼地方，一一細說，有時還繪聲繪形，說得眉飛色舞。我無話可答，只能洗耳恭聽。她的一些婆婆媽媽的事情，我並不感興趣。但是，我初到德國時，聽說德語的能力都不強。每天晚上上半小時的「聽力課」，對我大有幫助。我的女房東實際上成了我的不收費的義務教員。這一點我從來沒有對她說，她也永遠不會懂的。「彙報」完了以後，照例說一句：「夜安！祝你愉快地安眠！」我也說同樣的話，然後她退出，回到自己的房間裡。我把皮鞋放在門外，明天早晨，她把鞋擦亮。我這一天的活動就算結束了，上床睡覺。

　　其餘許多雜活，比如說洗衣服、洗床單、準備洗澡水，等等，無不由女房東去幹。德國被子是鴨絨的，鴨絨沒有被固定起來，在被套裡面享有絕對自由活動的權利。我初到德國時，很不習慣，睡下以後，在夢中翻兩次身，鴨絨就都活動到被套的一邊去，這裡絨毛堆積如山，而另一邊則只剩下兩層薄布，當然就不能禦寒，我往往被凍醒。我向女房東一講，她笑得眼睛裡直流淚。她於是細心教我使用鴨絨被的方法。我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在她的照顧下愉快地生活。

　　她的家庭看來是非常和睦的，丈夫忠厚老實，一個獨生子不在家，老夫婦倆對兒子愛如掌上明珠。我記得，有一段時間，老頭月月購買哥廷根的麵包和香腸，打起包裹，送到郵局，寄給在達姆施塔特（Darmstadt）高工唸書的兒子。老頭腿有點毛病，走路一瘸一拐，很不靈便；雖然拿著手杖，仍然非常吃力。可他不辭辛勞，月月如此。後來老夫婦倆出去度假，順便去看兒子。到兒子的住處大學生宿舍裡去，一瞥間，他們看到老頭千辛萬苦寄來的麵包和香腸，卻發了霉，乾癟癟地躺在桌子下面。老頭怎樣想，不得而知。老太太回家後，在晚上向我「匯報」時，絮絮叨叨地講到這件事，說她大為吃驚。但是，奇怪的是，老頭還是照樣拖著兩條沉重的腿，把麵包和香腸寄走。我不禁想到，「可憐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之所同。然而兒女對待父母的態度，東西方卻大不相同了。章太太的男房東可以為證。我並不提倡愚忠愚孝。但是，即使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化為一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像房東兒子的做法不也是有點過分了嗎？

　　女房東心裡也是有不平的。

　　兒子結了婚，住在外城，生了一個小孫女。有一次，全家回家來探望父母。兒媳長得非常漂亮，衣著也十分摩登。但是，女房東對她好像並不熱情，對小孫女也並不寵愛。兒媳是年輕人，對好多事情有點馬大哈，從中也可以看出德國兩代人之間的「代溝」。有一天，兒媳使用手紙過多，把馬桶給堵塞了。老太太非常不滿意，拉著我到衛生間指給我看。臉上露出了許多怪相，有憤怒，有輕蔑，有不滿，有憎怨。此事她當然不能對兒子講，連丈夫大概也沒有敢講，茫茫宇宙間她只有對我一個人訴說不平了。

　　女房東也是有偏見的。

　　關於戴帽子的偏見，我在上面已經談過了，這裡不再重複。她的偏見不只限於這一點，而且最突出的也不是這一件事。最突出的是宗教偏見。她自己信奉的是耶穌教，對天主教懷有莫名其妙的刻骨仇恨。世界各地區各民族都毫無例外的有宗教偏見，這種偏見比任何其他偏見都更偏見。歐洲耶穌基督教新舊兩派之間的偏見，也是異常突出的。我的女房東沒有很高的文化，她的偏見也因而更固執。但她偏偏碰到一個天主教的好人。女房東每個月要僱人洗一次衣服、床單等等。承擔這項工作的是一個天主教的老處女，年紀比女房東還要大，總有六十多歲了。她沒有財產，沒有職業，就靠幫人洗衣服為生。人非常老實，一天說不了幾句話。卻是一個十分虔誠的信徒，每月的收入，除了維持極其簡樸的生活以外，全都交給教堂。她大概希望百年之後能夠在虛無縹緲的天堂裡佔一個角落吧。女房東經常對我說：「特雷莎（Therese）忠誠得像黃金一樣。」特雷莎是她的名字。但是，忠誠歸忠誠，一提到宗教，女房東就憤憤不平，晚上向我「匯報」時，對她也時有微詞，具體的例子卻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的女房東就是這樣一個有不平、有偏見、有自己的與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國家大局無關的小憂愁小煩惱，這樣那樣的特點的平平常常的人；卻是一個心地善良、厚道，不會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

　　她的一生也是頗為坎坷的，走的並非都是陽關大道。據她自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人家裡普遍都有金子，她家裡也一樣。大戰一結束，德國發了瘋似的通貨膨脹，把她的一點點黃金都膨脹光了，成了無金階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她只是靠工資過日子。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她從來不讚揚希特勒，當然更不懂去反對他。由於種族偏見，猶太人她是反對的，但也說不上是「積極分子」，只是隨大流而已。她在鄉下沒有關係戶，食品同我一樣短缺。在大戰中間，她丈夫餓得從一個大胖子變成一個瘦子，終於離開了人世。老兩口一生和睦相處，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倆拌過嘴，吵過架。老頭一死，只剩下她孤零一人。兒子極少回來，屋子裡空蕩蕩的。她心裡是什麼滋味，我不知道。從表面上來看，她只能同我這一個異邦的青年相依為命了。

　　戰爭到了接近尾聲的時候，日子越來越難過。不但食品短缺，連燃料也無法弄到。哥廷根市政府俯順民情，決定讓居民到山上去砍伐樹木。在這裡也可以看到德國人辦事之細緻、之有條不紊、之遵守法紀。政府工作人員在茫茫的林海中劃出了一個可以砍伐的地區，把區內的樹逐一檢查，可以砍伐者畫上紅圈。砍伐沒有紅圈的樹，要受到處罰。女房東家裡沒有勞動力，我當然當仁不讓，陪她上山，砍了一天樹，運下山來，運到一個木匠家裡，用機器截成短段，然後運回家來，貯存在地下室裡，供取暖之用。由於那一個木匠態度非常壞，我看不下去，同他吵了一架。他過後到我家來，表示歉意。我覺得，這不過是小事一端，一笑置之而已。

　　我的女房東是一個平常人，當然不能免俗。當年德國社會中非常重視學銜，說話必須稱呼對方的頭銜。對方是教授，必須呼之為「教授先生」；對方是博士，必須呼之為「博士先生」。不這樣，就顯得有點不禮貌。女房東當然不會是例外。我通過了博士口試以後，當天晚上「匯報」時，她突然笑著問說：「我從今以後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我真是大吃一驚，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連忙說：「完全沒有必要！」她也不再堅持，仍然照舊叫我「季先生」，我稱她為「歐樸爾太太」，相安無事。

　　一想到我的母親般的女房東，我就回憶聯翩。在漫長的十年中，我們晨夕相處，從來沒有任何矛盾。值得回憶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即使回憶困難時期的情景，這回憶也仍然是甜蜜的。這些回憶一時是寫不完的，因此我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離開德國以後，在瑞士停留期間，我曾給女房東寫過幾次信。回國以後，在北平，我費了千辛萬苦，弄到了一罐美國咖啡，大喜若狂。我知道，她同許多德國人一樣，嗜咖啡若命。我連忙跑到郵局，把郵包寄走，期望它能越過千山萬水，送到老太太手中，讓她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獲得一點喜悅。我不記得收到了她的回信。到了五十年代，「海外關係」成了十分危險的東西。我再也不敢寫信給她，從此便雲天渺茫，互不相聞。正如杜甫所說的「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一九八三年，在離開哥廷根將近四十年之後，我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特意擠出時間，到我的故居去看了看。房子整潔如故，四十年漫長歲月的痕跡一點也看不出來。我走上三樓，我的住房門外的銅牌上已經換了名字。我也無從打聽女房東的下落，她恐怕早已離開了人世，同她丈夫一起，靜臥在公墓的一個角落裡。我回首前塵，百感交集。人生本來就是這樣，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只有虔心禱祝她那在天之靈──如果有的話──永遠安息。

喜鵲窩

　　我是鄉下人。小時候在鄉下住過幾年。鄉下，樹多，鳥多，樹上的鳥窩多。秋冬之際，樹上的葉子落光，抬頭就能看到高樹頂上的許多鳥窩，宛如一個個的黑色蘑菇。

　　但是，我同許多鄉下人一樣，對鳥並不特別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昆蟲中的知了（我們那裡讀如jie liu，也就是蟬），在水族中是蝦。夏天晚上，在場院裡乘涼，在大柳樹下，用麥秸點上一把火。赤腳爬上樹去，用力一搖晃，知了便像雨點似的紛紛落下。如果嫌熱，就跳到葦坑裡，在葦叢中伸手一摸，就能摸到一些個兒不小的蝦，帶著雙夾，齊白石畫的就是這一種蝦。

　　鳥卻不能帶給我這樣的快樂，我有時甚至還感到厭煩。麻雀整天喳喳亂叫，還偷吃莊稼。烏鴉穿一身黑色的晚禮服，名聲一向不好，鄉下人總把它同死亡聯繫起來，「哇！哇！」兩聲，叫得人身上起雞皮疙瘩。只有喜鵲沾了「喜」字的光，至少不引起人們的反感。那時候，鄉下人餓著肚皮，又不是詩人，哪裡會有甚麼閒情雅興來欣賞鳥的鳴聲呢？連喜鵲「喳，喳」的叫聲也不例外。我雖然只有幾歲，鄉下人的偏見我都具備。只有一件事現在回想起來還能聊以自慰：我從來沒有爬上樹去掏喜鵲的窩。

　　後來我到了城裡，變成了城裡人。初到的時候，我簡直像是進入迷宮。這麼多人，這麼多車，這麼多商店，這麼多大街小巷。我吃驚得目瞪口呆。有一年，母親在鄉下去世了，我回家奔喪。小時候的大娘、大嬸見了我就問：

　　「尋（讀若xin）了媳婦沒有？」

　　這問題好回答。我敬謹答曰：

　　「尋了。」

　　「是一個莊上的嗎？」

　　我一時語塞，知道鄉下人沒有進過城，他們不知道城裡不是村莊。想解釋一下，又怕三言兩語說不清楚，最終還是弄一個「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一時靈機一動，採用了魯迅先生的辦法，含糊答曰：

　　「唔！唔！」

　　誰也不知道「唔，唔」是甚麼意思。妙就妙在誰也不知道是甚麼意思。鄉下的大娘、大嬸不是哲學家，不懂甚麼邏輯思維，她們不「打破砂鍋問到底」。我的口試就算及了格。

　　這一件小事雖小，它卻充分說明了鄉下人和城裡人的思維和情趣是多麼不同。回頭再談鳥兒。城裡不是鳥的天堂。除了麻雀以外，別的鳥很少見到。常言道：物以稀為貴。於是城裡的鳥就「貴」起來了，城裡一些人對鳥也就有了感情。如果碰巧能看到高樹頂端上的鳥窩，那簡直是一件稀罕事兒。小孩子會在樹下面拍手歡跳。

　　中國古代的詩人，雖然有的出生在鄉下，但是中了科舉，當官一定是在城裡。既然是詩人，感情定是十分細膩。這種細膩表現在方方面面，也表現在對鳥，特別是對鳥鳴的喜愛上。這樣的詩句，用不著去查書，一回想就能夠想到一大堆。「鳥鳴山更幽」，「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人歸山郭暗，雁下蘆洲白」，「微雨靄芳原，春鳩鳴何處」，「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雲陰且晴。嘶酸芻雁失群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為靜其波，鳥亦罷其鳴。」等等，用不著再多舉了。中國古代詩人對鳥和鳥鳴感情之深概可想見了。

　　只有陶淵明的一句詩，我覺得有點怪。「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雞飛上樹去高聲嗚叫，我確實沒有見過。「雞鳴桑樹巔」，這一句話頗為突兀。難道晉朝江西的雞真有飛到桑樹頂上去高叫的脾氣嗎？

　　不管怎樣，中國古代詩人對鳥及其鳴聲特別敏感，已是一個彰明昭著的事實。再看一看西方文學，不能不感到其間的差別。西方詩歌中，除了雲雀和夜鶯外，其他的鳥及其鳴聲似乎很少受詩人的垂青。這裡面是否也含有很深的審美情趣的差別呢？是否也含有東西方詩人，再擴而大之是一般人之間對大自然的關係的差別呢？姑妄言之。

　　我繞彎子說了半天，無非是想說中國的城裡人對鳥比較有感情而已。我這個由鄉下人變為城裡人的人，也逐漸愛起鳥來。可惜我半輩子始終是在大城市裡轉，在中國是如此，在德國和瑞士仍然是如此。空有愛鳥之心，愛的對象卻難找到，在心靈深處難免感到惆悵。

　　一直到四十多年前，我四十多歲了，才從沙灘──真像是一片沙漠──搬到風光旖旎林木蓊鬱的燕園裡來。這裡雖處城市，卻似鄉村，真正是鳥的天堂。我又能看到鳥了；不是一隻，而是成群；不是一種，而是多種；不但看到它們飛，而且聽到它們叫；不但看到它們在草地上蹦跳，而且看到高樹頂上搭窩。我真是顧而樂之，多年乾涸的心靈似乎又注入了一股清泉。

　　在眾多的鳥中，給我印象最深、我最喜愛的還是喜鵲。在我住的樓前，沿著湖畔，有一排高大的垂柳，在馬路對面則是一排高聳入雲的楊樹。樓西和樓後，小山下面，有幾棵高大的榆樹，小山上有一棵至少有六七百年的古松。可以說我們的樓是處在綠色叢中。我原住在西門洞的二樓上，書房面西，正對著那幾棵榆樹。一到春天，喜鵲和其他鳥的叫聲不停。喜鵲不知道是通過甚麼方式，大概是既無父母之命，也沒有媒妁之言，自由戀愛，結成了情侶，情侶不停地在群樹之間穿梭飛行，嘴裡往往叼著小樹枝，想到什麼地方去搭窩。我天天早上最大的樂趣就是看喜鵲們箭似的飛翔，喳喳地歡叫，往往能看上、聽上半天。

　　有一天，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然而又合乎我的心願，窗外大榆樹上有一團黑色的東西，我豁然開朗：這是喜鵲在搭窩。我現在不用出門就能夠看到喜鵲窩了，樂何如之。從此我的眼睛和耳朵完全集中到這一對喜鵲和它們的窩上，其他的鳥鳴聲彷彿都不存在了。每次我看書寫作疲倦了，就向窗外看一看。一看到喜鵲窩就像鄭板橋看到白銀那樣，「心花怒放，書畫皆佳」。我的靈感風起雲湧，連記憶力都彷彿是變了樣子，大有過目不忘之概了。

　　光陰流轉，轉瞬已是春末夏初。窩裡的喜鵲小寶寶看樣子已經成長起來了。每當颳風下雨，我心裡就揪成一團，我很怕它們的窩經受不住風吹雨打。當我看到，不管風多麼狂，雨多麼驟，那一個黑蘑菇似的窩仍然固若金湯，我的心就放下了。我幻想，此時喜鵲媽媽和喜鵲爸爸正在窩裡伸開了翅膀，把小寶寶遮蓋得嚴嚴實實，喜鵲一家正在做著甜美的夢，夢到燕園風和日麗；夢到燕園花團錦簇；夢到小蟲子和小蚱蜢自己飛到窩裡來，小寶寶食用不盡；夢到湖光塔影忽然移到了大榆樹下面……

　　這一切原本都是幻影，然而我卻淚眼模糊，再也無法幻想下去了。我從小失去了慈母，失去了母愛。一個失去了母愛的人，必然是一個心靈不完整或不正常的人。在七八十年的漫長時期中，不管是甚麼時候，也不管我是在甚麼地方，只要提到了失去母愛，失去母親，我必然立即淚水盈眶。對人是如此，對鳥獸也是如此。中國古人常說「終天之恨」，我這真正是「終天之恨」了，這個恨只能等我離開人世才能消泯，這是無可懷疑的了。中國古詩說：「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待母歸。」真是藹然仁者之言，我每次暗誦，都會感到心靈震撼的。

　　但是，天有不測風雲，鳥有旦夕禍福。正當我為這一家幸福的喜鵲感到幸福而自我陶醉的時候，禍事發生了。一天早上，我坐在書桌前，真是無巧不成書，我一抬頭正看到一個小男孩赤腳爬上了那一棵榆樹，伸手從喜鵲窩裡把喜鵲寶寶掏了出來。掏了幾隻，我沒有看清，不敢瞎說。總之是掏走了。只看這一個小男孩像猿猴一般，轉瞬跳下樹來，前後也不過幾分鐘，手裡抓著小喜鵲，消逝得無影無蹤了。我很想下樓去干預一下；但是一想到在浩劫中我頭上戴的那一頂可怕的沉重的帽子，都還在似摘未摘之間，我只能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如果那一個小男孩是工人的孩子，那豈不成了「階級報復」了嗎？我吃了老虎心、豹子膽，也不敢動一動呀！我只有伏在桌上，暗自啜泣。

　　完了，完了，一切全完了。喜鵲的美夢消失了，我的美夢也消失了。我從此抑鬱不樂，甚至不敢再抬頭看窗外的大榆樹。喜鵲媽媽和喜鵲爸爸的心情我不得而知。它們痛失愛子，至少也不會比我更好過。一連好幾天，我聽到窗外這一對喜鵲喳喳哀鳴，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我不忍再抬頭看它們。不知甚麼時候，這一對喜鵲不見了。它們大概是懷著一顆破碎的心，飛到甚麼地方另起爐灶去了。過了一兩年，大榆樹上的那一個喜鵲窩，也由於沒加維修，鵲去窩空，被風吹得無影無蹤了。

　　我卻還並沒有死心，那一棵大榆樹不行了，我就寄希望於其他樹木。喜鵲們選擇搭窩的樹，不知道是根據甚麼標準。根據我這個人的標準，我覺得，樓前，樓後，樓左，樓右，許多高大的樹都合乎搭窩的標準。我於是就盼望起來，年年盼，月月盼，盼星星，盼月亮，盼得雙眼發紅光。一到春天，我出門，首先抬頭往樹上瞧，枝頭光禿禿的，甚麼東西也沒有。我有時候真有點發急，甚至有點發狂，我想用眼睛看出一個喜鵲窩來。然而這一切都白搭，都徒然。

　　今年春天，也就是現在，我走出樓門，偶爾一抬頭，我在上面講的那一棵大榆樹上，在光禿禿的枝幹中間，又看到一團黑糊糊的東西。連年來我老眼昏花，對眼睛已經失去了自信力，我在驚喜之餘，連忙擦了擦眼，又使勁瞪大了眼睛，我明白無誤地看到了：是一個新搭成的喜鵲窩。我的高興是任何語言文字都無法形容的。然而福不單至。過了不久，臨湖的一棵高大的垂柳頂上，一對喜鵲又在忙忙碌碌地飛上飛下，嘴裡叼著小樹枝，正在搭一個窩。這一次的驚喜又遠遠超過了上一回。難道我今生的華蓋運真已經交過了嗎？

　　當年爬樹掏喜鵲窩的那一個小男孩，現在早已長成大人了吧。他或許已經留了洋，或者下了海，或者成了「大款」。此事他也許早已忘記了。我潛心默禱，希望不要再出這樣一個孩子，希望這兩個喜鵲窩能夠存在下去，希望在燕園裡千百棵大樹上都能有這樣黑蘑菇似的喜鵲窩，希望在這裡，在全中國，在全世界，人與鳥都能和睦融洽像一家人一樣生活下去，希望人與鳥共同造成一個和諧的宇宙。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

神奇的絲瓜

　　今年春天，孩子們在房前空地上，斬草挖土，開闢出來了一個一丈見方的小園。周圍用竹竿紮了一個籬笆，移來了一棵玉蘭花樹，栽上了幾株月季花，又在竹籬下面隨意種上了幾棵扁豆和兩棵絲瓜。土壤並不肥沃，雖然也鋪上了一層河泥，但估計不會起很大的作用，大家不過是玩玩而已。

　　過了不久，絲瓜竟然長了出來，而且日益茁壯、長大。這當然增加了我們的興趣，但是我們也並沒有過高的期望。我自己每天早晨工作疲倦了，常到屋旁的小土山上走一走，站一站，看看牆外馬路上的車水馬龍和亞運會招展的彩旗，顧而樂之，只不過順便看一看絲瓜罷了。

　　絲瓜是普通的植物，我也並沒有想到會有什麼神奇之處。可是忽然有一天，我發現絲瓜秧爬出了籬笆，爬上了樓牆。以後，每天看絲瓜，總比前一天向樓上爬了一大段；最後竟從一樓爬上了二樓，又從二樓爬上了三樓。說它每天長出半尺，絕非誇大之詞。絲瓜的秧不過像細繩一般粗，如不注意，連它的根在什麼地方，都找不到。這樣細的一根秧竟能在一夜之間輸送這樣多的水分和養料，供應前方，使得上面的葉子長得又肥又綠，爬在灰白色的牆上，一片濃綠，給土牆增添了無量活力與生機。

　　這當然讓我感到很驚奇，我的興趣隨之大大地提高。每天早晨看絲瓜成了我的主要任務，爬小山反而成為次要的了。我往往注視著細細的瓜秧和濃綠的瓜葉，陷入沉思，想得很遠，很遠……

　　又過了幾天，絲瓜開出了黃花。再過幾天，有的黃花就變成了小小的綠色的瓜。瓜越長越長，越長越大，重量當然也越來越增加，最初長出的那一個小瓜竟把瓜秧墜下來了一點，直挺挺地懸垂在空中，隨風搖擺。我真是替它擔心，生怕它經不住這一份重量，會整個地從樓上墜了下來落到地上。

　　然而不久就證明了，我這種擔心是多餘的。最初長出來的瓜不再長大，彷彿得到命令停止了生長。在上面，在三樓一位一百零二歲的老太太的窗台上，卻長出來了兩個瓜。這兩個瓜後來居上，發瘋似的猛長，不久就長成了小孩胳臂一般粗了。這兩個瓜加起來恐怕有五六斤重，那一根細秧怎麼能承擔得住呢？我又擔心起來。沒過幾天，事實又證明了我是杞人憂天。兩個瓜不知從什麼時候忽然彎了起來，把軀體放在老太太的窗台上，從下面看上去，活像兩個粗大彎曲的綠色牛角。

　　不知道從哪一天起，我忽然又發現，在兩個大瓜的下面，在二三樓之間，在一根細秧的頂端，又長出來了一個瓜，垂直地懸在那裡。我又犯了擔心病：這個瓜上面夠不到窗台，下面也是空空的；總有一天，它越長越大，會把上面的兩個大瓜也墜了下來，一起墜到地上，落葉歸根，同它的根部聚合在一起。

　　然而今天早晨，我卻看到了奇跡。同往日一樣，我習慣地抬頭看瓜：下面最小的那一個早已停止生長，孤零零地懸在空中，似乎一點份量都沒有；上面老太太窗台上那兩個大的，似乎長得更大了，威武雄壯地壓在窗台上；中間的那一個卻不見了。我看看地上，沒有看到掉下來的瓜。等我倒退幾步抬頭再看時，卻看到那一個我認為失蹤了的瓜，平著身子躺在抗震加固時築上的緊靠樓牆凸出的一個檯子上。這真讓我大吃一驚。這樣一個原來垂直懸在空中的瓜怎麼忽然平身躺在那裡了呢？這個凸出的檯子無論是從上面還是從下面都是無法上去的，絕不會有人把絲瓜擺平的。

　　我百思不得其解，徘徊在絲瓜下面，像達摩老祖一樣，面壁參禪。我彷彿覺得這棵絲瓜有了思想，它能考慮問題，而且還有行動，它能讓無法承擔重量的瓜停止生長；它能給處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擔重量的地方，給這樣的瓜特殊待遇，讓它們瘋狂地長；它能讓懸垂的瓜平身躺下。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無論如何也無法解釋我上面談到的現象。但是，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又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絲瓜用什麼來思想呢？絲瓜靠什麼來指導自己的行動呢？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從來也沒有人說過，絲瓜會有思想。我左考慮，右考慮，越考慮越糊塗。我無法同絲瓜對話，這是一個沉默的奇跡。瓜秧彷彿成了一根神秘的繩子，綠葉上照舊濃翠撲人眉宇。我站在絲瓜下面，陷入夢幻。而絲瓜則似乎心中有數，無言靜觀，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彷彿含笑面對秋陽。

　　　　一九九○年十月九日

三個小女孩

　　我生平有一樁往事：一些孩子無緣無故地喜歡我，愛我；我也無緣無故地喜歡這些孩子，愛這些孩子。如果我以糖果餅餌相誘，引得小孩子喜歡我，那是司空見慣，平平常常，根本算不上什麼「怪事」。但是，對我來說，情況卻絕對不是這樣。我同這些孩子都是邂逅相遇，都是第一次見面，我語不驚人，貌不壓眾，不過是普普通通，不修邊幅，常常被人誤認為是學校的老工人。這樣一個人而能引起天真無邪、毫無功利目的、二三歲以至十一二歲的孩子的歡心，其中道理，我解釋不通，我相信，也沒有別人能解釋通，包括贊天地之化育的哲學家們在內。

　　我說這是一樁「怪事」，不是恰如其分嗎？不說它是「怪事」，又能說它是什麼呢？

　　大約在五十年代，當時老祖和德華還沒有搬到北京來。我暑假回濟南探親。我的家在南關佛山街。我們家住西屋和北屋，南屋住的是一家姓田的木匠。他有一兒二女，小女兒名叫華子，我們把這個小名又進一步變為愛稱：「華華兒。」她大概只有兩歲，路走不穩，走起來晃晃蕩蕩，兩條小腿十分吃力，話也說不全。按輩分，她應該叫我「大爺」；但是華華還發不出兩個字的音，她把「大爺」簡化為「爺」。一見了我，就搖搖晃晃，跑了過來，滿嘴「爺」、「爺」不停地喊著。走到我跟前，一下子抱住了我的腿，彷彿有無限的樂趣。她媽喊她，她置之不理，勉強抱走，她就哭著奮力掙脫。有時候，我在北屋睡午覺，只覺得周圍鴉雀無聲，闃靜幽雅。「北堂夏睡足」，一枕黃粱，猛一睜眼：一個小東西站在我的身旁，大氣不出。一見我醒來，立即「爺」、「爺」叫個不停，不知道她已經等了多久了。我此時真是萬感集心，連忙抱起小東西，連聲叫著「華華兒」。有一次我出門辦事，回來走到大門口，華華媽正把她抱在懷裡，她說，她想試一試華華，看她怎麼辦。然而奇跡出現了：華華一看到我，立即用驚人的力量，從媽媽懷裡掙脫出來，舉起小手，要我抱她。她媽媽說，她早就想到有這種可能，卻沒有想到華華掙脫的力量竟是這樣驚人地大。大家都大笑不止，然而我卻在笑中想流眼淚。有一年，老祖和德華來京小住，後來聽同院的人說，在上著鎖的西屋門前，天天有兩個小動物在那裡蹲守：一個是一隻貓，一個是已經長到三四歲的華華。「可憐小兒女，不解憶長安。」華華大概還不知道什麼北京，不知道什麼別離。天天去蹲守，她那天真稚嫩的心靈裡，不知是什麼滋味，望眼欲穿而不見伊人。她的失望，她的寂寞，大概她自己也說不出，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了。

　　上面是華華的故事，下面再講吳雙的故事。

　　八十年代的某一年，我應邀赴上海外國語大學去訪問。我的學生吳永年教授十分熱情地招待我。學校領導陪我參觀，永年帶了他的妻子和女兒吳雙來見我。吳雙大概有六七歲光景，是一個秀美、文靜、活潑、伶俐的小女孩。我們是第一次見面，最初她還有點靦腆，叫了一聲「爺爺」以後，低下頭，不敢看我。但是，我們在校園中走了沒有多久，她悄悄地走過來，挽住我的右臂，扶我走路，一直偎依在我的身旁，她爸爸媽媽都有點吃驚，有點不理解。我當然更是吃驚，更是不理解。一直等到我們參觀完了圖書館和許多大樓，吳雙總是寸步不離地挽住我的右臂，一直到我們不得不離開學校，不得不同吳雙和她爸爸媽媽分手為止，吳雙眼睛中流露出依戀又頗有一點淒涼的眼神。從此，我們就結成了相差六七十歲的忘年交。她用幼稚卻認真秀美的小字寫信給我。我給永年寫信，也總忘不了吳雙。我始終不知道，我有什麼地方值得這樣一個聰明可愛的小女孩眷戀？

　　上面是吳雙的故事，現在輪到未未了。未未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姓賈，爸爸是延邊大學出版社的社長，學國文出身，剛強、正直、幹練，是一個絕不會阿諛奉承的硬漢子。母親王文宏，延邊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性格與丈夫迥乎不同，多愁、善感、溫柔、淳樸、感情充沛，用我的話來說，就是：感情超過了需要。她不相信天底下還有壞人，她是個才女，寫詩，寫小說，在延邊地區頗有點名氣，研究的專行是美學、文藝理論與禪學，是一個極有前途的女青年學者。十年前，我在北大通過劉烜教授的介紹，認識了她。去年秋季她又以訪問學者的名義重返北大，算是投到了我的門下。一年以來，學習十分勤奮。我對美學和禪學，雖然也看過一些書，並且有些想法和看法，寫成了文章，但實際上是「野狐談禪」，成不了正道的。蒙她不棄，從我受學，使得我經常觳觫不安，如芒刺在背。也許我那一些內行人絕不會說的石破天驚的奇談怪論，對她有了點用處？連這一點我也是沒有自信的。

　　由於她母親在北大學習，未未曾於寒假時來北大一次，她父親也陪來了。第一次見面，我發現未未同別的年齡差不多的女孩不一樣。面貌秀美，逗人喜愛，卻有點蒼白。個子不矮，卻有點弱不禁風。不大說話，說話也是慢聲細語。文宏說她是嬌生慣養慣了，有點自我撒嬌。但我看不像。總之，第一次見面，這個東北長白山下來的小女孩，對我成了個謎。我約了幾位朋友，請她全家吃飯。吃飯的時候，她依然是少言寡語。但是，等到出門步行回北大的時候，卻出現了出我意料的事情。我身居師座，兼又老邁，文宏便從左邊扶住我的左臂攙扶著我。說老實話，我雖老態龍鍾，卻還不到非讓人攙扶不行的地步。文宏這一番心意我卻不能拒絕，索性倚老賣老，任她攙扶，倘若再遞給我一個龍頭枴杖，那就很有點舊戲台上佘太君或者國畫大師齊白石的派頭了。然而，正當我在心中暗暗覺得好笑的時候，未未卻一步搶上前來，抓住了我的右臂來攙扶住我，並且示意她母親放鬆抓我左臂的手，彷彿攙扶我是她的專利，不許別人插手。她這一舉動，我確實沒有想到。然而，事情既然發生──由它去吧！

　　過了不久，未未就回到了延吉。適逢今年是我八十五歲生日，文宏在北大雖已結業，卻專門留下來為我祝壽。她把丈夫和女兒都請到北京來，同一些在我身邊工作了多年的朋友，為我設壽宴。最後一天，出於玉潔的建議，我們一起共有十六人之多，來到了圓明園。圓明園我早就熟悉，六七十年前，當我還在清華大學讀書的時候，晚飯後，常常同幾個同學步行到圓明園來散步。此時圓明園已破落不堪，滿園野草叢生，狐鼠出沒，「西風殘照，清家廢宮」，我指的是西洋樓遺址。當年何等輝煌，而今只剩下幾個漢白玉雕成的古希臘式的宮門，也都已殘缺不全。「牧童打碎了龍碑帽」，雖然不見得真有牧童，然而情景之淒涼、寂寞，恐怕與當年的明故宮也差不多了。我們當時還都很年輕，不大容易發思古之幽情，不過愛其地方幽靜，來散散步而已。

　　建國後，北大移來燕園，我住的樓房，僅與圓明園有一條馬路之隔。登上樓旁小山，遙望圓明園之一角綠樹蓊鬱，時涉遐想。今天竟然身臨其境，早已面目全非，讓我連連吃驚，彷彿美國作家Washington　Irving筆下的Rip　Van　Winkei「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等他回到家鄉的時候，連自己的曾孫都成了老爺爺，沒有人認識他了。現在我已不認識圓明園了，圓明園當然也不會認識我。園內遊人摩肩接踵，多如過江之鯽。而商人們又競奇鬥妍，各出奇招，想出了種種的門道，使得遊人如癡如醉。我們當然也不會例外，痛痛快快地暢遊了半天，福海泛舟，飯店盛宴。我的「西洋樓」卻如蓬萊三山，不知隱藏在何方了？

　　第二天是文宏全家回延吉的日子。一大早，文宏就帶了未未來向我辭行。我上面已經說到，文宏是感情極為充沛的人，雖是暫時別離，她恐怕也會受不了。小蕭為此曾在事前建議過：臨別時，誰也不許流眼淚。在許多人心目中，我是一個怪人，對人呆板冷漠，但是，真正瞭解我的人卻給我送了一個綽號：「鐵皮暖瓶」，外面冰冷而內心極熱。我自己覺得，這個比喻道出了一部分真理，但是，我現在已屆望九之年，我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天使和撒旦都對我垂青過。一生磨煉，已把我磨成了一個「世故老人」，於必要時，我能夠運用一個世故老人的禪定之力，把自己的感情控制住。年輕人，道行不高的人，恐怕難以做到這一點的。

　　現在，未未和她媽媽就坐在我的眼前。我口中唸唸有詞，調動我的定力來拴住自己的感情，滿面含笑，大講蘇東坡的詞：「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又引用俗語：「千里涼棚，沒有不散的筵席。」自謂「口若懸河瀉水，滔滔不絕」。然而，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文宏大概為了遵守對小蕭的諾言，淚珠只停留在眼眶中，間或也滴下兩滴。而未未卻不懂什麼諾言，不會有什麼定力，坐在床邊上，一語不發，淚珠彷彿斷了線似的流個不停。我那八十多年的定力有點動搖了，我心裡有點發慌，連忙強打精神，含淚微笑，送她母女出門。一走上門前的路，未未好像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臂，伏在我懷裡，哭了起來。熱淚透過了我的襯衣，透過了我的皮膚，熱意一直滴到我的心頭。我忍住眼淚，捧起未未的臉，說：「好孩子！不要難過！我們還會見面的！」未未說：「爺爺！我會給你寫信的！」我此時的心情，連才尚未盡的江郎也是寫不出來的，他那名垂千古的《別賦》中，就找不到對類似我現在的心情的描繪，何況我這樣本來無才可盡的俗人呢？我挽著未未的胳臂，送她們母女過了樓西曲徑通幽的小橋，又忽然臨時頓悟：唐朝人送別有灞橋折柳的故事。我連忙走到湖邊，從一棵垂柳上折下了一條柳枝，遞到文宏手中。我一直看她母女倆折過小山，向我招手，直等到連消逝的背影也看不到的時候，才慢慢地走回家來。此時，我再不需要我那勞什子定力，索性讓眼淚流個痛快。

　　三個女孩的故事就講完了。

　　還不到兩歲的華華為什麼對我有這樣深的感情，我百思不得其解。

　　五六歲第一次見面的吳雙，為什麼對我有這樣深的感情，我千思不得其解。

　　十二歲下學期才上初中的未未，為什麼對我有這樣深的感情，我萬思不得其解。

　　然而這都是事實，我沒有半個字的虛構。我一生能遇到這樣三個小女孩，就算是不虛此生了。

　　到今天，華華已經超過四十歲。按正常的生活秩序，她早應該「綠葉成蔭」了，不知道她是否還記得我這「爺」？

　　吳雙恐大學已經畢業了，因為我同她父親始終有聯繫，她一定還會記得我這樣一位「北京爺爺」的。

　　至於未未，我們離別才幾天。我相信，她會遵守自己的諾言給我寫信的。而且她父親常來北京，她母親也有可能再到北京學習、進修。我們這一次分別，僅僅不過是為下一次會面創造條件而已。

　　像奇跡一般，在八十多年內，我遇到了這樣三個小女孩，是我平生一大樂事，一樁怪事，但是人們常說，普天之下，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可是我這「緣」何在？我這「故」又何在呢？佛家講因緣，我們老百姓講「緣分」。雖然我不信佛，從來也不迷信，但是我只能相信「緣分」了。在我走到那個長滿了野百合花的地方之前，這三個同我有著說不出是怎樣來的緣分的小姑娘，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保留一點甜美，保留一點幸福，給我孤寂的晚年塗上點有活力的色彩。

遙遠的懷念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編輯部出了這樣一個絕妙的題目，實在是先得我心。我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寫這篇文章的任務。

　　唐代的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今之學者亦然。各行各業都必須有老師。「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雖然修行要靠自己，沒有領進門的師父，也是不行的。

　　我這一生，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過很多領我進門的師父。現在雖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為「人之患」（「人之患，在患為人師」），但是我越來越多地回憶起過去的老師來。感激之情，在內心深處油然而生。我今天的這一點點知識，有哪一樣不歸功於我的老師呢？從我上小學起，經過了初中、高中、大學一直到出國留學，我那些老師的面影依次浮現到我眼前來，我彷彿又受了一次他們的教誨。

　　關於國內的一些老師，我曾斷斷續續地寫過一些懷念的文章。我現在想選一位外國老師，這就是德國的瓦爾德施米特教授。

　　我於一九三四年從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在故鄉濟南省立高中當了一年國文教員。一九三五年深秋，我到了德國，在哥廷根大學學習。從一九三六年春天起，我從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曾旁聽過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我當時就對梵文發生了興趣。但那時在國內沒有人開梵文課，只好畫餅充飢，徒喚奈何。到了哥廷根以後，終於有了學習的機會，我簡直是如魚得水，樂不可支。教授也似乎非常高興。他當時年紀還很輕，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更年輕，他剛在哥廷根大學得到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專家，專門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殘卷。除了梵文和巴利文外，還懂漢文和藏文，對他研究工作來說，這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一個中國人為什麼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完全理解。因此，他從來也沒有問過我學習的動機和理由。第一學期上梵文課時，班上只有三個學生：一個鄉村牧師，一個歷史系的學生，第三個就是我。梵文在德國也是冷門，三人成眾，有三個學生，教授就似乎很滿意了。

　　教授的教學方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關於德國教外語的方法我曾在幾篇文章裡都談到過，我口頭對人「宣傳」的次數就更多。我為什麼對它如此地偏愛呢？理由很簡單：它行之有效。我先講一講具體的情況。同其他外語課一樣，第一年梵文（正式名稱是：為初學者開設的梵文）每週二次，每次二小時。德國大學假期特長特多，每學期上課時間大約只有二十周，梵文上課時間共約八十小時，應該說是很少的。但是，我們第一學期就學完了全部梵文語法，還念了幾百句練習。在世界上已知的語言中，梵文恐怕是語法變化最複雜、最繁瑣，詞彙量最大的語言。語法規律之細緻、之彆扭，哪一種語言也比不上。能在短短的八十個小時內學完全部語法，是很難想像的。這同德國的外語教學法是分不開的。

　　第一次上課時，教授領我們念了念字母。我順便說一句，梵文字母也是非常囉唆的，絕對不像英文字母這樣簡明，無論如何，第一堂我覺得頗為舒服，沒感到有多大壓力。我心裡滿以為就這樣舒服下去的。第二次上課就給了我當頭一棒。教授對梵文非常複雜的連聲規律根本不加講解。教科書上的陽性名詞變化規律他也不講，一下子就讀起書後面附上的練習來。這些練習都是一句句的話，是從印度梵文典籍中選出來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種死文字，不像學習現代語言那樣一開始先學習一些同生活有關的簡單的句子：什麼「我吃飯」，「我睡覺」等。梵文練習題裡面的句子多少都脫離現代實際，理解起來頗不容易。教授要我讀練習句子，字母有些還面生可疑，語法概念更是一點也沒有。讀得結結巴巴，譯得莫名其妙，急得頭上冒汗，心中發火。下了課以後，就拚命預習。一句只有五六個字的練習，要查連聲，查語法，往往要做一兩個小時。準備兩小時的課，往往要用上一兩天的時間。我自己覺得，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真正是充分調動起來了。過了一段時間，自己也逐漸適應了這種學習方法。頭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裡的火越發越小了。我嘗到了甜頭。

　　除了梵文和巴利文以外，我在德國還開始學習了幾種別的外語。教學方法都是這個樣子。相傳十九世紀德國一位語言學家說過這樣的話：「拿學游泳來打個比方，我教外語就是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們推下水去。如果他們淹不死，游泳就學會了。」這只是一個比方，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雖然有點誇大，但道理不能說是沒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成了某一派「革命」群眾的眼中釘、肉中刺，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千隻腳」，批判得淋漓盡致。我宣傳過德國的外語教學法，成為大罪狀之首，說是宣傳德國法西斯思想。當時一些「革命小將」的批判發言，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胡說八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這種教學法興起時，連希特勒的爸爸都還沒有出世哩！我是「死不改悔」的頑固分子，今天我仍然覺得這種教學法能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盡早獨立自主地「親口嘗一嘗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這就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留給我的第一個也是最深的一個印象。從那以後，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征從軍為止，我每一學期都必選教授的課。我在課堂上（高年級的課叫做習彌那爾）讀過印度古代的史詩、劇本，讀過巴利文，解讀過中國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殘卷。他要求學生極為嚴格，梵文語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規律都必須認真掌握，絕不允許有半點馬虎和粗心大意，連一個字母他也絕不放過。學習近代語言，語法沒有那樣繁複，有時候用不著死記，只要多讀一些書，慢慢地也就學通了，但是梵文絕對不行。梵文語法規律有時候近似數學，必須細心地認真對付。教授在這一方面是十分認真的。後來我自己教學生了，我完全以教授為榜樣，對學生要求嚴格。等到我的學生當了老師的時候，他們也都沒有丟掉這一套謹嚴細緻的教學方法。教授的教澤真可謂無遠弗屆，流到中國來，還流了幾代。我也總算對得起我的老師了。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專門研究範圍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在這一方面，他是蜚聲世界的權威。他的老師是德國的梵文大家呂德斯教授，也是以學風謹嚴著稱的。教授的博士論文以及取得在大學授課資格的論文，都是關於新疆貝葉經的。這兩本厚厚的大書，裡面的材料異常豐富，處理材料的方式極端細緻謹嚴。一張張的圖表，一行行的統計數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令人頭腦昏眩。我一向雖然不能算是一個馬大哈，但是也從沒有想到寫科學研究論文竟然必須這樣瑣細。兩部大書好幾百頁，竟然沒有一個錯字，連標點符號，還有那些希奇古怪的特寫字母或符號，也都是個個確實無誤，這實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驚。德國人一向以徹底性自詡，我的教授忠誠地保留了德國的優良傳統，留給我的印象讓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用不盡。

　　但是給我教育最大的還是我寫博士論文的過程。按德國規定，一個想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必須念三個系：一個主系和兩個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兩個副系是斯拉夫語文系和英國語文系。指導博士論文的教授，德國學生戲稱之為「博士父親」。怎樣才能找到博士父親呢？這要由教授和學生兩個方面來決定。學生往往經過在幾個大學中獲得的實踐經驗，最後決定留在某一個大學跟某一個教授作博士論文。德國教授在大學裡至高無上，他說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學生將來出息不大，辱沒了自己的名聲。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條件越高。往往經過幾個學期的習彌那爾，教授真正覺得孺子可教，他才點頭收徒，並給他博士論文題目。

　　對我來講，我好像是沒有經過那樣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第四學期念完，教授就主動問我要不要一個論文題目。我聽了當然是受寵若驚，立刻表示願意。他說，他早就有一個題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問我接受不接受。我那時候對梵文所知極少，根本沒有選擇題目的能力，便滿口答應。題目就這樣定了下來。佛典《大事》是用所謂「混合梵文」寫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語，是一種亂七八糟雜湊起來的語言。這種語言對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語言發展史等都是很重要的。我一生對這種語言感興趣，其基礎就是當時打下的。

　　題目定下來以後，我一方面繼續參加教授的習彌那爾，聽英文系和斯拉夫語文系的課，另一方面就開始讀法國學者塞那校訂的《大事》，一共厚厚的三大本，我真是爭分奪秒，「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我把每一個動詞形式都做成卡片，還要查看大量的圖書雜誌，忙得不可開交。此時國際環境和生活環境越來越惡劣。吃的東西越來越少，不但黃油和肉幾乎絕跡，麵包和土豆也僅夠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黃油和麵包都摻了假，吃下肚子去，咕咕直叫。德國人是非常講究禮貌的。但在當時，在電影院裡，屁聲相應，習以為常。天上還有英美的飛機，天天飛越哥廷根上空。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炸彈落下，心裡終日危懼不安。在自己的祖國，日本軍國主義者姦淫擄掠，殺人如麻。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我是根本收不到家書的。家裡的妻子老小，生死不知。我在這種內外交迫下，天天晚上失眠。偶爾睡上一點，也是噩夢迷離。有時候夢到在祖國吃花生米，可見我當時對吃的要求已經低到什麼程度。幾粒花生米，連龍肝鳳髓也無法比得上了。

　　我的論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慢慢地寫下去的。我想，應當在分析限定動詞變化之前寫上一篇有份量的長的緒論，說明「混合梵語」的來龍去脈以及《大事》的一些情況。我覺得，只有這樣，論文才顯得有氣派。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種語言寫成的論文，做筆記，寫提綱。這個工作同做卡片同時並舉，經過了大約一年多的時間，終於寫成了一篇緒論，相當長。自己確實是費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覺良好，覺得文章分析源流，標列條目，洋洋灑灑，頗有神來之筆，是值得滿意的。我相信，這一舉一定會給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說不定還要把自己誇上一番。當時歐戰方殷，教授從軍回來短期休假。我就懷著這樣的美夢，把緒論送給了他。美夢照舊做了下去。隔了大約一個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內把文章退還給我，臉上含有笑意，最初並沒有說話。我心裡咯噔一下，直覺感到情勢有點不妙了。我打開稿子一看，沒有任何改動。只是在第一行第一個字前面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後一行最後一個字後面畫上了一個後括號。整篇文章就讓一個括號括了起來，意思就是說，全不存在了。這真是「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掉了。我彷彿當頭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這時候教授才慢慢地開了口：「你的文章費勁很大，引書不少。但是都是別人的意見，根本沒有你自己的創見。看上去面面俱到，實際上毫無價值。你重複別人的話，又不完整準確。如果有人對你的文章進行挑剔，從任何地方都能對你加以抨擊，而且我相信你根本無力還手。因此，我建議，把緒論統統刪掉。在對限定動詞進行分析以前，只寫上幾句說明就行了。」一席話說得我啞口無言，我無法反駁。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鬥爭，心潮滾滾，沖得我頭暈眼花。過了好一陣子，我的腦筋才清醒過來，彷彿做了黃粱一夢。我由衷地承認，教授的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體會到：寫論文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這是我一生第一次寫規模比較大的學術論文，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劇烈的打擊。然而我感激這一次打擊，它使我終生頭腦能夠比較清醒。沒有創見，不要寫文章，否則就是浪費紙張。有了創見寫論文，也不要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空洞的廢話少說不說為宜。我現在也早就有了學生了，我也把我從瓦爾德施米特教授那裡接來的衣缽傳給了他們。

　　我的回憶就寫到這裡為止。這樣一個好題目，我本來希望能寫出一篇像樣的東西。但是事與願違，文章不怎麼樣。所幸我沒有虛構，全是大實話，這對青年們也許還不無意義吧。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八日晨

法門寺

　　法門寺，多麼熟悉的名字啊！京劇有一齣戲，就叫做「法門寺」。其中有兩個角色，讓人永遠忘記不了：一個是太監劉瑾，一個是他的隨從賈桂。劉瑾氣焰萬丈，炙手可熱。他那種小人得志的情態，在戲劇中表現得惟妙惟肖，淋漓盡致，是京劇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賈桂則是奴顏婢膝，一副小人阿諛奉承的奴才相。他的「知名度」甚至高過劉瑾，幾乎是婦孺皆知。「賈桂思想」這個詞兒至今流傳。

　　我曾多次看「法門寺」這一齣戲，我非常欣賞演員們的表演藝術。但是，我從來也沒想研究究竟有沒有法門寺這樣一個地方？它坐落在何州何縣？這樣的問題好像跟我風馬牛不相及，根本不存在似的。

　　然而，我何曾料到，自己今天竟然來到了法門寺，而且還同一件極其重要的考古發現聯繫在一起了。

　　這一座寺院距離陝西扶風縣有八九里路，處在一個比較偏僻的農村中。我們來的時候，正落著濛濛細雨。據說這雨已經下了幾天。快要收割的麥子濕漉漉的，流露出一種垂頭喪氣的神情。但是在中國比較稀少的大棵大朵的月季花卻開得五顏六色、絢麗多姿，告訴我們春天還沒有完全過去，夏天剛剛來臨。寺院還在修葺，大殿已經修好，彩繪一新，鮮艷奪目。但整個寺院還是一片斷壁殘垣，顯得破破爛爛。地上全是泥濘，根本沒法走路。工人們搬來了寶塔倒掉留下來的巨大的磚頭，硬是在泥水中墊出一條路來。我們這一群從北京來的秀才們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地踏著磚頭，左歪右斜地走到了一個原來有一座十三層的寶塔而今完全倒掉的地方。

　　這樣一個地方有什麼可看的呢？千里迢迢從北京趕來這裡難道就是為了看這一座破廟嗎？事情當然不會這樣簡單。這一座法門寺在唐代真是大大地有名，它是皇家燒香禮佛的地方。這一座寶塔建自唐代，中間屢經修葺。但是在一千多年的漫長的時間內，年深日久，自然的破壞力是無法抗禦的，終於在前幾年倒塌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倒塌後的樣子。

　　倒塌本身按理說也用不著大驚小怪。但是，倒塌以後，下面就露出了地宮。打開地宮，一方面似乎是出人意料，另一方面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內，在這裡發現了大量異常珍貴的古代遺物。遺物真可以說是豐富多彩，琳琅滿目，其中有金銀器皿、玻璃器皿、茶碾子、絲織品。據說，地宮初啟時，一千多年以前的金器，金光閃閃、光輝奪目，參加發掘的人為之吃驚，為之振奮。最引人矚目的是秘色瓷，實物還從來沒有看到過。另外根據刻在石碑上的賬簿，絲織品中有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則天的裙子。因為絲織品都黏在一起，還沒有能打開看一看，這一條簡直是充滿了神話色彩的裙子究竟是什麼樣子。

　　但是，真正引起轟動的還是如來佛釋迦牟尼的真身舍利。世界上已經發現的舍利為數極多，我國也有不少。但是，那些舍利都是如來佛遺體焚化後留下來的。這一個如來佛指骨舍利卻出自他的肉身，在世界上從來沒有過。我不是佛教信徒，不想去探索考證。但是，這個指骨舍利在十三層寶塔下面已經埋藏了一千多年，只是它這一把子年紀不就能讓我們肅然起敬嗎？何況它還同中國歷史上和文學史上的一段公案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呢！唐朝大文學家韓愈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論佛骨表》。千百年來，讀過這篇文章的人恐怕有千百萬。我自己年幼時也曾讀過，至今尚能背誦。但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唐憲宗「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的佛骨竟然還存在於宇宙間，而且現在就在我們眼前，我原以為是神話的東西就保存在我們現在來看的地宮裡，虛無縹緲的神話一下子變為現實。它將在全世界引起多麼大的轟動，目前還無法預料。這一陣「佛骨旋風」會以雷霆萬鈞之力掃過佛教世界，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了。

　　我曾多次來過西安，我也曾多次感覺到過，而且說出來過：西安是一塊寶地。在這裡，中國古代文化彷彿陽光空氣一般，瀰漫城中。唐代著名詩人的那些名篇名句，很多都與西安有牽連。誰看到灞橋、渭水等等的名字不會立即神往盛唐呢？誰走過丈八溝、樂遊原這樣的地方不會立即想到杜甫、李商隱的名篇呢？這裡到處是詩，美妙的詩；這裡到處是夢，神奇的夢；這裡是一個詩和夢的世界。如今又出現了如來真身舍利，它將給這個詩和夢的世界塗上一層神光，使它同西天淨土，三千大千世界聯繫在一起，生為西安人，生為陝西人，生為中國人有福了。

　　從神話回到現實。我們這一群北京秀才們是應邀來鑒定新出土的奇寶的。對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來說，如來真身舍利渺矣茫矣。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古代燦爛的文化遺物卻是活生生的現實。即使對於神話不感興趣的普通老百姓，對現實卻是感興趣的。現在法門寺已經嚴密封鎖，一般人不容易進來。但是，老百姓卻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價值觀。我曾在大街上和飛機場上碰到過一些好奇的老百姓。在大街上，兩位中年人滿面堆笑，走了過來。

　　「你是從北京來的嗎？」

　　「是的。」

　　「你是來鑒定如來佛的舍利嗎？」

　　「是的。」

　　「聽說你們挖出了一地窖金子？！」

　　對這樣的「熱心人」，我能回答些什麼呢？

　　在飛機上，五六個年輕人一下子擁了上來。

　　「你們不是從北京來的嗎？」

　　「是的。」

　　「聽說，你們看到的那幾段佛骨，價錢可以頂得上三個香港？！」

　　多麼奇妙的聯想，又是多麼天真的想法。讓我關在屋子裡想一輩子也想不出來。無論如何，這表示，西安的老百姓已經普遍地注意到如來真身舍利的出現這一件事，街頭巷尾，高談闊論，沸沸揚揚，滿城都說佛舍利了。

　　外國朋友怎樣呢？他們的好奇心，他們的轟動，絕不亞於中國的老百姓。在新聞發佈會上，一位日本什麼報的記者搶過擴音器，發出了連珠炮似的問題：「這個指骨舍利是如來佛哪一隻手上的呢？是左手，還是右手？是哪一個指頭上的呢？是拇指，還是小指？」我們這一些「答辯者」，誰也回答不出來。其他外國記者都爭著想提問，但是這一位日本朋友抓緊著擴音器，死不放手。我絕不敢認為，他的問題提得幼稚、可笑。對一個信仰佛教又是記者的人來說，他提問題是非常認真嚴肅的，又是十分虔誠的。據我瞭解到的，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日本、印度，以及南亞和東南亞佛教國家，都紛紛議論西安的真身舍利。這個消息像燎原的大火一樣，已經熊熊燃燒起來了，行將見「西安熱」又將熱遍全球了。

　　就這樣，我在細雨霏霏中，一邊參觀法門寺，一邊心潮起伏，浮想聯翩。多年來沒有背誦的《論佛骨表》硬是從遺忘中擠了出來，我不由地一字一句暗暗背誦。同時我還背誦著：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

　　　　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邊。
　　　　　　◇
　　韓愈因諫迎佛骨，遭到貶逐，他的侄孫韓湘來看他，他寫了這一首詩。我沒有到過秦嶺，更沒有見過藍關，我卻彷彿看到了一個孤苦伶仃的老人，忠君遭貶，我不禁感到一陣淒涼。此時月季花在雨中別具風韻，法門寺的紅牆另有異彩。我幻想，再過三五年，等到法門寺修復完畢，十三級寶塔重新矗立之時，此時冷落僻遠的法門寺前，將是車水馬龍，摩肩接踵，與秦俑館媲美了。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北京憶舊

　　我不是北京人，但是先後在北京住了四十六年之久，算得上一個老北京了。講到回憶北京舊事，我自覺是頗有一些資格的。

　　可是，回憶並不總是愉快的。俗話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我遇到的也是這個困難，不是無可回憶，而是要回憶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一想到四十六年的北京生活，腦海裡就像開了幻燈鋪，一幕一幕，倏忽而過。論建築則有樓台殿閣，佛寺尼庵，陽關大道，獨木小橋，無窮無盡的影像。論人物則有男女老幼，國內國外，黑眼黑髮，碧眼黃髮，無窮無盡的面影。再加上自然風光，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延慶密林，西山紅葉，混攪成一團，簡直像是七寶樓台，海市蜃樓，五光十色，迷離模糊。到了此時，我自己幾乎不知置身何地了。

　　現在先從小事回憶起吧。

　　我想回憶一下中關村電子一條街。

　　在我居京的四十六年中，有四十年我住在清華園和燕園，都同今天的電子一條街是近鄰。自從我國政府決定在海澱區成立一種經濟特區以來，電子一條街就名揚四海。今天，在這裡，幾乎日夜車水馬龍，熙熙攘攘，街兩旁店舖鱗次櫛比，如雨後春筍，經營的幾乎都是先進技術。敏感之士已經感到，將來僅有的幾家不是經營先進技術的鋪子，比如說飯館、服裝店之類，將會逐漸被擠走，而代之以有能力付特高租金的店舖，將來在海澱區吃飯穿衣都要遇到困難了。我佩服這些人的先見之明。我這個人雖然也還算敏感，但還沒有達到這樣高的水平，我還沒有這樣的杞憂。我只是有時候回憶起幾十年前的這個地方，心中憬然若有所悟。可惜今天有我這種感覺的人恐怕很少很少了。今天的青年，甚至中年，看到的只是眼前的繁華景象，他們想的是躍躍欲試，逐鹿於電子戰場，成為勝利者，手揮微機，頭戴桂冠。至於此地過去如何，確定與他們無關，何必去傷這一份腦筋呢？

　　我生也早，現在已近耄耋之年。早生有早生的好處，但也有早生的包袱。我現在背的就是這樣的包袱。我看電子一條街，同中青年們不完全一樣。我既看到現在熱鬧的一面，又看到過去與熱鬧截然相反的一面。有時候這兩面在我眼前重疊起來，我很自然地就起流光如駛之感，不禁大為慨歎。這種慨歎有什麼用處嗎？我說不出，看來恐怕不會有多大用處。明知沒有多大用處，又何苦去回憶呢？我是身不由己，無能為力。既然生早了，親眼看到這個地方原先的情況，就無法抑制自己不去回憶。這就是我現在的包袱。

　　將近六十年前，當我住在清華園讀書的時候，晚飯之後，有時候偕一兩好友漫步出校南門，邊走邊談，忘路之遠近，間或走得頗遠。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深秋時分，我們往往走到一處人跡罕至的地方，衰草荒煙，景象蕭森，舉目四望，不見人家。但見野墳數堆，暮鴉幾點，上下相映，益增荒寒，回望西天，殘陽如血，餘暉閃熠在枯草葉上。此時我感到鬼氣森森，趕快收住腳步，轉身回到清華園，彷彿又回到了人間。

　　計算地望，我當年到的那個地方，應該就是今天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一帶。這一點我認為是可以肯定的。我離開清華以後，再也沒有到這裡來過。一九四六年回到北平，也沒有來過。一九五二年從城裡搬到燕園，時過境遷，我對這個地方，早已忘得乾乾淨淨了。我在藍旗營一公寓住了十年。初來時，門前的馬路還沒有。現在電子一條街修馬路更在以後。這裡修馬路時，我當時的想法是，修這樣寬的馬路幹嘛呀！到了今天，馬路擴展了一倍，仍然時有堵塞。僅僅三十幾年，這裡的變化竟如此巨大，我們的腦筋跟上時代的步伐竟如此困難。古人說滄海桑田，確有其事；論到速度，又是今非昔比了。

　　我從前讀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唐段成式《寺塔記》、劉肅《大唐新語》等等書籍，常作遐想。書中描繪洛陽、長安等城市升沉衍變的情況，作者一腔思古之幽情，流露於楮墨之間，讀來異常親切感人。我原以為這是古人的事，於今渺矣茫矣。但是，現在看來，我自己親身經歷的類似電子一條街這樣的變遷，豈非同古人一模一樣嗎？唯一的區別只在於，我只經歷了六七十年，而古人經歷的比較長而已。六七十年在人類歷史上不能算太長，但也不能說太短，中國歷史上有一些朝代也不過如此。我個人的經歷應該算得上一部短短的歷史了。

　　人是非常容易懷舊的，懷舊往往能帶來某一種愉快。但是，到了我這樣的年齡，我看到的經歷過的已經太多太多了，「悲歡離合總無情」，有時候我連懷舊都有點懶怠了。今天寫這一篇短文，一非想懷舊，二非想思古。不過偶爾想到，覺得別人未必知道，所以就寫了下來。這絕不會影響電子一條街的人士發財致富，也不會幫助他們財運亨通。當他們飽飲可口可樂之餘，對他們來說，這樣瑣細的回憶足資談助而已。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一日

咪咪

　　我現在越來越不瞭解自己了。我原以為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內心還是比較堅強的。現在才發現，這只是一個假象，我的感情其實脆弱得很。

　　八年以前，我養了一隻小貓，取名咪咪。她大概是一隻波斯混種的貓，全身白毛，毛又長又厚，冬天胖得滾圓。額頭上有一塊黑黃相間的花斑，尾巴則是黃的。總之，她長得非常逗人喜愛。因為我經常給她些魚肉之類的東西吃，她就特別喜歡我。有幾年的時間，她夜裡睡在我的床上。每天晚上，只要我一鋪開棉被，蓋上毛毯，她就急不可待地跳上床去，躺在毯子上。我躺下不久，就聽到她打呼嚕──我們家鄉話叫「唸經」──的聲音。半夜裡，我在夢中往往突然感到臉上一陣冰涼，是小貓用舌頭來舔我了，有時候還要往我被窩兒裡鑽。偶爾有一夜，她沒有到我床上來，我頓感空蕩寂寞，半天睡不著。等我半夜醒來，腳頭上沉甸甸的，用手一摸：毛茸茸的一團，心裡有說不出來的甜蜜感，再次入睡，如遊天宮。早晨一起床，吃過早點，坐在書桌前看書寫字。這時候咪咪絕不再躺在床上，而是一定要跳上書桌，趴在檯燈下面我的書上或稿紙上，有時候還要給我一個屁股，頭朝裡面。有時候還會搖擺尾巴，把我的書頁和稿紙搖亂。過了一些時候，外面天色大亮，我就把咪咪和另外一隻純種「國貓」名叫虎子的黑色斑紋的土貓放出門去，到湖邊和土山下草坪上去吃點青草，就地打幾個滾兒，然後跟在我身後散步。我上山，她們就上山；我走下來，她們也跟下來。貓跟人散步是極為稀見的，因此成為朗潤園一景。這時候，幾乎每天都碰到一位手提鳥籠遛鳥的老退休工人，我們一見面，就相對大笑一陣：「你在遛鳥，我在遛貓，我們各有所好啊！」我的一天，往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的。其樂融融，自不在話下。

　　大概在一年多以前，有一天，咪咪忽然失蹤了。我們全家都有點著急。

　　我們左等，右等；左盼，右盼，望穿了眼睛，只是不見。在深夜，在凌晨，我走了出來，瞪大了雙眼，尖起了雙耳，希望能在朦朧中看到一團白色，希望能在萬籟俱寂中聽到一點聲息。然而，一切都是枉然。這樣過了三天三夜，一個下午咪咪忽然回來了。雪白的毛上沾滿了雜草，顏色變成了灰土土的，完全一副狼狽不堪的樣子。一頭闖進門，直奔貓食碗，狼吞虎嚥，大嚼一通。然後跳上壁櫥，藏了起來，好半天不敢露面。從此，她似乎變了脾氣，拉尿不知，有時候竟在桌子上撒尿和拉屎。她原來是一隻規矩溫順的小貓咪，完全不是這樣子的。我們都懷疑，她之所以失蹤，是被壞人捉走了的，想逃跑，受到了虐待，甚至受到捶撻，好不容易，逃了回來，逃出了魔掌，生理上受到了劇烈的震動，才落了一身這樣的壞毛病。

　　我們看了心裡都很難受。一個純潔無辜的小動物，竟被折磨成這個樣子，誰能無動於衷呢？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我是最喜愛這個小東西的，心裡更好像是結上了一個大疙瘩，然而卻是愛莫能助，眼睜睜地看她在桌上的稿紙上撒尿。但是，我絕不打她。我一向主張，對小孩子和小動物這些弱者，動手打就是犯罪。我常說，一個人如果自認還有一點力量、一點權威的話，應當向敵人和壞人施展，不管他們多強多大。向弱者發洩，算不上英雄漢。

　　然而事情發展卻越來越壞，咪咪任意撒尿和拉屎的頻率增強了，範圍擴大了。在桌上，床下，澡盆中，地毯上，書上，紙上，只要從高處往下一跳，尿水必隨之而來。我以耄耋衰軀，匍匐在床下桌下向縱深的暗處去清掃貓屎，鑽出來以後，往往喘上半天粗氣。我不但毫不氣餒，而且大有樂此不疲之慨，心裡樂滋滋的。我那年近九旬的老祖笑著說：「你從來沒有給女兒、兒子打掃過屎尿，也沒有給孫子、孫女打掃過，現在卻心甘情願服侍這一隻小貓！」我笑而不答。我不以為苦，反以為樂。這一點我自己也解釋不清楚。

　　但是，事情發展得比以前更壞了。家人忍無可忍，主張把咪咪趕走。我覺得，讓她出去野一野，也許會治好她的病，我同意了。於是在一個晚上把咪咪送出去，關在門外。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再也睡不著。後來矇矓睡去，做起夢來，夢到的不是別的什麼，而是咪咪。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我拿著電筒到樓外去找。我知道，她喜歡趴在對面居室的陽台上。拿手電一照，白白的一團，咪咪蜷伏在那裡，見到了我咪噢叫個不停，彷彿有一肚子委屈要向我傾訴。我聽了這種哀鳴，心酸淚流。如果貓能做夢的話，她夢到的必然是我。她現在大概怨我太狠心了，我只有默默承認，心裡痛悔萬分。

　　我知道，咪咪的母親剛剛死去，她自己當然完全不懂這一套，我卻是懂得的。我青年喪母，留下了終天之恨。年近耄耋，一想到母親，仍然淚流不止。現在竟把思母之情移到了咪咪身上。我心跳手顫，趕快拿來魚飯，讓咪咪飽餐一頓。但是，沒有得到家人的同意，我仍然得把咪咪留在外面。而我又放心不下，經常出去看她。我住的朗潤園小山重疊，林深樹茂，應該說是貓的天堂。可是咪咪硬是不走，總臥在我住宅周圍。我有時晚上打手電出來找她，在臨湖的石頭縫中往往能發現白色的東西，那是咪咪。見了我，她又咪噢直叫。她眼睛似乎有了病，老是淚汪汪的。她的淚也引起了我的淚，我們相對而泣。

　　我這樣一個走遍天涯海角飽經滄桑的垂暮之年的老人，竟為這樣一隻小貓而失神落魄，對別人來說，可能難以解釋，但對我自己來說，卻是很容易解釋的。從報紙上看到，定居台灣的老友梁實秋先生，在臨終前念念不忘的是他的貓。我讀了大為欣慰，引為「同志」，這也可以說是「貓壇」佳話吧。我現在再也不硬充英雄好漢了，我俯首承認我是多愁善感的。咪咪這樣一隻小貓就戳穿了我這一隻「紙老虎」。我瞭解到了自己的本來面目，並不感到有什麼難堪。

　　現在，我正在香港講學，住在中文大學會友樓中。此地背山面海，臨窗一望，海天混茫，水波不興，青螺數點，帆影一片，風光異常美妙，園中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兼又有主人盛情款待，我心中此時樂也。然而我卻常有「山川信美非吾土」之感，我懷念北京燕園中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書房，我那堆滿書案的稿子。我想到北國就要千里冰封、萬里雪飄，「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哪得不回頭？」我歸心似箭，絕不會「回頭」。特別是當我想到咪咪時，我彷彿聽到她的咪噢的哀鳴，心裡顫抖不停，想立刻插翅回去。小貓吃不到我親手給她的魚肉，也許大惑不解：「我的主人哪裡去了呢？」貓們不會理解人們的悲歡離合。我慶幸她不理解，否則更會痛苦了。好在我留港時間即將結束，我不久就能夠見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燕園中又多了一個我，咪咪會特別高興的，她的病也許會好了。北望雲天萬里，我為咪咪祝福。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八日寫於香港中文大學會友樓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日重抄於北大燕園

老貓

　　老貓虎子蜷曲在玻璃窗外窗台上一個角落裡，縮著脖子，瞇著眼睛，渾身一片寂寞、淒清、孤獨、無助的神情。

　　外面正下著小雨，雨絲一縷一縷地向下飄落，像是珍珠簾子。時令雖已是初秋，但是隔著雨簾，還能看到緊靠窗子的小土山上叢草依然碧綠，毫無要變黃的樣子。在萬綠叢中赫然露出一朵鮮艷的紅花。古詩「萬綠叢中一點紅」，大概就是這般光景吧。這一朵小花如火似燃，照亮了渾茫的雨天。

　　我從小就喜愛小動物。同小動物在一起，別有一番滋味。它們天真無邪，率性而行；有吃搶吃，有喝搶喝；不會說謊，不會推諉；受到懲罰，忍痛挨打；一轉眼間，照偷不誤。同它們在一起，我心裡感到怡然，坦然，安然，欣然。不像同人在一起那樣，應對進退，謹小慎微；斟酌詞句，保持距離，感到異常地彆扭。

　　十四年前，我養的第一隻貓，就是這個虎子。剛到我家來的時候，比老鼠大不了多少。蜷曲在窄狹的窗內窗台上，活動的空間好像富富有餘。它並沒有什麼特點，僅只是一隻最平常的狸貓，身上有虎皮斑紋，顏色不黑不黃，並不美觀。但是異於常貓的地方也有，它有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兩眼一睜，還真虎虎有虎氣，因此起名叫虎子。它脾氣也確實暴烈如虎。它從來不怕任何人。誰要想打它，不管是用雞毛撣子，還是用竹竿，它從不迴避，而是向前進攻，聲色俱厲。得罪過它的人，它永世不忘。我的外孫打過一次，從此結仇。只要他到我家來，隔著玻璃窗子，一見人影，它就做好準備，向前進攻，爪牙並舉，吼聲震耳。他沒有辦法，在家中走動，都要手持竹竿，以防萬一，否則寸步難行。有一次，一位老同志來看我，他顯然是非常喜歡貓的。一見虎子，嘴裡連聲說著：「我身上有貓味，貓不會咬我的。」他伸手想去撫摸它，可萬沒有想到，我們虎子不懂什麼貓味，回頭就是一口。這位老同志大驚失色。總之，到了後來，虎子無人不咬，只有我們家三個主人除外。它的「咬聲」頗能聳人聽聞了。

　　但是，要說這就是虎子的全面，那也是不正確的。除了暴烈咬人以外，它還有另外一面，這就是溫柔敦厚的一面。我舉一個小例子。虎子來我們家以後的第三年，我又要了一隻小貓。這是一隻混種的波斯貓，渾身雪白，毛很長，但在額頭上有一小片黑黃相間的花紋。我們家人管這隻貓叫洋貓，起名咪咪；虎子則被尊為土貓。這隻貓的脾氣同虎子完全相反：膽小、怕人，從來沒有咬過人。只有在外面跑的時候，才露出一點野性。它只要有機會溜出大門，但見它長毛尾巴一擺，像一溜煙似的立即躥入小山的樹叢中，半天不回家。這兩隻貓並沒有血緣關係。但是，不知道是由於什麼原因，一進門，虎子就把咪咪看做是自己的親生女兒。它自己本來沒有什麼奶，卻堅決要給咪咪餵奶，把咪咪摟在懷裡，讓它咂自己的乾奶頭，它瞇著眼睛，彷彿在享著天福。我在吃飯的時候，有時丟點雞骨頭、魚刺，這等於貓們的燕窩、魚翅。但是，虎子只蹲在旁邊，瞅著咪咪一隻貓吃，從來不同它爭食。有時還「咪噢」上兩聲，好像是在說：「吃吧，孩子！安安靜靜地吃吧！」有時候，不管是春夏還是秋冬，虎子會從西邊的小山上逮一些小動物，麻雀、蚱蜢、蟬、蛐蛐之類，用嘴叼著，蹲在家門口，嘴裡發出一種怪聲。這是貓語，屋裡的咪咪，不管是睡還是醒，聳耳一聽，立即跑到門後，饞涎欲滴，等著吃母親帶來的佳餚，大快朵頤。我們家人看到這樣母子親愛的情景，都由衷地感動，一致把虎子稱作「義貓」。有一年，小咪咪生了兩個小貓。大概是初做母親，沒有經驗，正如我們聖人所說的那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人們能很快學會，而貓們則不行。咪咪丟下小貓不管，虎子卻大忙特忙起來，覺不睡，飯不吃，日日夜夜把小貓摟在懷裡。但小貓是要吃奶的，而奶正是虎子所缺的。於是小貓暴躁不安，虎子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叼起小貓，到處追著咪咪，要它給小貓餵奶。還真像一個姥姥樣子，但是小咪咪並不領情，依舊不給小貓餵奶。有幾天的時間，虎子不吃不喝，瞪著兩隻閃閃發光的眼睛，嘴裡叼著小貓，從這屋趕到那屋；一轉眼又趕了回來。小貓大概真是受不了啦，便辭別了這個世界。

　　我看了這一齣貓家庭裡的悲劇又是喜劇，實在是愛莫能助，惋惜了很久。

　　我同虎子和咪咪都有深厚的感情。每天晚上，它們倆搶著到我床上去睡覺。在冬天，我在棉被上面特別鋪上了一塊布，供它們躺臥。我有時候半夜裡醒來，神志一清醒，覺得有什麼東西重重地壓在我身上，一股暖氣彷彿透過了兩層棉被，撲到我的雙腿上。我知道，小貓睡得正香，即使我的雙腿由於僵臥時間過久，又酸又痛，但我總是強忍著，絕不動一動雙腿，免得驚了小貓的輕夢。它此時也許正夢著捉住了一隻耗子。只要我的腿一動，它這耗子就吃不成了，豈非大煞風景嗎？

　　這樣過了幾年，小咪咪大概有八九歲了。虎子比它大三歲，十一二歲的光景。依然威風凜凜，脾氣暴烈如故，見人就咬，大有死不悔改的神氣。而小咪咪則出我意料地露出了下世的光景。常常到處小便，桌子上，椅子上，沙發上，無處不便。如果到醫院裡去檢查的話，大夫在列舉的病情中一定會有一條的：小便失禁。最讓我心煩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紙。我正寫著什麼文章，然而它卻根本不管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下一蹲，一泡貓尿流在上面，還閃著微弱的光。說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裡真急，但是，我謹遵我的一條戒律：絕不打小貓一掌，在任何情況之下，也不打它。此時，我趕快把稿紙拿起來，抖掉了上面的貓尿，等它自己乾。心裡又好氣，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對我的嘲笑，我置若罔聞，「全等秋風過耳邊」。

　　我不信任何宗教，也不皈依任何神靈。但是，此時我有點想迷信一下。我期望會有奇跡出現，讓咪咪的病情好轉。可世界上是沒有什麼奇跡的，咪咪的病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它不想回家，喜歡在房外荷塘邊上石頭縫裡待著，或者藏在小山的樹木叢裡。它再也不在夜裡睡在我的被子上了。每當我半夜裡醒來，覺得棉被上輕飄飄的，我惘然若有所失，甚至有點悲傷了。我每天凌晨起來，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著手電到房外塘邊山上去找咪咪。它渾身雪白，是很容易找到的。在薄暗中，我眼前白白地一閃，我就知道是咪咪。見了我，「咪噢」一聲，起身向我走來。我把它抱回家，給它東西吃，它似乎根本沒有胃口。我看了直想流淚。有一次，我拖著疲憊的身子，走幾里路，到海澱的肉店裡去買豬肝和牛肉。拿回來，餵給咪咪，它一聞，似乎有點想吃的樣子；但肉一沾唇，它立即又把頭縮回去，閉上眼睛，不聞不問了。

　　有一天傍晚，我看咪咪神情很不妙，我預感要發生什麼事情。我喚它，它不肯進屋。我把它抱到籬笆以內，窗台下面。我端來兩隻碗，一隻盛吃的，一隻盛水。我拍了拍它的腦袋，它偎依著我，「咪噢」叫了兩聲，便閉上了眼睛。我放心進屋睡覺。第二天凌晨，我一睜眼，三步併作一步，手裡拿著手電，到外面去看。哎呀不好！兩碗全在，貓影頓杳。我心裡非常難過，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我手持手電找遍了塘邊，山上，樹後，草叢，深溝，石縫。有時候，眼前白光一閃。「是咪咪！」我狂喜。走近一看，是一張白紙。我嗒然若喪，心頭彷彿被挖掉了點什麼。「屋前屋後搜之遍，幾處茫茫皆不見。」從此我就失掉了咪咪，它從我的生命中消逝了，永遠永遠地消逝了。我簡直像是失掉了一個好友，一個親人。至今回想起來，我內心裡還顫抖不止。

　　在我心情最沉重的時候，有一些通達世事的好心人告訴我，貓們有一種特殊的本領，能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壽終。到了此時此刻，它們絕不待在主人家裡，讓主人看到死貓，感到心煩，或感到悲傷。它們總是逃了出去，到一個最僻靜、最難找的角落裡，地溝裡，山洞裡，樹叢裡，等候最後時刻的到來。因此，養貓的人大都在家裡看不見死貓的屍體。只要自己的貓老了，病了，出去幾天不回來，他們就知道，它已經離開了人世，不讓舉行遺體告別的儀式，永遠永遠不再回來了。

　　我聽了以後，憬然若有所悟。我不是哲學家，也不是宗教家，但讀過不少哲學家和宗教家談論生死大事的文章。這些文章多半有非常精闢的見解，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我也想努力從中學習一些有關生死的真理。結果卻是毫無所得。那些文章中，除了說教以外，幾乎沒有什麼有用的東西。大半都是老生常談，不能解決什麼實際問題，沒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現在看來，倒是貓們臨終時的所作所為，即使僅僅是出於本能吧，卻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人們難道就不應該向貓們學習這一點經驗嗎？有生必有死，這是自然規律，誰都逃不過。中國歷史上的赫赫有名的人物，秦皇、漢武，還有唐宗，想方設法，千方百計，想求得長生不老。到頭來仍然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只落得黃土一抔，「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我輩平民百姓又何必煞費苦心呢？一個人早死幾個小時，或者晚死幾個小時，甚至幾天，實在是無所謂的小事，絕影響不了地球的轉動，社會的前進。再退一步想，現在有些思想開明的人士，不想長生不死，不想在大地上再留黃土一抔；甚至開明到不要遺體告別，不要開追悼會。但是仍會給後人留下一些麻煩：登報，發訃告，還要打電話四處通知，總得忙上一陣。何不學一學貓們呢？它們這樣處理生死大事，幹得何等乾淨利索呀！一點痕跡也不留，走了，走了，永遠地走了，讓這花花世界的人們不見貓屍，用不著落淚，照舊做著花花世界的夢。

　　我忽然聯想到我多次看過的敦煌壁畫上的西方淨土變。所謂「淨土」，指的就是我們常說的天堂、樂園。是許多宗教信徒燒香念佛，查經禱告，甚至實行苦行，折磨自己，夢寐以求想到達的地方。據說在那裡可以享受天福，得到人世間萬萬得不到的快樂。我看了壁畫上畫的房子、街道、樹木、花草，以及大人、小孩，林林總總，覺得十分熱鬧。可我覺得沒有什麼出奇之處。只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那就是，那裡的人們都是笑口常開，沒有一個人愁眉苦臉，他們的日子大概過得都很愜意。不像在我們人間有這樣許多不如意的事情，有時候辦點事，還要找後門，鑽空子。在他們的商店裡──淨土裡面還實行市場經濟嗎？他們還用得著商店嗎？──售貨員大概都很和氣，不給人白眼，不訓斥「上帝」，不紮堆閒侃，不給人釘子碰。這樣的天堂樂園，我也真是心嚮往之的。但是給我印象最深，使我最為吃驚或者羨慕的還是他們對待要死的人的態度。那裡的人，大概同人世間的貓們差不多，能預先知道自己壽終的時刻。到了此時，要死的老嬤嬤或者老頭，健步如飛地走在前面，身後簇擁著自己的子子孫孫、至親好友，個個喜笑顏開，全無悲慼的神態，彷彿是去參加什麼喜事一般，一直把老人送進墳墓。後事如何，壁畫不是電影，是不能動的。然而畫到這個程度，以後的事盡在不言中。如果一定要畫上填土封墳，反而似乎是多此一舉了。我覺得，淨土中的人們給我們人類爭了光。他們這一手比貓們又漂亮多了。知道必死，而又興高采烈，多麼豁達！多麼聰明！貓們能做得到嗎？這證明，淨土裡的人們真正參透了人生奧秘，真正參透了自然規律。人為萬物之靈，他們為我們人類在同貓們對比之下真正增了光！真不愧是淨土！

　　上面我胡思亂想得太遠了，還是回到我們人世間來吧。我坦白承認，我對人生的奧秘參透得還不夠，我對自然規律參透得也還不夠。我仍然十分懷念我的咪咪。我心裡彷彿有一個空白，非填起來不行。我一定要找一隻同咪咪一模一樣的白色波斯貓。後來果然朋友又送來了一隻，渾身長毛，潔白如雪，兩隻眼睛全是綠的，亮晶晶像兩塊綠寶石。為了紀念死去的咪咪，我仍然為它命名「咪咪」，見了它，就像見到老咪咪一樣。過了大約又有一年的光景，友人又送了我一隻據說是純種的波斯貓，兩隻眼睛顏色不同，一黃一藍。在太陽光下，黃的特別黃，藍的特別藍，像兩顆黃藍寶石，閃閃發光，競妍爭艷。這隻貓特別調皮，簡直是膽大無邊，然而也因此就更特別可愛。這一下子又忙壞了虎子，它認為這兩隻小貓都是自己的親生女兒，硬逼著它們吮吸自己那乾癟的奶頭。只要它走出去，不知在什麼地方弄到了小鳥、蚱蜢之類，就帶回家來，給兩隻小貓吃。好久沒有聽到的「咪噢」喚小貓的聲音，現在又聽到了。我心裡漾起了一絲絲甜意。這大大地減輕了我對老咪咪的懷念。

　　可是歲月不饒人，也不會饒貓的。這一隻「土貓」虎子已經活到十四歲。據通達世情的人們說，貓的十四歲，就等於人的八九十歲。這樣一來，我自己不是成了虎子的同齡「人」了嗎？這個虎子卻也真怪。有時候，頗現出一些老相。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裡忽然被一層薄膜蒙了起來。嘴裡流出了哈喇子，鬍子上都沾得亮晶晶的。不大想往屋裡來，日日夜夜趴在陽台上蜂窩煤堆上，不吃，不喝。我有了老咪咪的經驗，知道它快不行了。我也跑到海澱，去買來牛肉和豬肝，想讓它不要餓著肚子離開這個世界。我隨時準備著：第二天早晨一睜眼，虎子不見了。結果虎子並沒有這樣幹。我天天凌晨第一件事就是來看虎子，隔著窗子，依然黑糊糊的一團，臥在那裡。我心裡感到安慰。有時候，它也起來走動了。我在本文開頭時寫的就是去年深秋一個下雨天我隔窗看到的虎子的情況。

　　到了今天，半年又過去了。虎子不但沒有走，而且頑健勝昔，仍然是天天出去。有時候在晚上，窗外的布簾子的一角驀地被掀了起來，一個丑角似的三花臉一閃。我便知道，這是虎子回來了，連忙開門，放它進來。大概同某一些老年人一樣──不是所有的老年人──到了暮年就改惡向善，虎子的脾氣大大地改變了，幾乎再也不咬人了。我早晨摸黑起床，寫作看書累了，常常到門外湖邊山下去走一走。此時，我冷不防腳下忽然踢著了一團軟乎乎的東西。這是虎子。它夜裡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待了一夜，現在看到了我，一下子竄了出來，用身子蹭我的腿，在我身前和身後轉悠。它跟著我，亦步亦趨，我走到哪裡，它就跟到哪裡，寸步不離。我有時故意爬上小山，以為它不會跟來了，然而一回頭，虎子正跟在身後。貓是從來不跟人散步的，只有狗才這樣幹。有時候碰到過路的人，他們見了這情景，都大為吃驚。「你看貓跟著主人散步哩！」他們說，露出滿臉驚奇的神色。最近一個時期，虎子似乎更精力旺盛了，它返老還童了。有時候竟帶一個它重孫輩的小公貓到我們家陽台上來。「今夜我們相識。」虎子用不著介紹就相識了。看樣子，虎子一去不復返的日子遙遙無期了。我成了擁有三隻貓的家庭的主人。

　　我養了十幾年貓，前後共有四隻。貓們向人們學習什麼，我不通貓語，無法詢問。我作為一個人卻確實向貓學習了一些有用的東西。上面講過的對處理死亡的辦法，就是一個例子。我自己畢竟年紀已經很大了，常常想到死的問題。魯迅五十多歲就想到了，我真是瞠乎後矣。人生必有死，這是無法抗禦的。而且我還認為，死也是好事情。如果世界上的人都不死，連我們的軒轅老祖和孔老夫子今天依然峨冠博帶，坐著奔馳車，到天安門去遛彎，你想人類世界會成一個什麼樣子！人是百代的過客，總是要走過去的，這絕不會影響地球的轉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每一代人都只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長途接力賽的一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是宇宙常規。人老了要死，像在淨土裡那樣，應該算是一件喜事。老人跑完了自己的一棒，把棒交給後人，自己要休息了，這是正常的。不管快慢，他們總算跑完了一棒，總算對人類的進步做出了貢獻，總算盡上了自己的天職。年老了要退休，這是身體精神狀況所決定的，不是哪個人能改變的。老人們會不會感到寂寞呢？我認為，會的。但是我覺得，這寂寞是順乎自然的，從倫理的高度來看，甚至是應該的。我始終主張，老年人應該為青年人活著，而不是相反。青年人有接力棒在手，世界是他們的，未來是他們的，希望是他們的。吾輩老年人的天職是盡上自己僅存的精力，幫助他們前進，必要時要躺在地上，讓他們踏著自己的軀體前進，前進。如果由於害怕寂寞而學習《紅樓夢》裡的賈母，讓一家人都圍著自己轉，這不但是辦不到的，而且從人類前途利益來看是犯罪的行為。我說這些話，也許有人懷疑，我是不是碰到了什麼不如意的事，才說出這樣令某些人駭怪的話來。不，不，絕不。我現在身體頑健，家庭和睦，在社會上廣有朋友，每天照樣讀書、寫作、會客、開會不輟。我沒有不如意的事情，也沒有感到寂寞。不過自己畢竟已逾耄耋之年，面前的路有限了，不免有時候胡思亂想。而且，我同貓們相處久了，覺得它們有些東西確實值得我們學習，我們這些萬物之靈應該屈尊一下，學習學習。即使只學到貓們處理死亡大事這一手，我們社會上會減少多少麻煩呀！

　　「那麼，你是不是準備學習呢？」我彷彿聽到有人這樣質問了。是的，我心裡是想學習的。不過也還有些困難。我沒有貓的本能，我不知道自己的大限何時來到。而且我還有點擔心。如果我真正學習了貓，有一天忽然偷偷地溜出了家門，到一個旮旯裡、樹叢裡、山洞裡、河溝裡，一頭鑽進去藏了起來，這樣一來，我們人類社會可不像貓社會那樣平靜，有些人必然認為這是特大新聞，指手畫腳，嘁嘁喳喳。如果是在舊社會裡或者在今天的香港等地的話，這必將成為頭版頭條的爆炸性新聞，不亞於當年的楊乃武和小白菜。我的親屬和朋友也必將派人出去尋找，派的人也許比尋找彭加木的人還要多。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呀！因此我就遲疑起來。至於最後究竟何去何從？我正在考慮、推敲、研究。

兩行寫在泥土地上的字

　　夜裡有雷陣雨，轉瞬即停。「薄雲疏雨不成泥」，門外荷塘岸邊，綠草坪畔，沒有積水，也沒有成泥，土地只是濕漉漉的。一切同平常一樣，沒有什麼特異之處。

　　我早晨出門，想到外面呼吸點新鮮空氣，這也同平常一樣，並沒有什麼特異之處。然而，我的眼睛一亮，驀地瞥見塘邊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樹枝寫成的字：

　　季老好　九八級日語
　　　　◇
　　回頭在臨窗玉蘭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

　　來訪　九八級日語
　　　　◇
　　我一時懵然，莫名其妙。還不到一瞬間，我恍然大悟：九八級是今年的新生。今天上午，全校召開迎新大會；下午，東方學系召開迎新大會。在兩大盛會之前，這一群（我不知道準確數目）從未謀面的十七八九歲男女大孩子們，先到我家來，帶給我無法用言語形容的這一番深情厚誼。但他們恐怕是怕打擾我，便想出了這一個驚人的匪夷所思的辦法，用樹枝把他們的深情寫在了泥土地上。他們估計我會看到的，便悄然離開了我的家門。

　　我果然看到他們留下的字了。我現在已經望九之年，我走過的橋比這一幫大孩子走過的路還要長，我吃過的鹽比他們吃過的面還要多，自謂已經達到了「悲歡離合總無情」的境界。然而，今天，我一看到這兩行寫在泥土地上的字，我卻真正動了感情，眼淚一下子湧出了眼眶，雙雙落到了泥土地上。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生平靠自己那一點勤奮，做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成績，對此我並沒有多大信心。獨獨對於青年，我卻有自己一套看法。我認為，我們中年人或老年人，不應當一過了青年階段，就忘記了自己當年穿開襠褲的樣子，好像自己一下生就老成持重，對青年總是橫挑鼻子豎挑眼。我們應當努力理解青年，同情青年，幫助青年，愛護青年。不能要求他們總是四平八穩，總是溫良恭儉讓。我相信，中國青年都是愛國的，愛真理的。即使有什麼「逾矩」的地方，也只能耐心加以勸說，懲罰是萬不得已而為之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對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它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這樣想，也努力這樣做。在風和日麗時是這樣，在陰霾蔽天時也是這樣。這要不要冒一點風險呢？要的。但我人微言輕，人小力薄，除了手中的一支圓珠筆以外，就只是嘴裡那三寸不爛之舌，除了這樣做以外，也沒有別的辦法。

　　大概就由於這些情況，再加上我的一些所謂文章，時常出現在報紙雜誌上，有的甚至被選入中學教科書，於是普天下青年男女頗有知道我的姓名的。青年們容易輕信，他們認為報紙雜誌上所說的都是真實的，就輕易對我產生了一種好感，一種情意。我現在幾乎每天都能收到全國各地、甚至窮鄉僻壤、邊遠地區，青年們的來信，大中小學生都有。他們大概認為我無所不能，無所不通，而又頗為值得信賴，向我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有的簡直石破天驚；有的向我傾訴衷情。我想，有的事情他們對自己的父母也未必肯講的，比如想輕生自殺之類，他們卻肯對我講。我讀到這些書信，感動不已。我已經到了風燭殘年，對人生看得透而又透，只等造化小兒給我的生命畫上句號。然而這些素昧平生的男女大孩子的信，卻給我重新注入了生命的活力。蘇東坡的詞說：「誰道人生無再少 ？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我確實有「再少」之感了。這一切我都要感謝這些男女大孩子們。

　　東方學系九八級日語專業的新生，一定就屬於我在這裡所說的男女大孩子們。他（她）們在五湖四海的什麼中學裡，讀過我寫的什麼文章，聽到過關於我的一些傳聞，腦海裡留下了我的影子。所以，一進燕園，趕在開學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那一份情意，用他們自己發明出來的也許從來還沒有被別人使用過的方式，送到了我的家門來，驚出了我的兩行老淚。我連他們的身影都沒有看到，我看到的只是清塘裡面的荷葉。此時雖已是初秋，卻依然綠葉擎天，水影映日，滿塘一片濃綠。回頭看到窗前那一棵玉蘭，也是翠葉滿枝，一片濃綠。綠是生命的顏色，綠是青春的顏色，綠是希望的顏色，綠是活力的顏色。這一群男女大孩子正處在平常人們所說的綠色年華中。荷葉和玉蘭所象徵的正是他們。我想，他們一定已經看到了綠色的荷葉和綠色的玉蘭。他們的影子一定已經倒映在荷塘的清水中。雖然是轉瞬即逝，連他們自己也未必注意到。可他們與這一片濃綠真可以說是相得益彰，溢滿了活力，充滿了希望，將來左右這個世界的，決定人類前途的正是這一群年輕的男女大孩子們。他們真正讓我 「再少」，他們在這方面的力量絕不亞於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全國各地青年的來信。我虔心默禱 ──雖然我並不相信──造物主能從我眼前的八十七歲中抹掉七十年，把我變成一個十七的少年，使我同他們一起學習，一起娛樂，共同分享普天下的涼熱。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我最喜愛的書

　　我在下面介紹的只限於中國文學作品，外國文學作品不在其中。我的專業書籍也不包括在裡面，因為太冷僻。

　　【一、司馬遷《史記》】

　　《史記》這一部書，很多人都認為它既是一部偉大的史籍，又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我個人同意這個看法。平常所稱的《二十四史》中，儘管水平參差不齊，但是哪一部也不能望《史記》之項背。

　　《史記》之所以能達到這個水平，司馬遷的天才當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他的遭遇起的作用似乎更大。他無端受了宮刑，以致鬱悶激憤之情溢滿胸中，發而為文，句句皆帶悲憤。他在《報任少卿書》中已有充分的表露。

　　【二、《世說新語》】

　　這不是一部史書，也不是某一個文學家和詩人的總集，而只是一部由許多頗短的小故事編纂而成的奇書。有些篇只有短短幾句話，連小故事也算不上。每一篇幾乎都有幾句或一句雋語，表面簡單淳樸，內容卻深奧異常，令人回味無窮。六朝和稍前的一個時期內，社會動亂，出了許多看來脾氣相當古怪的人物，外似放誕，內實懷憂。他們的舉動與常人不同。此書記錄了他們的言行，短短幾句話，而栩栩如生，令人難忘。

　　【三、陶淵明的詩】

　　有人稱陶淵明為「田園詩人」。籠統言之，這個稱號是恰當的。他的詩確實與田園有關。「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名句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從思想內容上來看，陶淵明頗近道家，中心是純任自然。從文體上來看，他的詩簡易淳樸，毫無雕飾，與當時流行的鏤金錯彩的駢文，迥異其趣。因此，在當時以及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對他的詩的評價並不高，在《詩品》中，僅列為中品。但是，時間越後，評價越高，最終成為中國偉大詩人之一。

　　【四、李白的詩】

　　李白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天才之一，這一點是誰都承認的。杜甫對他的詩給予了最高的評價：「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李白的詩風飄逸豪放。根據我個人的感受，讀他的詩，只要一開始，你就很難停住，必須讀下去。原因我認為是，李白的詩一氣流轉，這一股「氣」不可抗禦，讓你非把詩讀完不行。這在別的詩人作品中，是很難遇到的現象。在唐代，以及以後的一千多年中，對李白的詩幾乎只有讚譽，而無批評。

　　【五、杜甫的詩】

　　杜甫也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千餘年來，李杜並稱。但是二人的創作風格卻迥乎不同：李是飄逸豪放，而杜則是沉鬱頓挫。從使用的格律上，也可以看出二人的不同。七律在李白集中比較少見，而在杜集中則頗多。擺脫七律的束縛，李白是沒有枷鎖跳舞；杜甫善於使用七律，則是帶著枷鎖跳舞，二人的舞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在文學批評史上，杜甫頗受到一些人的指摘，而對李白則是絕無僅有。

　　【六、南唐後主李煜的詞】

　　後主詞傳留下來的僅有三十多首，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仍在江南當小皇帝，後期則已降宋。後期詞不多，但是篇篇都是傑作，純用白描，不作雕飾，一個典故也不用，話幾乎都是平常的白話，老嫗能解；然而意境卻哀婉淒涼，千百年來打動了千百萬人的心。在詞史上巍然成一大家，受到了文藝批評家的讚賞。但是，對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讚美後主有佛祖的胸懷，我卻至今尚不能解。

　　【七、蘇軾的詩文詞】

　　中國古代讚譽文人有三絕之說。三絕者，詩、書、畫三個方面皆能達到極高水平之謂也。蘇軾至少可以說已達到了五絕：詩、書、畫、文、詞。因此，我們可以說，蘇軾是中國文學史和藝術史上的最全面的偉大天才。論詩，他為宋代一大家。論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筆墨凝重，大氣磅礡。論書，他是宋代蘇、黃、宋、蔡四大家之首。論詞，他擺脫了婉約派的傳統，創豪放派，與辛棄疾並稱。

　　【八、納蘭性德的詞】

　　宋代以後，中國詞的創作到了清代又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名家輩出，風格不同，又都能各極其妙，實屬難能可貴。在這群燦若明星的詞家中，我獨獨喜愛納蘭性德。他是大學士明珠的兒子，生長於榮華富貴中，然而卻胸懷愁思，流溢於楮墨之間。這一點我至今還難以得到滿意的解釋。從藝術性方面來看，他的詞可以說是已經達到了完美的境界。

　　【九、吳敬梓的《儒林外史》】

　　胡適之先生給予《儒林外史》極高的評價。詩人馮至也酷愛此書。我自己也是極為喜愛《儒林外史》的。

　　此書的思想內容是反科舉制度，昭然可見，用不著細說。它的特點在藝術性上。吳敬梓惜墨如金，從不作冗長的描述。書中人物眾多，各有特性，作者只講一個小故事，或用短短幾句話，活脫脫一個人就彷彿站在我們眼前，栩栩如生。這種特技極為罕見。

　　【十、曹雪芹的《紅樓夢》】

　　在古今中外眾多的長篇小說中《紅樓夢》是一顆璀璨的明珠，是狀元。中國其他長篇小說都沒能成為「學」，而「紅學」則是顯學。內容描述的是一個大家族的衰微的過程。本書特異之處也在它的藝術性上。書中人物眾多，男女老幼、主子奴才、五行八作，應有盡有。作者有時只用寥寥數語而人物就活靈活現，讓讀者永遠難忘。讀這樣一部書，主要是欣賞它高超的藝術手法。那些把它政治化的無稽之談，都是不可取的。

　　　　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回憶陳寅恪先生

　　別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寫了這樣多的回憶師友的文章，獨獨遺漏了陳寅恪先生。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對我來說，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據的。我一直到今天還經常讀陳先生的文章，而且協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當然會時時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個頗為喜歡舞筆弄墨的人，想寫一篇回憶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對先生的回憶，我認為是異常珍貴的，超乎尋常地神聖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這一點神聖性，故而遲遲不敢下筆。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懷舊集》，已經到了非寫不行的時候了。

　　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係，應該從六十五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我於一九三○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系）。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是很富裕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鐸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並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我們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於是威儀儼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於心。

　　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海因里希．呂德斯，在國內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歎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到德國，讀了呂德斯教授的書，並且受到了他的嫡傳弟子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教導和薰陶，可謂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學殖瘠薄，又限於天賦，雖還不能論無所收穫，然而猶如細流比滄海，空懷仰止之心，徒增效顰之恨。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別人。

　　總之，我在清華四年，讀完了西洋文學系所有的必修課程，得到了個學士頭銜。現在回想起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從這些課程中收穫不大。歐洲著名的作家，什麼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莫裡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讀過，連現在忽然時髦起來的《尤利西斯》和《追憶似水年華》等等也都讀過。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並不深入。給我留下深遠影響的課反而是一門旁聽課和一門選修課。前者就是在上面談到的寅恪師的「佛經翻譯文學」；後者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關於後者，我在別的地方已經談過，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在清華時，除了上課以外，同陳師的接觸並不太多。我沒到他家去過一次。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之流中，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裡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闆，絕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髮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恪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別離。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到了這裡，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轉折點。我從此告別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不用說，這個轉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有人說：「名師出高徒。」我的老師和太老師們不可謂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忝列門牆，言之汗顏。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一個中德學壇上的佳話吧。

　　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戰，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學術上收穫卻是最豐富的十年。國家為外寇侵入，家人數年無消息，上有飛機轟炸，下無食品果腹。然而讀書卻無任何干擾。教授和學生多被征從軍。偌大的兩個研究所：印度學研究所和漢學研究所，都歸我一個人掌管。插架數萬冊珍貴圖書，任我翻閱。在漢學研究所深深的院落裡，高大陰沉的書庫中，在梵學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闃無一人。天上飛機的嗡嗡聲與我腹中的飢腸轆轆聲相應和。閉目則浮想聯翩，神馳萬里，看到我的國，看到我的家。張目則梵典在前，有許多疑難問題，需要我來發覆。我此時恍如遺世獨立，苦歟？樂歟？我自己也回答不上來了。

　　經過了轟炸的煉獄，又經過了飢餓，到了一九四五年，在我來到哥廷根十年之後，我終於盼來了光明，東西法西斯垮臺了。美國兵先攻佔哥廷根，後來英國人來接管。此時，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國醫目疾。我連忙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匯報我十年來學習的情況，並將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論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覆信，也是一封長信，告訴我他的近況，並說不久將回國。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說，他想向北大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誰聽到能到最高學府任教而會不引以為榮呢？我於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謝。

　　這一年深秋，我終於告別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看成故鄉」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這個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園裡住了幾個月，一九四六年春天，經過法國和越南的西貢，又經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時間。從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長之的辦公桌上。這時候，寅恪先生也已從英國回到南京。我曾謁見先生於俞大維官邸中。談了談闊別十多年以來的詳細情況，先生十分高興，叮囑我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先生，特別囑咐我帶上我用德文寫的論文，可見先生對我愛護之深以及用心之細。

　　這一年的深秋，我從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北京（當時叫北平）。由於戰爭關係，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從那裡到北京的鐵路由美國少爺兵把守，所以還能通車。到了北京以後，一片「落葉滿長安」的悲涼氣象。我先在沙灘紅樓暫住，隨即拜見了湯用彤先生。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從海外得到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做專任講師，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向正教授。

　　我當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悅誠服，沒有半點非分之想。然而過了大約一周的光景，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聘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這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地出我意料。我這個當一周副教授的紀錄，大概也可以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吧。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輩學者對後輩的提攜和愛護。

　　不記得是在什麼時候，寅恪師也來到北京，仍然住在清華園。我立即到清華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是要費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幾十里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的。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絕不會憚於這樣的旅行。在三年之內，我頗到清華園去過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體弱，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甫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甫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先生手中，心裡頗覺安慰。幾瓶酒在現在不算什麼，但是在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鈔票上每天加一個○還跟不上物價飛速提高的速度的情況下，幾瓶酒已經非同小可了。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園的籐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纍纍垂垂，紫氣瀰漫，招來了眾多的遊人和蜜蜂。我們一群弟子們，記得有周一良、王永興、汪筏等，知道先生愛花。現在雖患目疾，跡近失明；但據先生自己說，有些東西還能影影綽綽看到一團影子。大片籐蘿花的紫光，先生或還能看到。而且在那種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的情況下，我們想請先生散一散心，徵詢先生的意見，他怡然應允。我們真是大喜過望，在來今雨軒籐蘿深處，找到一個茶桌，侍先生觀賞紫籐。先生顯然興致極高。我們談笑風生，盡歡而散。我想，這也許是先生在那樣的年頭裡最愉快的時刻。

　　還有一件事，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在解放前夕，政府經濟實已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銀元券，又從銀元券改為金圓券，越改越亂，到了後來，到糧店買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重量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學術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我把這情況告訴了已經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愛護確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當年他介紹王靜庵先生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去任教，一時傳為佳話。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有幾句詩：「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講的就是這一件事。現在卻輪到適之先生再一次「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而這個「大儒」不是別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適之先生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後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適之先生的美元。於是適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順便說一句，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大只有校長的一輛──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西文書。陳先生只有收二千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的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而寅恪師對於金錢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在這三年內，我同寅恪師往來頗頻繁。我寫了一篇論文：《浮屠與佛》，首先讀給他聽，想聽聽他的批評意見。不意竟得到他的讚賞。他把此文介紹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這個刊物在當時是最具權威性的刊物，簡直有點「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威風。我自然感到受寵若驚。差幸我的結論並沒有瞎說八道，幾十年以後，我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說，頗得到學界同行們的讚許。

　　在我同先生來往的幾年中，我們當然會談到很多話題。談治學時最多，政治也並非不談但極少。寅恪先生絕不是一個「閉門只讀聖賢書」的書獃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裡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我們談到當代學術，他當然會對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對一位明史專家外，他沒有對任何人說過貶低的話。對青年學人，只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就連那一位由於誤會而對他專門攻擊，甚至說些難聽的話的學者，陳師也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褒貶的話。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見。魯迅先生從來不攻擊年輕人，差堪媲美。

　　時光如電，人事滄桑，轉眼就到了一九四八年年底。解放軍把北京城團團包圍住。胡適校長從南京派來了專機，想接幾個教授到南京去。有一個名單，名單上有名的人，大多數都沒有走，陳寅恪先生走了。這又成了某些人探討研究的題目：陳先生是否對共產黨有看法？他是否對國民黨留戀？根據後來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記，寅恪先生並不反對共產主義，他反對的僅是蘇聯牌的共產主義。在當時，這也許是一個怪想法，甚至是一個大逆不道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於天下，難道不應該對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嗎？至於對國民黨的態度，最明顯地表現在他對蔣介石的態度上。一九四○年，他在《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這一首詩中寫道：「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吳宓先生對此詩作注說：「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按即「看花愁近最高樓」這一句。寅恪師對蔣介石，也可以說是對國民黨的態度表達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幾年前，一位台灣學者偏偏尋章摘句，說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灣去。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到了南京以後，寅恪先生又輾轉到了廣州，從此就留在那裡沒有動。他在台灣有很多親友，動員他去台灣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卻巋然不為所動。其中詳細情況，我不得而知。我們國家許多領導人，包括周恩來、陳毅、陶鑄、郭沫若等等，對陳師禮敬備至。他同陶鑄和老革命家兼學者的杜國癢，成了私交極深的朋友。在他晚年的詩中，不能說沒有歡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卻是抑鬱之感。現在回想起來，他這種抑鬱之感能說沒有根據嗎？能說不是查實有據嗎？我們這一批老知識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過來人。如果不昧良心說句真話，同陳師比較起來，只能說我們愚鈍，我們麻木，此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一九五一年，我奉命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和緬甸。在廣州停留了相當長的時間，準備將所有的重要發言稿都譯為英文。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我到嶺南大學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謁。相見極歡，陳師母也慇勤招待。陳師此時目疾雖日益嚴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東西。有關領導，據說就是陳毅和陶鑄，命人在先生樓前草地上鋪成了一條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綠草，碧綠與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從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們國家對陳師尊敬之真誠了。陳師是極富於感情的人，他對此能無所感嗎？

　　然而，世事如白雲蒼狗，變幻莫測。解放後不久，正當眾多的老知識分子興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時候，華蓋運便臨到頭上。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針對的全是知識分子。批完了《武訓傳》，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適，一路批，批，批，鬥，鬥，鬥，最後批判到了陳寅恪頭上。此時極大規模的、遍及全國的反右鬥爭還沒有開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個蠢才。對這一系列的批和鬥，我是心悅誠服的，一點沒有感到其中有什麼問題。我雖然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在我靈魂深處，我真認為中國老知識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陳寅恪先生頭上，我心裡卻感到不是味。雖然經人再三動員，我卻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願意厚著面皮，充當事後的諸葛亮，我當時的認識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畢竟沒有行動。現在時過境遷，在四十年之後，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在天之靈了。

　　可是，從那以後，直到老師於一九六九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離開了人世，將近二十年中，我沒能再見到他。現在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他在世的年齡五年，算是壽登耄耋了。現在我時常翻讀先生的詩文。每讀一次，都覺得有新的收穫。我明確意識到，我還未能登他的堂奧。哲人其萎，空餘著述。我卻是進取有心，請益無人，因此更增加了對他的懷念。我們雖非親屬，我卻時有風木之悲。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雖然看樣子離開為自己的生命畫句號的時候還會有一段距離，現在還不能就作總結，但是，自己畢竟已經到了日薄西山、人命危淺之際，不想到這一點也是不可能的。我身歷幾個朝代，忍受過千辛萬苦。現在只覺得身後的路漫長無邊，眼前的路卻是越來越短，已經是很有限了。我並沒有倚老賣老，苟且偷安；然而我卻明確地意識到，我成了一個「悲劇」人物。我的悲劇不在於我不想「不用揚鞭自奮蹄」，不想「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而是在「老驥伏櫪，志在萬里」。自己現在承擔的或者被迫承擔的工作，頭緒繁多，五花八門，紛紜複雜，有時還矛盾重重，早已遠遠超過了自己的負荷量，超過了自己的年齡。這裡面，有外在原因，但主要是內在原因。清夜捫心自問：自己患了老來瘋了嗎？你眼前還有一百年的壽命嗎？可是，一到了白天，一接觸實際，件件事情都想推掉，但是件件事情都推不掉，真彷彿京劇中的一句話：「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此中滋味，只有自己一人能瞭解，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有時會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究竟應怎樣來評價自己的一生呢？我雖遭逢過大大小小的災難，像十年浩劫那樣中國人民空前地愚蠢到野蠻到令人無法理解的災難，我也不幸──也可以說是有「幸」躬逢其盛，幾乎把一條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幸運的，自己趕上了許多意外的機遇。我只舉一個小例子。自從盤古開天地，不知從哪裡吹來了一股神風，吹出了知識分子這個特殊的族類。知識分子有很多特點。在經濟和物質方面是一個「窮」字，自古已然，於今為烈。在精神方面，是考試多如牛毛。在這裡也是自古已然，於今為烈。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論。我自己考了一輩子，自小學、中學、大學，一直到留學，月有月考，季有季考，還有什麼全國統考，考得一塌糊塗。可是我自己在上百場國內外的考試中，從來沒有名落孫山。你能說這不是機遇好嗎？

　　但是，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如果沒有人幫助，一個人會是一事無成的。在這方面，我也遇到了極幸運的機遇。生平幫過我的人無慮數百。要我舉出人名的話，我首先要舉出的，在國外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另一個是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的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如果沒有他同德國簽訂德國清華交換研究生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一個是胡適之先生，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如果沒有他們提攜的話，我根本來不到北大。最後但不是最少，是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至於他為什麼不把我介紹給我的母校清華，而介紹給北大，我從來沒有問過他，至今恐怕永遠也是一個謎，我們不去談它了。

　　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我一向認為，感恩圖報是做人的根本準則之一。但是，我對他們四位，以及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師友怎樣「報」呢？專就寅恪師而論，我只有努力學習他的著作，努力宣揚他的學術成就，努力幫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廣州中山大學的校領導和歷史系的領導，他們再三舉辦寅恪先生學術研討會，包括國外學者在內，群賢畢至。中大還特別創辦了陳寅恪紀念館。所有這一切，我這個寅恪師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國內外研究陳寅恪先生的學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將日益發揚光大，這是毫無問題的。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個人的思想問題和感情問題。我現在是「後已見來者」，然而卻是「前不見古人」，再也不會見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無限的空漠，這個空漠是無論如何也填充不起來了。擲筆長歎，不禁老淚縱橫矣。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

掃傅斯年先生墓

　　我們雖然算是小同鄉，但我與孟真先生並不熟識，幾乎是根本沒有來往。原因是年齡有別，輩分不同。我於一九三○年到北京來上大學的時候，進的是清華大學。當時孟真先生已經是學者，是教育家，名滿天下了。我只是一個無名小卒，不可能有認識的機會。

　　我記得，在我大學一年級或二年級時，不知是清華的哪一個團體組織了一次系列講座，邀請一些著名的學者發表演說，其中就有孟真先生。時間是在晚上，地點是在三院的一間教室裡。孟真先生西裝筆挺，革履鋥亮。講演的內容，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但是，他那把雙手插在西裝坎肩的口袋裡的獨特的姿勢，卻至今歷歷如在目前。

　　在以後一段長達十五六年的時間中，我同孟真先生互不相知，一沒有相知的可能，二沒有相知的必要，我們本來就是萍水相逢嘛。

　　然而天公卻別有一番安排，我在德國待了十年以後，陳寅恪師把我推薦給北京大學。一九四六年夏，我回國住在南京。適值寅恪先生也正在南京，我曾去謁見。他讓我帶著我在德國發表的幾篇論文，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當時的北大代校長傅斯年。我遵命而去，見了面，沒有說上幾句話，就告辭出來。我們第二次見面就是這樣匆匆。

　　二戰期間，我被阻歐洲，大後方重慶和昆明等地的情況，我茫無所知。到了南京以後，才開始零零星星地聽到大後方學術文化教育界的一些情況，涉及面非常廣，當然也涉及傅孟真先生。他把山東人特有的直爽的性格──這種性格其他一些省份的人也具有的──發揮到淋漓盡致的水平。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當時是國民黨政府下屬的一個機構。但是，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而且專揭國民黨的瘡疤。他被選為地位很高的參政員，是所謂「社會賢達」的代表。他主持正義，直言無諱，被稱為「傅大炮」。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在貪贓枉法方面，各有千秋，手段不同，殊途同歸。其中以孔祥熙家族名聲最壞。那一位「威」名遠揚的孔二小姐，更是名動遐邇，用飛機載狗逃難，而置難民於不顧。孟真先生不講情面，不分場合，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中，痛快淋漓地揭露孔家的醜事，引起了人民對孔家的憎恨。孟真先生成為「批孔」的專業戶，口碑載道，頌聲盈耳。

　　孟真先生的軼事很多，我只能根據傳說講上幾件。他在南京時，開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待人寬厚，而要求極嚴。當時有一位廣東籍的研究員，此人脾氣古怪，雙耳重聽，形單影隻，不大與人往來，但讀書頗多，著述極豐。每天到所，用鉛筆在稿紙上寫上兩千字，便以為完成了任務，可以交卷了，於是悄然離所，打道回府。他所愛極廣，隋唐史和黃河史，都有著述，洋洋數十萬言。對歷史地理特感興趣，尤嗜對音。他不但不通梵文，看樣子連印度天城體字母都不認識。在他手中，字母彷彿成了積木，可以任意挪動。放在前面，與對音不合，就改放在後面。這樣產生出來的對音，有時極為荒誕離奇，那就在所難免了。但是，這位老先生自我感覺極為良好，別人也無可奈何。有一次，他在所裡做了一個學術報告，說《史記》中的「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不得」二字是Buddha（佛陀）的對音，佛教在秦代已輸入中國了。實際上，「禁不得」這樣的字眼兒在漢代是通用的。老先生不知怎樣一時糊塗，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一位頗負盛名的日本漢學家籐田豐八已有此說。老先生不一定看到過。孤明獨發，鬧出了笑話。不意此時遠在美國的孟真先生，聽到了這個信息，大為震怒，打電話給所裡，要這位老先生檢討，否則就炒魷魚。老先生不肯，於是便捲鋪蓋離開了史語所，老死不明真相。

　　但是，孟真先生是異常重視人才的，特別是年輕的優秀人才。他獎勵扶掖，不遺餘力。他心中有一張年輕有為的學者的名單。對於這一些人，他盡力提供或創造條件，讓他們能安心研究，幫助他們出國留學，學成回國後仍來所裡工作。他還盡力延攬著名學者，禮遇有加。他創辦的《史語所集刊》在幾十年內都是國內外最有權威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刊物。一登龍門，身價十倍，能在上面發表文章，是十分光榮的事。這個刊物至今仍在繼續刊行，舊的部分有人多方搜求，甚至影印，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所僅見。

　　孟真先生有其金剛怒目的一面，也有其菩薩慈眉的一面。當年在大後方昆明，西南聯大的教師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研究員，有時住在同一所宿舍裡。在靛花巷（？）宿舍裡，陳寅恪先生住在樓上，一些年紀比較輕的教員和研究員住在樓下。有一天晚上，孟真先生和一些年輕學者在樓下屋子裡閒談。說到得意處，忍不住縱聲大笑。他們樂以忘憂，興會淋漓，忘記了時光的流逝。猛然間，樓上發出手杖搗地板的聲音。孟真先生輕聲說：「樓上的老先生發火了。」「老先生」指的當然就是寅恪先生。從此就有人說，傅斯年誰都不怕，連蔣介石也不放在眼中，惟獨怕陳寅恪。我想，在這裡，這個「怕」字不妥，改為「尊敬」就更好了。

　　這一次，我由於一個不期而遇的機會，來到了台北，又聽到了一些孟真先生的軼事。原來他離開大陸後，來到台灣，仍然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同時兼任台灣大學的校長。他這一位大炮，大概仍然是炮聲隆隆。據說有一次蔣介石對自己的親信說：「那裡（指台大）的事，我們管不了！」可見孟真先生仍然保留著他那一副剛正不阿的錚錚鐵骨，他真正繼承了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最優秀的傳統。

　　根據我上面的瑣碎的回憶，我對孟真先生是見得少，聽得多。我同他最重要的一次接觸，就是我進北大時，他正是代校長，是他把我引進北大來的。據說──又是據說，他代表胡適之先生接管北大。當時日寇侵略者剛剛投降。北大，正確說是「偽北大」教員可以說都是為日本服務的。但是每個人情況又各有不同，有少數人認賊作父，腆顏事仇，喪盡了國格和人格。大多數則是不得已而為之。二者應該區別對待。孟真先生說，適之先生為人厚道，經不起別人的懇求與勸說，可能良莠不分，一律留下在北大任教。這個「壞人」必須他做。他於是大刀闊斧，不留情面，把問題嚴重的教授一律解聘，他說，這是為適之先生掃清道路，清除垃圾，還北大一片淨土，讓他的老師胡適之先生怡然、安然地打道回校。我就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到北大來的。我對孟真先生有知遇之感，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

　　這一次我們三個北大人來到了台灣。台灣有清華分校，為什麼獨獨沒有北大分校呢？有人說，傅斯年擔任校長的台灣大學就是北大分校。這個說法被認為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三個人中，除我以外，他們倆既沒有見過胡適之，也沒有見過傅孟真。但是，胡、傅兩位畢竟是北大的老校長，我們不遠千里而來，為他們二位掃墓，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們謹以鮮花一束，放在墓穴上，用以寄托我們的哀思。我在孟真先生墓前行禮的時候，心裡想了很多很多。兩岸人民有手足之情，人為地被迫分開了五十多年，難道現在和好統一的時機還沒有到嗎？本是同根生，見面卻如參與商，一定要先到香港才能再飛台灣。這樣人為的悲劇難道還不應該結束嗎？北大與台大難道還不應該統一起來嗎？我希望，我們下一次再來掃孟真先生墓時，這一齣人間悲劇能夠結束。

　　　　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

悼念沈從文先生

　　去年有一天，老友肖離打電話告訴我，從文先生病危，已經準備好了後事。我聽了大吃一驚，悲從中來。一時心血來潮，提筆寫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詫為倚馬可待，情文並茂。然而，過了幾天，肖離又告訴我說，從文先生已經脫險回家。我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又竊笑自己太性急，人還沒去，就寫悼文，實在非常可笑。我把那一篇「傑作」往旁邊一丟，從心頭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書山稿海之中，從此「雲深不知處」了。

　　到了今年，從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應該寫點什麼的。可是，由於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懶於再動筆，一直拖到今天。同時我注意到，像沈先生這樣一個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點不太正常，我也有點不平。考慮再三，還是自己披掛上馬吧。

　　我認識沈先生已經五十多年了。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就喜歡讀他的作品。我覺得，在所有的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了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絕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沒有人瞭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親》出版以後，我讀了覺得有一些意見要說，於是寫了一篇書評，刊登在鄭振鐸、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刊出以後，我聽說，沈先生有一些意見。我於是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同時請鄭先生在《文學季刊》創刊號再版時，把我那一篇書評抽掉。也許就是由於這一個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緣，我們就認識了。我當時是一個窮學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社會地位，雖不能說如雲泥之隔，畢竟差一大截子。可是他一點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擺，這使我非常感動。他同張兆和女士結婚，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擷英番菜館設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請。當時出席的名流如雲。證婚人好像是胡適之先生。

　　從那以後，有很長的時間，我們並沒有多少接觸。我到歐洲去住了將近十一年。他在抗日烽火中在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聯大任國文系教授。彼此音問斷絕。他的作品我也讀不到了。但是，有時候，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我在飢腸轆轆、機聲嗡嗡中，竟會想到他。我還是非常懷念這一位可愛、可敬、淳樸、奇特的作家。

　　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回到祖國。這一年的深秋，我終於又回到了別離了十幾年的北平。從文先生也於此時從雲南復員來到北大，我們同在一個學校任職。當時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離學校不遠，因此我們也相距很近。見面的次數就多了起來。他曾請我吃過一頓相當別緻、畢生難忘的飯，雲南有名的汽鍋雞。鍋是他從昆明帶回來的，外表看上去像宜興紫砂，上面雕刻著花卉書法，古色古香，雖係廚房用品，然卻古樸高雅，簡直可以成為案頭清供，與商鼎周彝鬥艷爭輝。

　　就在這一次吃飯時，有一件小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麼東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就能開開。然而從文先生卻搶了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這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勁，有點土勁，並不高雅，並不優美。然而，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個性。在達官貴人、高等華人眼中，這簡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賞的卻正是這一種勁頭。我自己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土包子」，雖然同那一些只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我並不覺得低他們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認為沈先生是「土包子」嗎？

　　還有一件小事，也使我憶念難忘。有一次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遊逛，可能是中山公園之類。我們要了一壺茶。我正要拿起茶壺來倒茶，沈先生連忙搶了過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壺中，說只有這樣才能把茶味調得均勻。這當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瑣細中不是更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嗎？

　　小事過後，來了一件大事：我們共同經歷了北平的解放。在這個關鍵時刻，我並沒有聽說，從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他的心情也是激動的，雖然他並不故做革命狀，以達到某種目的，他仍然是樸素如常。可是厄運還是降臨到他頭上來。一個著名的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家，在香港出版的一個進步的文藝刊物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大概是什麼《文壇一瞥》之類，前面有一段相當長的修飾語。這一位理論家視覺似乎特別發達，他在文壇上看出了許多顏色。他「一瞥」之下，就把沈先生「瞥」成了粉紅色的小生。我沒有資格對這一篇文章發表意見。但是，沈先生好像是當頭挨了一棒，從此被「瞥」下了文壇，銷聲匿跡，再也不寫小說了。

　　一個慣於舞筆弄墨的人，一旦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他心裡是什麼滋味，我說不清；他有什麼苦惱，我也說不清。然而，沈先生並沒有因此而消沉下去。文學作品不能寫，還可以幹別的事嘛。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他是一個閒不住的人，他轉而研究起中國古代的文物來，什麼古紙、古代刺繡、古代衣飾等等，他都研究。憑了他那一股驚人的鑽研的能力，過了沒有多久，他就在新開發的領域內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他那一本講中國服飾史的書，出版以後，洛陽紙貴，受到國內外一致的高度的讚揚。他成了這方面權威。他自己也寫章草，又成了一個書法家。

　　有點諷刺意味的是，正當他手中寫小說的筆被「瞥」掉的時候，從國外沸沸揚揚傳來了消息，說國外一些人士想推選他做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我在這裡著重聲明一句，我們國內有一些人特別迷信諾貝爾獎，迷信的勁頭，非常可笑。試拿我們中國沒有得獎的那幾位文學巨匠同已經得獎的歐美的一些作家來比一比，其差距簡直有如高山與小丘。同此輩爭一日之長，有這個必要嗎！推選沈先生當候選人的事是否進行過，我不得而知。沈先生怎樣想，我也不得而知。我在這裡提起這一件事，只不過把它當做沈先生一生中一個小小的插曲而已。

　　我曾在幾篇文章中都講到，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優點？），我不喜歡拜訪人。有很多可尊敬的師友，比如我的老師朱光潛先生、董秋芳先生等等，我對他們非常敬佩，但在他們健在時，我很少去拜訪。對沈先生也一樣。偶爾在什麼會上，甚至在公共汽車上相遇，我感到非常親切，他好像也有同樣的感情。他依然是那樣溫良、淳樸，時代的風風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留下什麼痕跡，說白了就是沒有留下傷痕。一談到中國古代科技、藝術等等，他就喜形於色，眉飛色舞，娓娓而談，如數家珍，天真得像一個大孩子。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意。我心裡曾幾次動過念頭：去看一看這一位可愛的老人吧！然而，我始終沒有行動。現在人天隔絕，想見面再也不可能了。

　　有生必有死，是大自然的規律。我知道，這個規律是違抗不得的，我也從來沒有想去違抗。古代許多聖君賢相，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想方設法，去與這個規律對抗，妄想什麼長生不老，結果卻事與願違，空留下一場笑話。這一點很清楚。但是，生離死別，我又不能無動於衷。古人云：太上忘情。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凡人，無論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只有把自己釘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我自謂身體尚頗硬朗，並不服老。然而，曾幾何時，宛如黃粱一夢，自己已接近耄耋之年。許多可敬可愛的師友相繼離我而去。此情此景，焉能忘情？現在從文先生也加入了去者的行列。他一生安貧樂道，淡泊寧靜，死而無憾矣。對我來說，憂思卻著實難以排遣。像他這樣一個有特殊風格的人，現在很難找到了。我只覺得大地茫茫，頓生淒涼之感。我沒有別的本領，只能把自己的憂思從心頭移到紙上，如此而已。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寫於香港

　　　　中文大學會友樓

憶念胡也頻先生

　　胡也頻，這個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學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閃即逝但又留下永恆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者很多很多，但在腦海中尚能保留其生動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

　　我有幸是其中的一個。

　　我初次見到胡先生是六十年前在山東濟南省立高中的講台上。我當時只有十八歲，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個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時日軍剛剛退出了佔領一年的濟南。國民黨的軍隊開了進來，教育有了改革。舊日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改為省立高中。校址由綠柳紅荷交相輝映的北園搬到車水馬龍的杆石橋來，環境大大地改變了，校內頗有一些新氣象。專就國文這一門課程而談，在一年前讀的還是《詩經》、《書經》和《古文觀止》一類的書籍，現在完全改為讀白話文學作品。作文也由文言文改為白話文，教員則由前清的翰林、進士改為新文學家。對於我們這一批年輕的大孩子來說，頓有耳目為之一新的感覺，大家都興高采烈了。

　　高中的新校址是清代的一個什麼大衙門，崇樓峻閣，雕樑畫棟，頗有一點威武富貴的氣象。尤其令人難忘的是裡面有一個大花園。園子的全盛時期早已成為往事，花壇不修，水池乾涸，小路上長滿了草。但是花木依然青翠茂密，濃綠撲人眉宇。到了春天、夏天，仍然開滿似錦的繁花，把這古園點綴得明麗耀目。枝頭、叢中時有鳥鳴聲，令人如入幽谷。老師們和學生們有時來園中漫步，各得其樂。

　　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園門口旁邊，常見他走過花園到後面的課堂中去上課。他教書同以前的老師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講《古文觀止》，好像連新文學作品也不大講。每次上課，他都在黑板上大書：「什麼是現代文藝？」幾個大字，然後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直講得眉飛色舞，濃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難懂了。

　　下一次上課，黑板上仍然是七個大字：「什麼是現代文藝？」我們這一群年輕的大孩子聽得簡直像著了迷。我們按照他的介紹買了一些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那時候，「馬克思主義」這個詞兒是違禁的，人們只說「普羅文學」或「現代文學」，大家心照不宣，誰也瞭解。有幾本書的作者我記得名叫弗里茨，以後再也沒見到這個名字。這些書都是譯文，非常難懂。據說是從日文轉譯的俄國書籍。恐怕日文譯者就不太懂俄文原文，再轉為漢文，只能像「天書」了。我們當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懷著朝聖者的心情，硬著頭皮讀下去。生吞活剝，在所難免。然而「現代文藝」這個名詞卻時髦起來，傳遍了高中的每一個角落，彷彿為這古老的建築增添了新的光輝。

　　我們這一批年輕的中學生其實並不真懂什麼「現代文藝」，更不全懂什麼叫「革命」。胡先生在這方面沒有什麼解釋。但是我們的熱情是高昂的，高昂得超過了需要。當時還是國民黨的天下，學校大權當然掌握在他們手中。國民黨最厭惡、最害怕的就是共產黨，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後快。在這樣的氣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張膽地宣傳「現代文藝」，鼓動學生革命，真如太歲頭上動土。國民黨對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胡先生卻是處之泰然。我們閱世未深，對此完全是麻木的。胡先生是有社會經歷的人，他應該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只見他那清瘦的小個子，在校內課堂上，在那座大花園中，邁著輕盈細碎的步子，上身有點向前傾斜，匆匆忙忙，倉倉促促，滿面春風，忙得不亦樂乎。他照樣在課堂上宣傳他的「現代文藝」，侃侃而談，視敵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沒有敵人的敵人陣中。

　　他不但在課堂上宣傳，還在課外進行組織活動。他號召組織了一個現代文藝研究會，由幾個學生積極分子帶頭參加，公然在學生宿舍的走廊上，擺上桌子，貼出佈告，昭告全校，踴躍參加。當場報名、填表，一時熱鬧得像是過節一樣。時隔六十年，一直到今天，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如在眼前，當時的笑語聲還在我耳畔迴盪，留給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見了。

　　有了這樣一個組織，胡先生還沒有滿足，他準備出一個刊物，名稱我現在忘記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現代文藝的使命》。內容現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類。以我當時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從「天書」中生吞活剝地抄來了一些詞句，雜湊成篇而已，絕不會是什麼像樣的文章。

　　正在這時候，當時蜚聲文壇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濟南省立高中，看樣子是來探親的。她是從上海去的。當時上海是全國最時髦的城市，領導全國服飾的新潮流。丁玲的衣著非常講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裝。相對而言，濟南還是相當閉塞淳樸的。丁玲的出現，宛如飛來的一隻金鳳凰，在我們那些沒有見過世面的青年學生眼中，她渾身閃光，輝耀四方。

　　記得丁玲那時候比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濟南比不了上海，馬路坑坑窪窪，高低不平。高中校內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況是高跟鞋。看來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難」的問題。胡先生個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維艱」，有時要扶著胡先生才能邁步。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看了這情景，覺得非常有趣。我們就竊竊私議，說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們其實不但毫無惡意，而且是充滿了敬意的。在我們心中真覺得胡先生是一個好丈夫，因此對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對丁玲我們同樣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樣處之泰然，國民黨卻並沒有睡覺。他們的統治機器當時運轉得還是比較靈的。國民黨對抗大清帝國和反動軍閥有過豐富的鬥爭經驗，老謀深算，手法頗多。相比之下，胡先生這個才不過二十多歲的真正的革命家，卻沒有多少鬥爭經驗，專憑一股革命銳氣，革命鬥志超過革命經驗，宛如初生的犢子不怕虎一樣，頭頂青天，腳踏大地，把活動都擺在光天化日之下。這確實值得尊敬。但是，勇則勇矣，面對強大的掌握大權的國民黨，是注定要失敗的。這一點，我始終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識到了。這個謎將永遠成為一個謎了。

　　事情果然急轉直下。有一天，國文課堂上見到的不再是胡先生那瘦小的身影，而是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師。全班學生都為之愕然。小道消息說，胡先生被國民黨通緝，連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一九三一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秘密殺害，身中十幾槍。當時他只有二十八歲。

　　魯迅先生當時住在上海，聽到這消息以後，他怒髮衝冠，拿起如椽巨筆，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二心集》）這一段話在當時真能擲地作金石聲。

　　胡先生犧牲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如果他能活到現在，也不過八十七八歲，在今天還不算是太老，正是「餘霞尚滿天」的年齡，還是大有可為的。而我呢，在這一段極其漫長的時間內，經歷了極其曲折複雜的行程，天南海北，神州內外，高山大川，茫茫巨浸；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在「空前的十年」中，幾乎走到窮途。到了今天，我已由一個不到二十歲的中學生變成了皤然一翁，心裡面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胡先生的身影忽然又出現在眼前，我有點困惑。我真願意看到這個身影，同時卻又害怕看到這個身影，我真有點誠惶誠恐了。我又擔心，等到我這一輩人同這個世界告別以後，腦海中還能保留胡先生身影者，大概也就要完全徹底地從地球上消逝了。對某些人來說，那將是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在這裡，我又有點欣慰：看樣子，我還不會在短期中同地球「拜拜」。只要我在一天，胡先生的身影就能保留一天。願這一顆流星的光芒盡可能長久地閃耀下去。

　　　　一九九○年二月九日

湯用彤先生的為人與為學

　　在中國幾千年的學術史上，每一個時代都誕生少數幾位大師，是這幾位大師標誌出學術發展的新水平，是這幾位大師代表著學術前進的新方向，是這幾位大師照亮學術前進的道路，是這幾位大師博古通今，又熔鑄今古。他們是學術天空中光輝璀璨的明星。

　　中國近現代，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根據我個人的看法，近現代同以前的許多時代，都有所不同。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俞曲園先生（樾）和他的弟子章太炎（炳麟）。在他們師徒兩人身上體現了中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學術發展的一個大轉變。俞曲園能熔鑄今古；但是章太炎在熔鑄今古之外，又能會通中西。這只要看一看曲園先生的文集，再讀一讀太炎先生《章氏叢書》，特別是其中的《文錄》和《別錄》中的許多文章，其區別立即呈現在眼前。太炎先生的文章如：《記印度西婆耆王紀念會事》、《送印度缽羅罕保什二君序》、《記印度事》、《無政府主義序》、《俱分進化論》、《無神論》、《大乘佛教緣起考》、《大乘起信論辯》、《梵文典序》、《法顯發現西半球論》等等，就是他會通中西的確鑿證據，他的老師是寫不出來的。

　　太炎先生以後，幾位國學大師，比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胡適等，都是既能熔鑄今古，又能會通中西的。他們有別於前一代大師的地方就在這裡。他們一方面繼承了中國悠久的優秀的學術傳統，特別是考據之學；另一方面又融會了西方的優秀傳統，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都是如此。他們發揚光大了中國的學術傳統，使中國的學術研究面目為之一新，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我認為，湯用彤（錫予）先生就屬於這一些國學大師之列。這實際上是國內外學者之公言，絕非我一個人之私言。在錫予先生身上，熔鑄今古、會通中西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研讀造詣很高，對漢譯佛典以及僧傳又都進行過深刻徹底的探討，使用起來，得心應手，如數家珍。又遠涉重洋，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習梵文，攻讀西方和印度哲學，再濟之以個人天資與勤奮，他之所以成為國學大師，豈偶然哉！

　　拿湯先生的代表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來作一個例子，加以分析。此書於一九三八年問世，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然而，一直到現在，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中外學者，哪一個也不能不向這一部書學習，向這一部書討教。此書規模之恢弘，結構之謹嚴，材料之豐富，考證之精確，問題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釋之周密，在在可為中外學者們的楷模。凡此皆是有口皆碑，同聲稱揚的。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上，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經典著作，它將永放光芒。

　　錫予先生的治學範圍，當然不限於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他在魏晉玄學的研究方面也有精深的造詣，對隋唐佛教也作過深刻的探討，旁及印度哲學和歐美哲學。他完全當得起「會通中西」這一句話。

　　湯先生的人品也是他的弟子們學習的榜樣。他淳真、樸素，不為物累；待人寬厚，處事公正。藹然仁者，即之也溫。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他是一個真正的大師。

　　我自己沒有得到機會立雪程門。我在德國住了十年以後，先師陳寅恪先生把我介紹給湯先生和胡適之先生，我得以來到了北大，當上了教授。此後，我以學生教授或教授學生的身份聽過湯先生「魏晉玄學」的課。我覺得每一堂課都是一次特殊的享受，至今記憶猶新，終生難忘。我不自量力，高攀為錫予先生的弟子，以此為榮。

　　　　一九九二年

周作人論──兼及汪精衛

　　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史，周作人這個人是一個難以繞過的人物，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但是，偏偏這個人又是一個性格十分複雜、經歷十分跌宕的人。因此，在評論這個歷史人物時，在論者基本上調子一致的情況下，也時有雜音出現。我個人不是研究近代中國文學的人，但年輕時讀過周作人的許多書，也許是當時已經出版的全部的書，對此人頗感興趣，因此不揣譾陋，也想發表點意見。

　　促使我想發表一點意見的最直接的動力，來自我最近讀的一篇文章《另一個周作人》，作者傅國湧，見《書屋》，二○○一．十一，頁二三─二七。文章一開頭就說：「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周作人和真實的周作人是有很大距離的。」這裡使用了「真實的周作人」這樣一個詞兒，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周作人是不「真實」的或者竟可以說是「虛假」的。如果想勉強把周作人劃分為幾「個」的話，那麼只有兩「個」：一個是五四時期向著舊勢力衝鋒陷陣的勇猛的戰士，一個則是在日寇侵華後成為日本的華北教育督辦的民族敗類臭名永垂的大漢奸，兩者都是真實的。兩個周作人的歷史都是同一個周作人寫成的。從生理學上來講，一個人不可能劈成兩個。傅國湧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說，我們現在一般知道的周作人是後者，是不真實的，只有前者真實。前者是「另一個周作人」。

　　我個人對於這種提法有不同的看法，現在想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我們感謝傅國湧先生對「另一個周作人」搜集了豐富翔實的資料。他在本文中有時也提出一些對周作人的看法，比如「其實起碼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周作人的血並沒有冷卻、凝固，沒有躲進他的書齋，品苦茶、寫小品文，而是盡到了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頁二四t，二一開頭）又如傅先生講到，一九二二年三月，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汪精衛、鄧中夏等一大批非常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在北京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旨在反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馬裕藻等則大倡信教自由。傅先生說：「八十年後回過頭來看這段公案，如果不因人廢言，是非是很清楚的，周作人他們『少數』人無疑站在正確的一面。」（頁二五a）

　　傅先生在不厭其詳地列舉了前期周作人的豐功偉績之後，對他轉變的過程和原因也作了一些分析。他寫道：「他後期的變化（大致上在一九二七年冬天以後）在思想、性格上的根源也許由來已久，但李大釗的慘死，北新書局被迫停業，《語絲》被禁止（周作人和劉半農曾到一個日本朋友家避了一次難），這些變故對他的轉變恐怕都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周作人發表了《閉戶讀書論》，我把這看做是他生命的分界線，從此以後那個曾和民族共同體共命運，與大時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徹底告別了過去，回到書齋。那一年周作人僅僅四十四歲，離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也不到十年。」（頁二七t）我認為，傅先生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特別是他提到了「在思想、性格上的根源也許由來已久」，更具有真知灼見。魯迅和周作人同出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幼年所受的教育和環境熏陶幾乎完全一樣。但是，到了後來，兩人卻走了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其中思想和性格上的根源起著主導作用。這樣說，可能有背於某一些教條。但是，如果不這樣解釋，又當怎樣去解釋呢？

　　傅國湧先生的文章《另一個周作人》就介紹這樣多。我在上面已經說到過，傅先生筆下「另一個周作人」是真實的，這裡指的是五四時期叱吒風雲的周作人。這當然是「真實的」。但是，日寇入侵後當了華北教育督辦的周作人也是「真實的」。看樣子，傅先生是想給前一個周作人打抱不平，「發潛德之幽光」。實際上，根據我個人的觀察，第一個周作人，「另一個周作人」，現在也沒有完全被遺忘，在五四運動的資料中還能夠找到他的材料。我認為，我們所面臨的困難是如何實事求是地評價像周作人這樣一個知識分子。這種人的生命歷程變動太大，幾乎是從一個極端變到另一個極端，令人抓不住重點，也不知道從何處下手。

　　我在上面的敘述中，好像是把周作人的生命歷程分為前後兩大部分，這是不夠精確的。實際上應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五四運動到一九二八年。在這個階段中，周作人是那一群對準舊堡壘衝鋒陷陣的最英勇的戰士中的一員。第二階段，約莫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日寇正式入侵。在這一個階段中，周作人回到了書齋，「閉戶讀書」，邀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且到寒齋吃苦茶」，倡導小品文，寫寫打油詩。這一批人批閱新生國文試卷，發現了一些錯別字，如獲至寶，詩興大發，紛紛寫詩加以諷刺，引起了魯迅的強烈不滿。這可以說是一個過渡階段，主要原因是由周作人的思想和性格所決定的。第三階段就是日寇正式大舉入侵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垮臺。令人奇怪的但也並不太奇怪的是，在第一階段，周作人風華正茂時就常常發表不喜歡談政治的言論。但是到了第三階段，他不但談了政治，而且身體力行當了大官，不是共產黨的官，也不是國民黨的官，而是外來侵略者的官。這一頂漢奸的帽子是他給自己戴上的，罄東海之水也是洗不清的。在這個問題上，同周作人境況類似的人往往祭起動機這個法寶來企圖逃脫罪責。我沒有研究過周作人，不敢亂說。即使他有的話，也自在意料之中。我們是動機與效果的統一論者，但是歸根結底，效果起決定性的作用。

　　在這裡，我忽然想到了汪精衛。他同周作人有十分相似的經歷，但更為鮮明、突出。年輕的汪精衛，一腔熱血，滿懷義憤，到北京來想炸死攝政王，不幸失敗被俘。他寫了一首有名的詩：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
　　詩句豪氣沖天，擲地可作金石聲。可惜他沒能如願，他被營救了出來。從那以後，在長達幾十年的漫長的時期中，汪精衛活躍在國民黨的政壇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極盡雲譎波詭之能事，最終充當了日偽政權的主席。我在什麼地方讀到過他的一番談話，大意是說：如果他不出來充當日偽政府的主席，日寇殺中國人將會更多。這就是汪精衛的動機論。這話大有佛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真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二字！

　　從周作人和汪精衛事件中，我想到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人生的壽夭問題，一個是保持晚節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有區別，又有聯繫。我先從第一個問題談起。除非厭世自殺的極少數人以外，人類，同其他一切生物一樣，沒有不想壽而想夭的。在人們的口頭語中有大量這樣的話，比如「長命百歲」、「壽比南山」、「福壽雙全」等等。對皇帝則說「萬歲」、「萬壽無疆」等等頌詞。在許多年前中國造神運動達到頂峰的時候，我們不是也都狂呼「萬歲」和「萬壽無疆」嗎？總之，在一般人的思想中，長壽是一件好事。這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也是正確的。但對極少數的人來說，長壽不但不是好事，而是天大的壞事。比如，如果周作人在五四運動中或者其後不久就死掉的話，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成為一個新文化的鬥士。然而他偏偏長壽了，長壽到成為不齒於人類的大漢奸賣國賊。對周作人來說，長壽不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災難嗎？再比如汪精衛。如果他那「引刀成一快」的願望得以實現的話，他將成為同岳飛等並列的民族英雄，流芳千古。然而他偏偏又長壽了，長壽到成為比周作人更令人憎恨的狗屎堆，遺臭萬年。對汪精衛來說，長壽也成了一場災難。這種想法，古代人也有過。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有一首詩：

　　　　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
　　王莽就是死得太晚了。他因長壽而露了馬腳，成為千古巨奸。

　　談到這裡，就同第二個問題聯結上了：保持晚節的問題。中國自古以來一向非常重視晚節的問題。《戰國策．秦策五》說：「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宋代的大政治家韓琦在《在北門九日燕諸曹》一詩中寫道：「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寓意深遠，值得玩味。中國還有「蓋棺論定」的說法，意思是，人只要活著，不管年紀多大，就有變的可能。只有蓋棺以後，才能對他論定。周作人和汪精衛晚節不保，沒有蓋棺，即可論定了。我們從這兩個人身上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反面教員。

　　我們的祖國早已換了人間。在今天的國勢日隆，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的大好形勢下，保持晚節的問題還有什麼現實意義嗎？有，而且很迫切。一些曾經出生入死為人民立過大功的人，一旦晚節不保，立即墮落為人民的罪人，走上人民的法庭，這樣的例子還少嗎？我們每個人都要警惕。

【二、名詞的泡沫】　人生的命題

　　　　　　──編者註：原題為《人生》

　　※※※

　　在一個「人生漫談」的專欄中，首先談一談人生，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未可厚非的。

　　而且我認為，對於我來說，這個題目也並不難寫。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在人生中已經滾了八十多個春秋了。一天天面對人生，時時刻刻面對人生，讓我這樣一個世故老人來談人生，還有什麼困難呢？豈不是易如反掌嗎？

　　但是，稍微進一步一琢磨，立即出了疑問：什麼叫人生呢？我並不清楚。

　　不但我不清楚，我看芸芸眾生中也沒有哪一個人真清楚的。古今中外的哲學家談人生者眾矣。什麼人生意義，又是什麼人生的價值，花樣繁多，撲朔迷離，令人眼花繚亂；然而他們說了些什麼呢？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是越談越糊塗。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哲學家的哲學，至矣高矣。但是，恕我大不敬，他們的哲學同吾輩凡人不搭界，讓這些哲學，連同它們的「家」，坐在神聖的殿堂裡去獨現輝煌吧！像我這樣一個凡人，吃飽了飯沒事兒的時候，有時也會想到人生問題。我覺得，我們「人」的「生」，都絕對是被動的。沒有哪一個人能先制訂一個誕生計劃，然後再下生，一步步讓計劃實現。只有一個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釋迦牟尼。他住在天上，忽然想降生人寰，超度眾生。先考慮要降生的國家，再考慮要降生的父母。考慮周詳之後，才從容下降。但他是佛祖，不是吾輩凡人。

　　吾輩凡人的誕生，無一例外，都是被動的，一點主動也沒有。我們糊里糊塗地降生，糊里糊塗地成長，有時也會糊里糊塗地夭折，當然也會糊里糊塗地壽登耄耋，像我這樣。

　　生的對立面是死。對於死，我們也基本上是被動的。我們只有那麼一點主動權，那就是自殺。但是，這點主動權卻是不能隨便使用的。除非萬不得已，是絕不能使用的。

　　我在上面講了那麼些被動，那麼些糊里糊塗，是不是我個人真正欣賞這一套，讚揚這一套呢？否，否，我絕不欣賞和讚揚。我只是說了一點實話而已。

　　正相反，我倒是覺得，我們在被動中，在糊里糊塗中，還是能夠有所作為的。我勸人們不妨在吃飽了燕窩魚翅之後，或者在吃糠咽菜之後，或者在卡拉OK、高爾夫之後，問一問自己：你為什麼活著？活著難道就是為了恣睢的享受嗎？難道就是為了忍饑受寒嗎？問了這些簡單的問題之後，會使你頭腦清醒一點，會減少一些糊塗。謂予不信，請嘗試之。

壞人是不會變好的

　　　　　　──編者註：原題為《壞人》

　　※※※

　　積將近九十年的經驗，我深知世界上確實是有壞人的。乍看上去，這個看法的智商只能達到小學一年級的水平。這就等於說「每個人都必須吃飯」那樣既真實又平庸。

　　可是事實上我頓悟到這個真理，是經過了長時間的觀察與思考的。

　　我從來就不是性善說的信徒，毋寧說我是傾向性惡說的。古書上說「天命之謂性」，「性」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本能」，而一切生物的本能是力求生存和發展，這難免引起生物之間的矛盾，性善又何從談起呢？

　　那麼，什麼又叫做「壞人」呢？記得魯迅曾說過，幹損人利己的事還可以理解，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千萬幹不得。我現在利用魯迅的話來給壞人作一個界定：幹損人利己的事是壞人，而幹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則是壞人之尤者。

　　空口無憑，不妨略舉兩例。一個人搬到新房子裡，照例大事裝修，而裝修的方式又極野蠻，結果把水管鑿破，水往外流。住在樓下的人當然首蒙其害，水滴不止，連半壁牆都浸透了。然而此人卻不聞不問，本單位派人來修，又拒絕入門。倘若牆壁倒塌，樓下的人當然會受害，他自己焉能安全！這是典型的損人又不利己的例子。又有一位「學者」，對某一種語言連字母都不認識，卻偏冒充專家，不但在國內矇混過關，在國外也招搖撞騙。有識之士皆嗤之以鼻。這又是一個典型的損人而不利己的例子。

　　根據我的觀察，壞人，同一切有毒的動植物一樣，是並不知道自己是壞人的，是毒物的。魯迅翻譯的《小約翰》裡講到一個有毒的蘑菇聽人說它有毒，它說：這是人話。毒蘑菇和一切蒼蠅、蚊子，臭蟲等等，都不認為自己有毒。說它們有毒，它們大概也會認為：這是人話。可是被群眾公推為壞人的人，他們難道能說：說他們是壞人的都是人話嗎？如果這是「人話」的話，那麼他們自己又是什麼呢？

　　根據我的觀察，我還發現，壞人是不會改好的。這有點像形而上學了。但是，我沒有辦法。天下哪裡會有不變的事物呢？哪裡會有不變的人呢？我觀察的幾個「壞人」偏偏不變。幾十年前是這樣，今天還是這樣。我想給他們辯護都找不出詞兒來。有時候，我簡直懷疑，天地間是否有一種叫做「壞人基因」的東西？可惜沒有一個生物學家或生理學家提出過這種理論。我自己既非生物學家，又非生理學家，只能憑空臆斷。我但願有一個壞人改變一下，改惡從善，堵住了我的嘴。

老年十忌

　　忌，就是禁忌，指不應該做的事情。人的一生，都有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共性。老年是人生的一個階段，有一些獨特的不應該做的事情，這是特性，老年禁忌不一定有十個。我因受傳統的「十全大補」、「某某十景」之類的「十」字迷的影響，姑先定為十個。將來或多或少，現在還說不準。騎驢看唱本，走著瞧吧。

　　【一忌：說話太多】

　　說話，除了啞巴以外，是每人每天必有的行動。有的人喜歡說話，有的人不喜歡，這決定於一個人的秉性，不能強求一律。我在這裡講忌說話太多，並沒有「禍從口出」或「金人三緘其口」的含義。說話惹禍，不在話多話少，有時候，一句話就能惹大禍。口舌惹禍，也不限於老年人，中年和青年都可能由此致禍。

　　我先舉幾個例子。

　　大學有一位老教授，道德文章，有口皆碑。雖年逾耄耋，而思維敏銳，說話極有條理。不足之處是：一旦開口，就如懸河洩水，滔滔不絕；又如開了閘，再也關不住，水不斷湧出。在那個大學裡流傳著一個傳說：在學校召開的會上，某老一開口發言，有的人就退席回家吃飯，飯後再回到會場，某老談興正濃。據說有一次博士生答辯會，規定開會時間為兩個半小時，某老參加，一口氣講了兩個小時，這個會會是什麼結果，答辯委員會的主席會有什麼想法和措施，他會怎樣抓耳撓腮，坐立不安，概可想見了。

　　另一個例子是一位著名的敦煌畫家。他年輕的時候，頭腦清楚，並不喜歡說話。一進入老境，脾氣大變，也許還有點老年癡呆症的原因，說話既多又不清楚。有一年，在北京國家圖書館新建的大禮堂中召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年會，開幕式必須請此老講話。我們都知道他有這個毛病，預先請他夫人準備了一個發言稿，簡捷而扼要，塞入他的外衣口袋裡，再三叮囑他，念完就退席。然而，他一登上主席台就把此事忘得一乾二淨，擺開架子，開口講話，聽口氣是想從開天闢地講起，如果講到那一天的會議，中間至少有三千年的距離，主席有點沉不住氣了。我們連忙採取緊急措施，把他夫人請上台，從他口袋裡掏出發言稿，讓他照念，然後下台如儀，會議才得以順利進行。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來，我不再舉了。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不是每一個老人都有這個小毛病，有的人就沒有。我說它是「小毛病」，其實並不小。試問，我上面舉出的開會的例子，難道那還不會製造極為尷尬的局面嗎？當然，話又說了回來，愛說長話的人並不限於老年，中青年都有，不過以老年為多而已。因此，我編了四句話，奉獻給老人：年老之人，血氣已衰；煞車失靈，戒之在說。

　　【二忌：倚老賣老】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中國政治生活還比較（我只說是「比較」）正常的時候，周恩來招待外賓後，有時候會把參加招待的中國同志在外賓走後留下來，談一談招待中有什麼問題或紕漏，有點總結經驗的意味。這時候剛才外賓在時嚴肅的場面一變而為輕鬆活潑，大家都爭著發言，談笑風生，有時候一直談到深夜。

　　有一次，總理發言時使用了中國常見的「倚老賣老」這個詞兒。翻譯一時有點遲疑，不知道怎樣恰如其分地譯成英文。總理注意到了，於是在客人走後就留下中國同志，議論如何翻譯好這個詞兒。大家七嘴八舌，最終也沒能得出滿意的結論。我現在查了兩部《漢英詞典》，都把這個詞兒譯為：To　take　advantage　of ones　seniority　or　old　age.意思是利用自己的年老，得到某一些好處，比如脫落形跡之類。我認為基本能令人滿意的；但是「達到脫落形跡的目的」，似乎還太狹隘了一點，應該是「達到對自己有利的目的」。

　　人世間確實不乏「倚老賣老」的人，學者隊伍中更為常見。眼前請大家自己去找。我講點過去的事情，故事就出在清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吳敬梓有刻畫人物的天才，著墨不多，而能活靈活現。第十八回，他寫了兩個時文家。胡三公子請客：

　　四位走進書房，見上面席間先坐著兩個人，方巾白鬚，大模大樣，見四位進來，慢慢立起身。嚴貢生認得，便上前道：「衛先生、隨先生都在這裡，我們公揖。」當下作過了揖，請諸位坐。那衛先生、隨先生也不謙讓，仍舊上席坐了。
　　　　◇
　　倚老賣老，架子可謂十足。然而本領卻並不怎麼樣，他們的詩，「且夫」、「嘗謂」都寫在內，其餘也就是文章批語上採下來的幾個字眼。一直到今天，倚老賣老，擺老架子的人大都如此。

　　平心而論，人老了，不能說是什麼好事，老態龍鍾，惹人厭惡；但也不能說是什麼壞事。人一老，經驗豐富，識多見廣。他們的經驗，有時會對個人甚至對國家是有些用處的。但是，這種用處是必須經過事實證明的，自己一廂情願地認為有用處，是不會取信於人的。另外，根據我個人的體驗與觀察，一個人，老年人當然也包括在裡面，最不喜歡別人瞧不起他。一感覺到自己受了怠慢，心裡便不是滋味，甚至怒從心頭起，拂袖而去。有時鬧得雙方都不愉快，甚至結下怨仇。這是完全要不得的。一個人受不受人尊敬，完全取決於你有沒有值得別人尊敬的地方。在這裡，擺架子，倚老賣老，都是枉然的。

　　【三忌：思想僵化】

　　人一老，在生理上必然會老化；在心理上或思想上，就會僵化。此事理之所必然，不足為怪。要舉典型，有魯迅的九斤老太在。

　　從生理上來看，人的軀體是由血、肉、骨等物質的東西構成的，是物質的東西就必然要變化、老化，以至於消逝。生理的變化和老化必然影響心理或思想，這是無法抗禦的。但是，變化、老化或僵化卻因人而異，並不能一視同仁。有的人早，有的人晚；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所謂老年癡呆症，只是老化的一個表現形式。

　　空談無補於事，試舉一標本，加以剖析。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標本就是我自己。

　　我已屆九旬高齡，古今中外的文人能活到這個年齡者只佔極少數。我不相信這是由於什麼天老爺、上帝或佛祖的庇佑，而是享了新社會的福。現在，我目雖不太明，但尚能見物；耳雖不太聰，但尚能聞聲。看來距老年癡呆和八寶山還有一段距離，我也還沒有這樣的計劃。

　　但是，思想僵化的跡象我也是有的。我的僵化同別人或許有點不同：它一半自然，一半人為；前者與他人共之，後者則為我所獨有。

　　我不是九斤老太一黨，我不但不認為「一代不如一代」，而且確信「雛鳳清於老鳳聲」。可是最近幾年來，一批「新人類」或「新新人類」脫穎而出，他們好像是一批外星人，他們的思想和舉止令我迷惑不解，惶恐不安。這算不算是自然的思想僵化呢？

　　至於人為的思想僵化，則多一半是一種逆反心理在作祟。就拿穿中山裝來作例子，我留德十年，當然是穿西裝的。解放以後，我仍然有時改著西裝。可是改革開放以來，不知從哪吹來了一股風，一夜之間，西裝遍神州大地矣。我並不反對穿西裝；但我不承認西裝就是現代化的標誌，而且打著領帶鋤地，我也覺得滑稽可笑。於是我自己就「僵化」起來，從此再不著西裝，國內國外，大小典禮，我一律藍色卡其布中山裝一襲，以不變應萬變矣。

　　還有一個「化」，我不知道怎樣稱呼它。世界科技進步，一日千里，沒有科技，國難以興，事理至明，無待贅言。科技給人類帶來的幸福，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帶來了危害，也無法掩飾。世界各國現在都驚呼環保，環境污染難道不是科技發展帶來的嗎？猶有進者。我突然感覺到，科技好像是龍虎山張天師鎮妖瓶中放出來的妖魔，一旦放出來，你就無法控制。只就克隆技術一端言之，將來能克隆人，指日可待。一旦實現，則人類社會迄今行之有效的法律準則和倫理規範，必遭破壞。將來的人類社會變成什麼樣的社會呢？我有點不寒而慄。這似乎不盡屬於「僵化」範疇，但又似乎與之接近。

　　【四忌：不服老】

　　服老，《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承認年老」，可謂簡明扼要。人上了年紀，是一個客觀事實，服老就是承認它，這是唯物主義的態度。反之，不承認，也就是不服老倒跡近唯心了。

　　中國古代的歷史記載和古典小說中，不服老的例子不可勝數，盡人皆知，無須列舉。但是，有一點我必須在這裡指出來：古今論者大都為不服老唱讚歌，這有點失於偏頗，絕對地無條件地讚美不服老，有害無益。

　　空談無補，舉幾個實例，包括我自己。

　　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解放軍進城還不太久，忘記了是出於什麼原因，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約我在他下榻的翠明莊見面。我準時趕到，徐老當時年已過八旬，從樓上走下，衛兵想去扶他，他卻不停地用胳臂肘搗衛兵的雙手，一股不服老的勁頭至今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再一個例子是北大二十年代的教授陳翰笙先生。陳先生生於一八九六年，跨越了三個世紀，至今仍然健在。他晚年病目失明，但這絲毫也沒有影響了他的活動，有會必到。有人去拜訪他，他必把客人送到電梯門口。有時還會對客人伸一伸胳臂，踢一踢腿，表示自己有的是勁。前幾年，每天還安排時間教青年英文，分文不取。這樣的不服老我是欽佩的。

　　也有人過於服老。年不到五十，就不敢吃蛋黃和動物內臟，怕膽固醇增高。這樣的超前服老，我是不敢欽佩的。

　　至於我自己，我先講一段經歷。是在一九九五年，當時我已經達到了八十四歲高齡。然而我卻絲毫沒有感覺到，不知老之已至，正處在平生寫作的第二個高峰中。每天跑一趟大圖書館，幾達兩年之久，風雪無阻。我已經有點忘乎所以了。一天早晨，我照例四點半起床，到東邊那一單元書房中去寫作。一轉瞬間，肚子裡向我發出信號：該填一填它了。一看錶，已經六點多了。於是我放下筆，準備回西房吃早點。可是不知是誰把門從外面鎖上了，裡面開不開。我大為吃驚，回頭看到封了頂的陽台上有一扇玻璃窗可以打開。我於是不假思索，立即開窗跳出，從窗口到地面約有一米八高。我一墮地就跌了一個大馬趴，腳後跟有點痛。旁邊就是洋灰台階的角，如果腦袋碰上，後果真不堪設想，我後怕起來了。我當天上下午都開了會，第二天又長驅數百里到天津南開大學去做報告。腳已經腫了起來。第三天，到校醫院去檢查，左腳跟有點破裂。

　　我這樣的不服老，是昏聵糊塗的不服老，是絕對要不得的。

　　我在上面講了不服老的可怕，也講到了超前服老的可笑。然則何去何從呢？我認為，在戰略上要不服老，在戰術上要服老，二者結合，庶幾近之。

　　【五忌：無所事事】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必須細緻地加以分析，區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

　　達官顯宦，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後，幽居府邸，「庭院深深深幾許」，我輩檻外人無法窺知，他們是無所事事呢，還是有所事事，無從談起，姑存而不論。

　　富商大賈，一旦錢賺夠了，年紀老了，把事業交給兒子、女兒或女婿，他們是怎樣度過晚年的，我們也不得而知，我們能知道的只是鈔票不能拿來炒著吃。這也姑且存而不論。

　　說來說去，我所能夠知道的只是工、農和知識分子這些平頭老百姓。中國古人說：「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今天，我這個「儒者」卻無論如何也沒有膽量說這樣的大話。我只能安分守己，夾起尾巴來做人，老老實實地只談論老百姓的無所事事。

　　我曾到過承德，就住在避暑山莊對面的一個旅館裡。每天清晨出門散步，總會看到一群老人，手提鳥籠，把籠子掛在樹枝上，自己則分坐在山莊門前的石頭上，「閒坐說玄宗」。一打聽，才知道他們多是旗人，先人是守衛山莊的八旗兵，而今老了，無所事事，只有提鳥籠子。試思：他們除了提鳥籠子外還能幹什麼呢？他們這種無所事事，不必探究。

　　北大也有一批退休的老工人，每日以提鳥籠為業。過去他們常聚集在我住房附近的一座石橋上，鳥籠也是掛在樹枝上，籠內鳥兒放聲高歌，清脆嘹亮。我走過時，也禁不住駐足諦聽，聞而樂之。這一群工人也可以說是無所事事，然而他們又怎樣能有所事事呢？

　　現在我只能談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因而我最瞭解情況的知識分子。國家給年老的知識分子規定了退休年齡，這是合情合理的，應該感激的。但是，知識分子行當不同，身體條件也不相同。是否能做到老有所為，完全取決於自己，不取決於政府。自然科學和技術，我不懂，不敢瞎說。至於人文社會科學，則我是頗為熟悉的。一般說來，社會科學的研究不靠天才火花一時的迸發，而靠長期積累。一個人到了六十多歲退休的關頭，往往正是知識積累和資料積累達到爐火純青的時候。一旦退下，對國家和個人都是一個損失。有進取心有幹勁者，可能還會繼續幹下去的。可是大多數人則無所事事。我在南北幾個大學中都聽到了有關「散步教授」的說法，就是一個退休教授天天在校園裡溜躂，成了全校著名的人物。我沒同「散步教授」談過話，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想的。估計他們也不會很舒服。鍛煉身體，未可厚非。但是，整天這樣「鍛煉」，不也太乏味太單調了嗎？學海無涯，何妨再跳進去游泳一番，再扎上兩個猛子，不也會身心兩健嗎？蒙田說得好：「如果大腦有事可做，有所制約，它就會在想像的曠野裡馳騁，有時就會迷失方向。」

　　【六忌：提當年勇】

　　我做了一個夢。

　　我駕著祥雲或別的什麼雲，飛上了天宮，在凌霄寶殿多功能廳裡，參加了一個務虛會。第一個發言的是項羽。他歷數早年指揮雄師數十萬，橫行天下，各路諸侯皆俯首稱臣，他是諸侯盟主，頤指氣使，沒有敢違抗者。鴻門設宴，嚇得劉邦像一隻小耗子一般。說到盡興處，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亂濺。這時忽然站起來了一位天神，問項羽：「四面楚歌，烏江自刎是怎麼一回事呀？」項羽立即垂下了腦袋，彷彿是一個洩了氣的皮球。

　　第二個發言的是呂布，他手握方天畫戟，英氣逼人。他放言高論，大肆吹噓自己怎樣戲貂嬋，殺董卓，為天下人民除害；虎牢關力敵關、張、劉三將，天下無敵。正吹得眉飛色舞，一名神仙忽然高聲打斷了他的發言：「白門樓上向曹操下跪，懇求饒命，大耳賊劉備一句話就斷送了你的性命，是怎麼一回事呢？」呂布面色立變，流滿了汗，立即下台，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雞。

　　第三個發言的是關羽。他久處天宮，大地上到處都有關帝廟，房子多得住不過來。他威儀儼然，放不下神架子。但發言時，一談到過五關斬六將，用青龍偃月刀挑起操捧上的戰袍時，便不禁圓睜丹鳳眼，猛抖臥蠶眉，興致淋漓，令人肅然。但是又忽然站起了一位天官，問道：「夜走麥城是怎麼一回事呢？」關公立即放下神架子，神色倉皇，臉上是否發紅，不得而知，因為他的臉本來就是紅的。他跳下講台，在天宮裡演了一齣夜走麥城。

　　我聽來聽去，實在厭了，便連忙駕祥雲回到大地上，正巧落在紹興，又正巧阿Q被小D抓住辮子往牆上猛撞，阿Q大呼：「我從前比你闊得多了！」可是小D並不買賬。

　　誰一看都能知道，我的夢是假的。但是，在芸芸眾生中，特別是在老年中，確有一些人靠自誇當年勇來過日子。我認為，這也算是一種自然現象。爭勝好強也許是人類的一種本能。但一旦年老，爭勝有心，好強無力，便難免產生一種自卑情結。可又不甘心自卑，於是只有自誇當年勇一途，可以聊以自慰。對於這種情況，別人是愛莫能助的。「解鈴還須繫鈴人」，只有自己隨時警惕。

　　現在有一些得了世界冠軍的運動員有一句口頭禪：從零開始。意思是，不管冠軍或金牌多麼燦爛輝煌，一旦到手，即成過去，從現在起又要從零開始了。

　　我覺得，從零開始是唯一正確的想法。

　　【七忌：自我封閉】

　　這裡專講知識分子，別的界我不清楚。但是，行文時也難免涉及社會其他階層。

　　中國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其實不識字也有憂患。道家說，萬物方生方死。人從生下的一剎那開始，死亡的歷程也就開始了。這個歷程可長可短，長可能到一百年或者更長，短則幾個小時，幾天，少年夭折者有之，英年早逝者有之，中年棄世者有之，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坎坎坷坷，熬到了老年，早已心力交瘁了。

　　能活到老年，是一種幸福，但也是一種災難。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活到老年，所以說是幸福；但是老年又有老年的難處，所以說是災難。

　　老年人最常見的現象或者災難是自我封閉。封閉，有行動上的封閉，有思想感情上的封閉，形式和程度又因人而異。老年人有事理廣達者，有事理欠通達者。前者比較能認清宇宙萬物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瞭解到事物的改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千萬不要要求事物永恆不變。後者則相反，他們要求事物永恆不變；即使變，也是越變越壞，上面講到的九斤老太就屬於此類人。這一類人，即使仍然活躍在人群中，但在思想感情方面，他們卻把自己嚴密地封閉起來了。這是最常見的一種自我封閉的形式。

　　空言無益，試舉幾個例子。

　　我在高中讀書時，有一位教經學的老師，是前清的秀才或舉人。五經和四書背得滾瓜爛熟，據說還能倒背如流。他教我們《書經》和《詩經》，從來不帶課本，業務是非常熟練的。

　　可學生並不喜歡他。因為他張口閉口：「我們大清國怎樣怎樣。」學生就給他起了一個諢名「大清國」，他真實的姓名反隱而不彰了。我們認為他是老頑固，他認為我們是新叛逆。我們中間不是代溝，而是萬丈深淵，是他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了。

　　再舉一個例子。我有一位老友，寫過新詩，填過舊詞，畢生研究中國文學史，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他為人隨和，性格開朗，並沒有什麼乖僻之處。可是，到了最近幾年，突然產生了自我封閉的現象，不參加外面的會，不大願意見人，自己一個人在家裡高聲唱歌。我曾幾次以老友的身份，勸他出來活動活動，他都婉言拒絕。他心裡是怎樣想的，至今對我還是一個謎。

　　我認為，老年人不管有什麼形式的自我封閉現象，都是對個人健康不利的。我奉勸普天下老年人力矯此弊。同青年人在一起，即使是「新新人類」吧，他們身上的活力總會感染老年人的。

　　【八忌：嘆老嗟貧】

　　嘆老嗟貧，在中國的讀書人中，是常見的現象，特別是所謂懷才不遇的人們中，更是特別突出。我們讀古代詩文，這樣的內容隨時可見。在現代的知識分子中，這種現像比較少見了，難道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進化或進步的一種表現嗎？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的課題。它是中國知識分子學和中西知識分子比較學的重要內容。

　　我為什麼又拉扯上了西方知識分子呢？因為他們與中國的不同，是現成的參照系。

　　西方的社會倫理道德標準同中國不同，實用主義色彩極濃。一個人對社會有能力做貢獻，社會就尊重你。一旦人老珠黃，對社會沒有用了，社會就丟棄你，包括自己的子孫也照樣丟棄了你，社會輿論不以為忤。當年我在德國哥廷根時，章士釗的夫人也同兒子住在那裡，租了一家德國人的三樓居住。我去看望章伯母時，走過二樓，經常看到一間小屋關著門，門外地上擺著一碗飯，一絲熱氣也沒有。我最初認為是餵貓或餵狗用的。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是給小屋內臥病不起的母親準備的飯菜。同時，房東還養了一條大狼狗，一天要吃一斤牛肉。這種天上人間的情況無人非議，連躺在小屋內，床上的老太太大概也會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順理成章的吧。

　　在這種狹隘的實用主義大潮中，西方的詩人和學者極少極少寫嘆老嗟貧的詩文。同中國比起來，簡直不成比例。

　　在中國，情況則大大地不同。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過去一千多年以來，仕的途徑只有一條，就是科舉。 「千軍萬馬獨木橋」，所有的讀書人都擁擠在這一條路上，從秀才──舉人向上爬，爬到進士參加殿試，僧多粥少，極少數極幸運者可以爬完全程。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達到這個目的萬中難得一人。大家只要讀一讀《儒林外史》，便一目了然。在這樣的情況下，倘若科舉不利，老而又貧，除了嘆老嗟貧以外，實在無路可走了。古人說：「詩必窮而後工」，其中「窮」字也有科舉不利這個涵義。古代大官很少有好詩文傳世，其原因實在耐人尋味。

　　今天，時代變了。但是「學而優則仕」的幽靈未泯，學士、碩士、博士、院士代替了秀才、舉人、進士、狀元。骨子裡並沒有大變。在當今知識分子中，一旦有了點成就，便立即披上一頂烏紗帽，這現象難道還少見嗎？

　　今天的中國社會已能跟上世界潮流，但是，封建思想的殘餘還不容忽視。我們都需要加以警惕。

　　【九忌：老想到死】

　　好生惡死，為所有生物之本能。我們只能加以尊重，不能妄加評論。

　　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更是不能例外。俗話說：「黃泉路上無老少。」可是人一到了老年，特別是耄耋之年，離那個長滿了野百合花的地方越來越近了，此時常想到死，更是非常自然的。

　　今人如此，古人何獨不然！中國古代的文學家、思想家、騷人、墨客大都關心生死問題。根據我個人的思考，各個時代是頗不相同的。兩晉南北朝時期似乎更為關注。粗略地劃分一下，可以分為三派。第一派對死十分恐懼，而且十分坦蕩地說了出來。這一派可以江淹為代表。他的《恨賦》一開頭就說：「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最後幾句話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第二派可以「竹林七賢」為代表。《世說新語？任誕等二十三》第一條就講到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鹹、向秀和王戎「常集於竹林之中，肆意酣暢」。這是一群酒徒。其中最著名的劉伶命人荷鍬跟著他，說：「死便埋我！」對死看得十分豁達。實際上，情況正相反，他們怕死怕得發抖，聊作姿態以自欺欺人耳。其中當然還有逃避殘酷的政治迫害的用意。

　　第三派可以陶淵明為代表。他的意見具見他的詩《神釋》中。詩中有這樣的話：「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此舉？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他反對酣酒麻醉自己，也反對常想到死。我認為，這是最正確的態度。最後四句詩成了我的座右銘。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老年人想到死，是非常自然的。關鍵是：想到以後，自己抱什麼態度。惶惶不可終日，甚至飲恨吞聲，最要不得，這樣必將成陶淵明所說的「促齡具」。最正確的態度是順其自然，泰然處之。

　　魯迅不到五十歲，就寫了有關死的文章。王國維則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結果投了昆明湖。我之所以能泰然處之，有我的特殊原因。「十年浩劫」中，我已走到過死亡的邊緣上，一個千鈞一髮的偶然性救了我。從那以後，多活一天，我都認為是多賺的。因此就比較能對死從容對待了。

　　我在這裡誠摯奉勸普天之下的年老又通達事情的人，偶爾想一下死，是可以的，但不必老想。我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樣，以陶淵明《神釋》詩最後四句為座右銘。

　　【十忌：憤世嫉俗】

　　憤世嫉俗這個現象，沒有時代的限制，也沒有年齡的限制。古今皆有，老少具備，但以年紀大的人為多。它對人的心理和生理都會有很大的危害，也不利於社會的安定團結。

　　世事發生必有其因。憤世嫉俗的產生也自有其原因。歸納起來，約有以下諸端：

　　首先，自古以來，任何時代，任何朝代，能完全滿足人民大眾的願望者，絕對沒有。不管漢代的文景之治怎樣美妙，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怎樣理想，宮廷都難免腐敗，官吏都難免貪污，百姓就因而難免不滿，其尤甚者就是憤世嫉俗。

　　其次，「學而優則仕」達不到目的，特別是科舉時代名落孫山者，人不在少數，必然憤世嫉俗。這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可以找出不少的典型。

　　再次，古今中外都不缺少自命天才的人。有的真有點天才或者才幹，有的則只是個人妄想，但是別人偏不買賬，於是就憤世嫉俗。其尤甚者，如西方的尼采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又如中國的徐文長。結果無法滿足，只好自己發了瘋。

　　最後，也是最常見的，對社會變化的迅猛跟不上，對新生事物看不順眼，是九斤老太一黨；九斤老太不識字，只會說：「一代不如一代」，識字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老年人，便表現為憤世嫉俗，牢騷滿腹。

　　以上只是一個大體的輪廓，不足為據。

　　在中國文學史上，憤世嫉俗的傳統，由來已久。《楚辭》的「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等語就是最早的證據之一。以後歷代的文人多有憤世嫉俗之作，形成了知識分子性格上的一大特點。

　　我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姑以我自己為麻雀，加以剖析。憤世嫉俗的情緒和言論，我也是有的。但是，我又有我自己的表現方式。我往往不是看到社會上的一些不正常現象而牢騷滿腹，怪話連篇，而是迷惑不解，惶恐不安。我曾寫文章讚美過代溝，說代溝是人類進步的象徵。這是我真實的想法。可是到了目前，我自己也傻了眼，橫亙在我眼前的像我這樣老一代人和一些「新人類」、「新新人類」之間的代溝，突然顯得其闊無限，其深無底，簡直無法逾越了，彷彿把人類歷史斷成了兩截。我感到恐慌，我不知道這樣發展下去將伊于胡底。我個人認為，這也是憤世嫉俗的一種表現形式，是要不得的；可我一時又改變不過來，為之奈何！

　　我不知道，與我想法相同或者相似的有沒有人在，有的話，究竟有多少人。我想來想去，覺得還是毛澤東的兩句詩好：「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常宜放眼量。」

傻瓜

　　天下有沒有傻瓜？有的，但不是被別人稱做「傻瓜」的人，而是認為別人是傻瓜的人，這樣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我先把我的結論提到前面明確地擺出來，然後再條分縷析地加以論證。這有點違反胡適之先生的「科學方法」。他認為，這樣做是西方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首倡的演繹法，是不科學的。科學的做法是他和他老師杜威的歸納法，先不立公理或者結論，而是根據事實，用「小心的求證」的辦法，去搜求證據，然後才提出結論。

　　我在這裡實際上並沒有違反「歸納法」。我是經過了幾十年的觀察與體會，閱盡了芸芸眾生的種種相，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以後，才提出了這樣的結論的。為了凸現它的重要性，所以提到前面來說。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有一些人往往以為自己最聰明。他們爭名於朝，爭利於世，錙銖必較，斤兩必爭。如果用正面手段，表面上的手段達不到目的的話，則也會用些負面的手段，暗藏的手段，來蒙騙別人，以達到損人利己的目的。結果怎樣呢？結果是：有的人真能暫時得逞，「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大大地輝煌了一陣，然後被人識破，由座上客一變而為階下囚。有的人當時就能丟人現眼。《紅樓夢》中有兩句話說：「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這話真說得又生動，又真實。我絕不是說，世界上人人都是這樣子，但是，從中國到外國，從古代到現代，這樣的例子還算少嗎？

　　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於：這些人都把別人當成了傻瓜。

　　我們中國有幾句盡人皆知的俗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皆報。」這真是見道之言。把別人當傻瓜的人，歸根結底，會自食其果。古代的統治者對這個道理似懂非懂。他們高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想把老百姓當傻瓜，但又很不放心，於是派人到民間去採風，採來了不少政治諷刺歌謠。楊震是聰明人，對向他行賄者講出了「四知」。他知道得很清楚：除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外，不久就會有一個第五知：人知。他是不把別人當做傻瓜的。還是老百姓最聰明，他們中的聰明人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他們不把別人當傻瓜。

　　可惜把別人當傻瓜的現象，自古亦然，於今尤烈。救之之道只有一條：不自作聰明，不把別人當傻瓜，從而自己也就不是傻瓜。哪一個時代，哪一個社會，只要能做到這一步，全社會就都是聰明人，沒有傻瓜，全社會也就會安定團結。

毀譽

　　好譽而惡毀，人之常情，無可非議。

　　古代豁達之人倡導把毀譽置之度外。我則另持異說，我主張把毀譽置之度內。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個人心胸開闊，但是，我有點擔心，這有可能表示一個人的糊塗或顢頇。

　　我主張對毀譽要加以細緻的分析。首先要分清：誰毀你？誰譽你？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由於什麼原因？這些情況弄不清楚，只談毀譽，至少是有點模糊。

　　我記得在什麼筆記上讀到過一個故事。一個人最心愛的人，只有一隻眼。於是他就覺得天下人（一隻眼者除外）都多長了一隻眼。這樣的毀譽能靠得住嗎？

　　還有我們常常講什麼「黨同伐異」，又講什麼「臭味相投」等等。這樣的毀譽能相信嗎？

　　孔門賢人子路「聞過則喜」，古今傳為美談。我根本做不到，而且也不想做到，因為我要分析：是誰說的？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點，因為什麼而說的？分析完了以後，再定「則喜」，或是「則怒」。喜，我不會過頭。怒，我也不會火冒十丈，怒髮衝冠。孔子說：「野哉，由也！」大概子路是一個粗線條的人物，心裡沒有像我上面說的那些彎彎繞。

　　我自己有一個頗為不尋常的經驗。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位學者，過去對於他的存在，我一點都不知道，然而，他卻同我結了怨。因為，我現在所佔有的位置，他認為本來是應該屬於他的，是我這個「鳩」把他這個「鵲」的「巢」給佔據了。因此，勃然對我心懷不滿。我被蒙在鼓裡，很久很久，最後才有人透了點風給我。我不知道，天下竟有這種事，只能一笑置之。不這樣又能怎樣呢？我想向他道歉，挖空心思，也找不出絲毫理由。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由於各人稟賦不同，遺傳基因不同，生活環境不同，所以各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好惡觀等等，都不會一樣，都會有點差別。比如吃飯，有人愛吃辣，有人愛吃鹹，有人愛吃酸，如此等等。又比如穿衣，有人愛紅，有人愛綠，有人愛黑，如此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話本來有點貶義，我們可以正用。每個人都會有友，也會有「非友」，我不用「敵」這個詞兒，避免誤會。友，難免有譽；非友，難免有毀。碰到這種情況，最好抱上面所說的分析的態度，切不要籠而統之，一鍋糊塗粥。

　　好多年來，我曾有過一個「良好」的願望：我對每個人都好，也希望每個人對我都好。只望有譽，不能有毀。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真有一個人，人人都說他好，這個人很可能是一個極端圓滑的人，圓滑到琉璃球又能長隻腳的程度。

翻譯的貓膩

　　　　　　──編者註：原題為《談翻譯》

　　※※※

　　題目雖然是「談翻譯」，但並不想在這裡談翻譯原理，說什麼信達雅。只是自己十幾年來看了無數的翻譯，有從古代文字譯出來的，有從近代文字譯出來的，種類很複雜，看了就不免有許多雜感。但因為自己對翻譯沒有多大興趣，並不想創造一個理論，無論「軟譯」或「硬譯」，也不想寫什麼翻譯學入門，所以這些雜感終於只是雜感堆在腦子裡。現在偶有所感，想把它們寫出來。因為沒有適當的標題，就叫做「談翻譯」。

　　題目雖然有了，但雜感仍然只是雜感。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這些雜感歸納到一個系統裡面去。以下就分兩方面來談。

　　【一、論重譯】

　　世界上的語言非常多，無論誰也不能盡通全世界的語言。連專門研究比較語言學的學者頂多也不過懂幾十種語言。一般人大概只能懂一種，文盲當然又除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非要翻譯不行。但我們不要忘記，翻譯只是無可奈何中的一個補救辦法。《晏子春秋．內篇》說：「桔生淮南則為桔，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桔（橘）移到淮北，葉還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學作品，倘若譯成另外一種文字，連葉也不能相似，當然更談不到味了。

　　譬如說，我們都讀過《紅樓夢》。我想沒有一個人不驚歎裡面描繪的細膩和韻味的深遠的。倘若我們現在再來讀英文譯本，無論英文程度多麼好，沒有人會不搖頭的。因為這裡面只是把故事用另外一種文字重述了一遍，至於原文字裡行間的意味卻一點影都沒有了。這就是所謂「其實味不同」。

　　但在中國竟有許多人把移到淮北化成枳了、果子又變味的桔（橘）樹再移遠一次。可惜晏子沒有告訴我們，這棵樹又化成什麼。其實我們稍用點幻想力就可以想像到它會變成多麼離奇古怪的東西。倘我們再讀過中國重譯的書而又把原文拿來校對過的話，那麼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連幻想也用不著了。

　　十幾年前，當我還在中學裡的時候，當時最流行的是許多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理論的書籍，像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的什麼什麼之類。這些書出現不久，就有人稱之曰天書，因為普通凡人們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自己當時也對這些書籍感到莫大的狂熱。有很長的時間，幾乎天天都在拚命念這些書。意義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用鉛筆記出哪是主詞，哪是動詞，哪是副詞，開頭似乎還有徑可循，但愈來愈糊塗，一個長到兩三行充滿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時候，已經如墜入五里霧中，再也難掙扎出來了。因而就很失眠過幾次。譯者雖然再三聲明，希望讀者硬著頭皮看下去，據說裡面還有好東西，但我寧願空看一次寶山，再沒有勇氣進去了。而且我還懷疑譯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個超人。這些天書為什麼這樣難明白呢？原因很簡單，這些書，無論譯者寫明白不寫明白，反正都是從日文譯出來的，而日本譯者對俄文原文也似乎沒有看懂。

　　寫到這裡，也許有人抗議，認為我是無的放矢。因為這樣的書究竟不多，在書店我們只找到很少幾本書是寫明重譯的。其餘大多數的譯本，無論從希臘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國很少有人會的文字譯出來的，都只寫原著者和譯者的名字。為什麼我竟會說中國有許多人在轉譯呢？這原因很複雜。我以前認識一個人，我確切知道他一個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從俄文譯出來的文藝作品卻是汗牛又充棟。諸位只要去問一問這位專家，就保險可以探得其中的奧秘了。

　　像這樣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我現在只再舉一個例。一位上海的大學者，以譯俄國社會科學的書籍出了大名，他對無論誰都說他是從俄文原文直接譯出來的。但認識他的人說，他把俄文原本擺在書桌上，抽屜裡面卻放了日譯本。這樣他工作的時候當然是低頭的時候多而抬頭的時候少，也許根本就不抬頭。倘若有人訪他，卻只看到桌上擺的俄文原本而震驚於這位大學者的語言天才了。

　　我們現在並不想拆穿這些大學者們的真相，這種人也有權利生活的。我們只是反對一切的重譯本，無論寫明的也好，不寫明的也好。把原文擺在桌子上把日譯本放在抽屜裡，我們也仍然是反對。科學和哲學的著作不得已時當然可以重譯，但文藝作品則萬萬不能。也許有人要說，我們在中國普通只能學到英文或日文，從英文或日文轉譯，也未始不是一個辦法。是的，這是一個辦法，我承認。但這只是一個懶人的辦法。倘若對一個外國的詩人戲劇家或小說家真有興趣的話，就應該有勇氣去學他那一國的語言。倘若連這一點勇氣都沒有，就應該自己知趣走開，到應該去的地方去。不要在這裡越俎代庖，魚目混珠。我們只要有勇氣的人！

　　【二、著者和譯者】

　　著者和譯者究竟誰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索就可以回答，當然是著者。所以在歐洲有許多譯本封面上只寫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只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費許多力量才能發現。在雜誌上題目的下面往往也只看到著者的姓名，譯者的姓名寫在文章的後面，讀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他們的意思也不過表示譯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

　　在中國卻又不然。我看到過很多的書，封面上只印著譯者的姓名，兩個或三個大金字倨傲地站在那裡，這幾個字的光輝也許太大了，著者的姓名只好逃到書裡面一個角落裡去躲避。在雜誌的封面上或裡面的目錄有時我們只能找到譯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面也只印著譯者的姓名，著者就只能在本文後面一個括弧裡找到一塊安身立命的地方。從心理上來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譯者就害怕讀者只注意著者的姓名，但又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殺，好在文章既然到了他手裡，原著者已經沒有權利說話，只好任他處置，他也就毫不客氣地把著者拚命往陰影裡擠了。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能猜想到，變態心理學家一定在他們的書裡替這些人保留一塊很大的地盤的。

　　我還看到幾個比較客氣一點的譯者，他們居然肯讓著者的姓名同他們自己的列在一塊兒。但也總覺得心有所不甘，於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號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號字，讓讀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頗顯明。我立刻想到德國大選時希特勒的作風。現在被謚為希魔的德國獨裁者當時正興高采烈，在各個城市裡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放大了的選舉票的式樣。上面寫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爾、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面印了兩個圈，一個很大，一個很小，像是太陽和地球。年紀大一點的或眼睛近視的無論如何也不會看到那小圈。這當然有它的作用，因為贊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裡畫一個記號，小圈卻是為反對他的人預備的。結果希特勒果然成功了，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國人都選舉了他。我總懷疑有些人根本沒看到那小圈，既然每個人都必須畫一個記號，他們只好拿起筆來向大圈裡一抹了。我們中國這些客氣的譯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這真可以說是東西輝映，各有千秋。至於他們究竟像不像希特勒那樣成功呢？這我可就有點說不上來了。

　　我前面說過，有的譯者沒有勇氣把著者一筆抹殺。但這裡正像別處也並不缺少有勇氣的人。有一位姓丁雙名福保的大學者「著」了一部幾十冊厚的佛學字典。我們一看就知道這裡面有問題，因為這種工作需要多年的搜集和研究。我們從來沒聽說中國有這樣一位專家，現在卻憑空掉出了這樣一部大著，不由人不懷疑。書的序裡提到日本織田得能的佛教大詞典，我們拿來一對，才知道原來就是這部書的翻譯。但丁先生絕對否認是「譯」，只承認是「著」，因為他添了些新東西進去。我又有點糊塗起來。譯一部幾百萬字的大著只要增加十個字八個字的新材料就可以把這部書據為己有，恐怕世界上每個人都要來譯書了。但丁先生的大「著」並非毫無可取，裡面插入許多丁先生的玉照，例如研究生理時代之丁福保，研究醫學時代之丁福保，也頗琳琅滿目。丁先生的尊容也還過得去，雖然比畹華博士還差一籌。但我終於恍然大悟。以前有的人想把自己的玉照登在報紙上，但苦於沒有機會，只好給兜安氏大藥房寫信，當然附上玉照，信裡說吃了某某藥，自己的某某病已經好了，特此致謝。於是隔了不久，自己的尊容就可以同名人一樣出現在報紙上，雖然地方不大對，也顧不了那樣許多了。現在丁先生又發明了一個方法，使以後想出名的人再也不必冒充自己有梅毒或癮君子寫信給大藥房了。真是功德莫大。我們能不佩服丁先生的發明能力麼？

　　另外還有一位更有勇氣的人，當然也是一位學者。他譯了幾篇日本人著的關於鮮卑和匈奴的論文，寫上自己的名字發表了。後來有人查出原文來去信質問，他才聲明因時間倉促把作者的名字忘掉了。這當然理由充足，因為倘若在別人和自己的名字中間非忘掉一個不行的話，當然會忘掉別人的，誰不愛自己的名字呢？

　　我上面只是隨便舉出兩個例子。像這樣的有勇氣的人，在我們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後的春筍還要多。只是在我們國內耍這一套，關係還不太大，因為好多人都是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但偶爾讓外國學者知道了，就不免替我們丟人。我上面說的丁福保的字典，一位現在劍橋大學任教授的德國漢學家就同日文原文對照過，他把結果告訴了我，弄得我面紅耳赤半天說不上話來。在外國這是法律問題。倘若一個人在自己的博士論文裡偷了人家的東西而不聲明，以後發現了，立刻取消博士頭銜，我希望中國的法律也會來制裁這一群「英雄」！

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

　　按我出生的環境，我本應該終生成為一個貧農。但是造化小兒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從小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中年知識分子；又從中年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老知識分子。現在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但畢竟還是「難得糊塗」，仍然能寫能讀，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彷彿有什麼力量在背後鞭策著自己，欲罷不能。眼前有時閃出一個長隊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齡順序排成了的。我還沒有站在最前面，前面還有將近二十來個人。這個長隊緩慢地向前邁進，目的地是八寶山。時不時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這八寶山。我暗暗下定決心：絕不搶先加塞，我要魚貫而進。什麼時候魚貫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揮手，向人間說一聲「拜拜」了。

　　幹知識分子這個行當是並不輕鬆的。在過去七八十年中，我嘗夠酸甜苦辣，經歷夠了喜怒哀樂。走過了陽關大道，也走過了獨木小橋。有時候，光風霽月，有時候，陰霾蔽天。有時候，峰迴路轉，有時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題過名，春風也曾得過意，說不高興是假話。但是，一轉瞬間，就交了華蓋運，四處碰壁，五內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實在是見道之言。「識字」，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這頂帽子，「憂患」就開始向你奔來。是不是杜甫的詩：「儒冠多誤身」？「儒」，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舉這兩個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早就對自己這一行膩味了。「詩必窮而後工」，連作詩都必須先「窮」。「窮」並不一定指的是沒有錢，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詩，沒有切身經歷和宏觀觀察，能說得出這樣的話嗎？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算了一筆清楚的賬。

　　世界各國應該都有知識分子。但是，根據我七八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既然同為知識分子，必有其共同之處，有知識，承擔延續各自國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這兩點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處是多而突出。別的國家先不談，我先談一談中國歷代的知識分子，中國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長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識分子。我的總印象是：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雖然十年浩劫中，他們被批為「一心只讀聖賢書」的「修正主義」分子。這實際上是冤枉的。這樣的人不能說沒有，但是，主流正相反。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這最後一點，是由中國歷史環境所造成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歷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說了。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型是什麼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在別的國家是沒有這種情況的。

　　然而，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極難對付的傢伙。他們的感情特別細膩、銳敏、脆弱、隱晦。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有的或有時自高自大，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時卻又患了弗洛伊德講的那一種「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他們一方面吹噓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氣魄貫長虹，浩氣盈宇宙。有時卻又為芝麻綠豆大的一點小事而長吁短歎，甚至輕生，「自絕於人民」。關鍵向題，依我看，就是中國特有的「國粹」──面子問題。「面子」這個詞兒，外國文沒法翻譯，可見是中國獨有的。俗話裡許多話都與此有關，比如「丟臉」、「真不要臉」、「賞臉」，如此等等。「臉」者，面子也。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國粹「面子」的主要衛道士。

　　儘管極難對付，然而中國歷代統治者哪一個也不得不來對付。古代一個皇帝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真是一針見血。創業的皇帝絕不會是知識分子，只有像劉邦、朱元璋等這樣一字不識的，不顧身家性命，「厚」而且「黑」的，膽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為開國的「英主」。否則，都是磕頭的把兄弟，為什麼單單推他當頭兒？可是，一旦創業成功，坐上金鑾寶殿，這時候就用得著知識分子來幫他們治理國家。不用說國家大事，連定朝儀這樣的小事，劉邦還不得不求助於知識分子叔孫通。朝儀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義的那一群鐵哥兒們，個個服服帖帖，跪拜如儀，讓劉邦「龍心大悅」，真正嘗到了當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無關實則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處世問題，也就是隱居或出仕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很多都標榜自己無意為官，而實則正相反。一個最有典型意義又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諸葛亮。他高臥隆中，看來是在隱居，實則他最關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來是非常多的。否則，在當時既無電話電報，甚至連寫信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怎麼能對天下大勢瞭如指掌，因而寫出了有名的《隆中對》呢？他經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卻偏偏讓劉先主三顧茅廬然後才出山「鞠躬盡瘁」。這不是面子又是什麼呢？

　　我還想進一步談一談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非常古怪、很難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點。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貧窮落魄的多。有詩為證：「文章憎命達。」文章寫得好，命運就不亨通；命運亨通的人，文章就寫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狀元、當宰相的人，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中國文學史上根本就沒有哪一個偉大文學家中過狀元。《儒林外史》是專寫知識分子的小說。吳敬梓真把窮苦潦倒的知識分子寫活了。沒有中舉前的周進和范進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還栩栩如生。中國歷史上一批窮困的知識分子，貧無立錐之地，絕不會有面團團的富家翁相。中國詩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貧而瘦的窮人的話，什麼「瘦骨嶙峋」，什麼「骨瘦如柴」，又是什麼「瘦得皮包骨頭」等等，都與骨頭有關。這一批人一無所有，最值錢的僅存的「財產」就是他們這一身瘦骨頭。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一點「賭注」，輕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輸，他們也就「涅槃」了。然而他們卻偏偏喜歡拚命，喜歡拼這一身瘦老骨頭。他們稱這個為「骨氣」。同「面子」一樣，「骨氣」這個詞兒也是無法譯成外文的，是中國的國粹。要舉實際例子的話，那就可以舉出很多來。《三國演義》中的禰衡，就是這樣一個人，結果被曹操假手黃祖給砍掉了腦袋瓜。近代有一個章太炎，胸佩大勳章，赤足站在新華門外大罵袁世凱，袁世凱不敢動他一根毫毛，只好欽贈美名「章瘋子」，聊以挽回自己的一點面子。

　　中國這些知識分子，脾氣往往極大。他們又仗著「骨氣」這個法寶，敢於直言不諱。一見不順眼的事，就發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麼「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麼「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這種例子，俯拾即是。他們根本不給當政的最高統治者留一點面子，有時候甚至讓他們下不了台。須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統治者皇帝們的命根子，是他們的統治和尊嚴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產生了一個大膽的「理論」：一部中國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統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識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鬥爭，互相對付和應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蘿蔔，間或甚至有剝皮凌遲的歷史。

　　在外國知識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同中國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種姓，為首的是婆羅門。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識就掌握在他們手裡，這個最高種姓實際上也是他們自封的。他們是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卻有一件天大的怪事，實在出人意料。在社會上，特別是在印度古典戲劇中，少數婆羅門卻受到極端的嘲弄和污蔑，被安排成劇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劇中，語言是有階級性的。梵文只允許國王、帝師（當然都是婆羅門）和其他高級男士們說，婦女等低級人物只能說俗語。可是，每個劇中都必不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羅門，他們插科打諢，出盡洋相，他們只准說俗語，不許說梵文。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羅門的地方。這有點像中國古代嘲笑「腐儒」的做法。《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識分子──的地方。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也是這種人物。為什麼中印同出現這個現象呢？這實在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

　　我在上面寫了我對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寫歷史，連鑒往知今一類的想法我都沒有。倘若有人要問：「現在怎樣呢？」因為現在還沒有變成歷史，不在我寫作範圍之內，所以我不答覆，如果有人願意去推論，那是他們的事，與我無干。

　　最後我還想再鄭重強調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有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不能望其項背的。儘管眼下似乎有一點背離這個傳統的傾向，例證就是苦心孤詣千方百計地想出國，有的甚至歸化為「老外」，永留不歸。我自己對這個向題的看法是：這只能是暫時的現象，久則必變。就連留在外國的人，甚至歸化了的人，他們依然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依然要尋根，依然愛自己的祖國。何況出去又回來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呢？我們對這種人千萬不要「另眼相看」，當然也大可不必「刮目相看」。只要我們國家的事情辦好了，情況會大大地改變的。至於沒有出國也不想出國的知識分子佔絕對的多數。如果說他們對眼前的一切都很滿意，那不是真話。但是愛國主義在他們心靈深處已經生了根，什麼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於前，迅雷震於頂，他們會依然熱愛我們這偉大的祖國。這一點我完全可以保證。只舉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夠了。如果不愛自己的祖國，巴老為什麼以老邁龍鍾之身，嘔心瀝血來寫《隨想錄》呢？對廣大的中國老、中、青知識分子來說，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話：愛國沒商量。

　　我生平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可是我對於當知識分子這個行當卻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從來不相信什麼輪迴轉生。現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再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弄成知識分子。

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

　　陳寅恪先生的一家是愛國之家，從祖父陳寶箴先生、父親散原老人到陳先生自己都是愛國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她們的下一代，我想也是愛國的。英法聯軍攻進北京，火燒圓明園，當時陳寶箴先生在城裡，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實際上是因日本侵略中國才拒絕服藥、拒絕吃飯而去世的。那麼，陳先生的愛國主義表現在什麼地方？我想就這個題目，談點我個人的看法，這裡面牽涉到《柳如是別傳》。

　　愛國主義這個詞是一個很好的詞，大家一聽愛國主義，都是不會批判的，因為每個民族都有權利愛自己的國家。但它同我們市場上的貨物一樣，有真貨，有假貨，有冒牌的。我以為愛國主義應該分兩種：一種是真正的，一種是假冒偽劣的。這個區別並不難。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國，中國人，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要抗日。這個大家沒有否定。那麼日本人也高呼愛國主義，東條英機也高呼愛國，但是把中國的愛國主義與日本的愛國主義一對比，中間的區別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愛國主義，應該是這樣：它不允許別的民族侵略自己，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別的民族。因此，我認為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是相聯繫的。假的愛國主義就是侵略別人、壓迫別人，然後反而高呼愛國。我這裡舉日本軍國主義為例，希特勒也是。希特勒的愛國主義喊得雷一般響，卻對別的國家發起了閃電戰。他愛什麼國呢？他愛他的法西斯國家，侵略別人，壓迫別人，奴役別人。所以愛國主義應該分成兩種，其道理是比較容易懂的。這真正的愛國主義呢？就是我剛才講的陳寶箴先生、陳散原老人、陳寅恪先生的。為什麼呢？因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許別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義的。後來我又想這個問題，恐怕正義的愛國主義又應當分為兩個層次：一般人，我們中國受別人侵略，我們起來反抗，愛我們的國家，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應該歌頌的、讚揚的。但我覺得這種愛國主義是一般的，層次不高；層次更高的是與文化聯繫起來。我想陳先生所撰的《王觀堂先生輓詞》的序，大家都看過，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麼說呢，王靜安先生與陳先生的歲數雖有差別，環境也不一樣，可是兩個人的關係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關，「心有靈犀一點通」。詩中講：「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從中可以知道，當年陳先生與王觀堂先生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寒夜中談論過去的事，兩人相對流淚，兩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為什麼？我今天想解釋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實質上就是高層次的愛國主義。陳先生的這段輓詞同在清華立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上的銘文（也出自陳先生之手）內容差不多。碑文很短，講的問題就是眾所周知的中國文化。我們高喊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但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盡一致，我自己感覺到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一個表現就是愛國主義。這一點我在北京已經講過，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專門搞哲學，嚴格講也不專門搞歷史，但是喜歡胡思亂想。我想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像中國漢朝的蘇武，宋朝的岳飛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繼光、史可法等都是我們熟悉的。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上，從漢至清有一系列愛國主義人物，深入人心。這種情況在別的國家很少見。我在歐洲待了好多年，瞭解一點，歐洲如舉一個著名的愛國者就不好舉。中國這個國家非常奇怪，立國幾千年，按道理講，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在封建社會，天子、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只允許侵略別人，不允許別人侵略，應該能夠這麼講。可事實並不是這樣子。大家都知道，從先秦的周代等時期開始，中國就被當時稱為「蠻夷戎狄」的少數民族所侵擾。秦始皇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為了抵禦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築長城。當然長城並不只是秦始皇時代才修築的，在戰國時期就修了。長城的修築，有效地抵禦了匈奴的侵擾。到了漢代，開國之主劉邦也被匈奴包圍於平城；後來漢武帝時幾員著名大將，跟匈奴作戰，打了幾個勝仗。可無論如何，北方的威脅卻始終沒有解除。曹操時，北方威脅仍存；到了五胡亂華時代則更不必說了。唐朝是一個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親李淵卻對突厥秘密稱臣。後來，唐太宗覺得稱臣於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設法掩蓋這個事實。整個唐代，北方的威脅一直沒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遼，後是金。兩個北宋皇帝徽宗、欽宗讓人俘虜，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後來宋廷偏安於中國東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統治民族蒙古族是我們今天的兄弟民族，在當時不能這樣看。蒙古在滅宋以前，已經建成了一個大帝國。我們不能把古代現代化。中華民族這個包括五十六個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明確形成的。滿族今天也是我們的兄弟民族，當時滿族的文化與我們不一樣，當然，滿族一入關就漢化，可畢竟是另一個文化體系。

　　總而言之，我認為中國之所以產生愛國主義，就因為有外敵，而且一直沒斷，原來一直在北方，後來是東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厲害的是明朝末年從澳門進來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後來形成了帝國主義。還有南方。東西南北都有外敵。我們講歷史唯物主義，要講事實，存在決定意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然產生愛國主義，而這種愛國主義必然是正確的。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中國封建社會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沒有侵略過別人。封建時代的中國，漢族也侵略了別的不少民族，這是不能否定的。可總起來看，是禦外敵的。這是歷史決定的，不是中華民族天生就愛國，這也不符合歷史情況。歐洲則不是這種情況，歐洲長期是亂七八糟的，建國時間又短。美國的情況更特殊，它建國以來，基本上沒有外敵，所以美國講愛國主義，我不知道怎麼愛法。這是我信口談來。由此，我就想到陳先生在給王觀堂所撰的輓詞前的短序中講了這麼一個想法：中華文化是三綱六紀。據我的體會，裡面就包括了愛國主義精神。如「君為臣綱」，說君臣這一綱，陳先生舉了一個例子，「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賢與否，無關重要。他只是一個符號，一個象徵，他像徵的是文化，象徵的是國家。陳先生又講，三綱六紀是抽象理想。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東西必然有所寄托，陳先生原文作「依托」。一個是依托者，一個是被依托者。作為文化的三綱六紀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現不出來，它必然要依托他物，依托什麼東西呢？陳先生講的是社會制度，特別是經濟制度，總起來就是國家。文化必然依托國家，然後才能表現，依托者沒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現，因此，文化與國家成為了同義詞。再回過頭來，王國維先生之所以自殺，當時外面議論很多，陳寅恪先生認為他不是為了具體的人，不是忠於清王室或宣統皇帝，認為他忠於清朝或宣統皇帝不過是流俗之見。王國維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就是因為他是這個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個依托──國，以王國維先生而言，這個依托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清朝滅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國維先生，按陳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麼，為這個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陳先生認為王靜安先生之所以自殺是因為他所依托的那個國不能存在了，具體的東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無法依存，於是執意自殺。

　　那麼，陳先生為什麼與王國維先生心心相通？陳先生為什麼寫《柳如是別傳》？這就是我要解釋的。中國外來文化，第一個是佛教，佛教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傳播到中國的；後來元朝蒙古族文化進入中國，靠的是武力；清朝滿族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國，背後有武力。這二者之間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來文化傳入中國，不依靠武力，有的則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滿族文化與漢族文化衝突很劇烈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錢牧齋與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當其衝。他們的心態，是為中國的漢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態。當明朝這個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體化的國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殺了。錢牧齋雖說沒有自殺，可是從他的心態看得出來。到了後來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這又是一個文化大變革的時期。王國維先生與陳先生均生活於當時，故陳先生對王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的解釋，不同於流俗的那種解釋，而是從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說愛國主義有兩個層次：一般的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允許別人侵略；更高層次的則是陳先生式的愛國、王國維先生式的愛國。

　　有一個問題是近來常談的，我看本次與會論文中也有：講陳先生的詩中含有悲觀主義情緒，調子不是那麼樂觀的。為什麼呢？還有一個問題，大家都說陳先生是一位考據大師，這話一點也不錯。考據這個學問到了陳先生手中得心應手，是到家了。那麼，陳先生的考據與乾嘉樸學大師的有沒有區別呢？我看區別很大。陳先生為人，不慕榮利，不與人爭，大家都很容易誤認為陳先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不關心時事的。實際上，各位陳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陳先生絕不是那種人，陳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豐富，對自己的國家、人民非常愛護的人。他非常關心時事，他不僅關心過去的事，也關心時事。陳先生詩中，有古典，有今典，還有佛典，很複雜，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陳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種感情，表面看起來是泛泛的考證，考證是無懈可擊的，但考證裡面有感情，乾嘉大師們就做不到這點，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處的環境不一樣。所以，我們瞭解、學習陳先生，一方面是學習他的考證、他的學術成就；另一方面，應學習他寄托在考證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論文（著），特別是《柳如是別傳》，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裡面。表面上看起來是繁瑣考證：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卻是愛國、愛文化。陳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寫了一首詩，送給北大歷史系的學生，詩曰：「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說學習中國史卻要到日本去學。後來，陳先生寄望於北大歷史系學生，希望他們一洗這一恥辱，這當然是愛國主義的表現。我看在這裡愛國主義也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愛我的國家，一般的；一種是高層次的，愛我們的文化，陳先生此詩，包含高、低兩層次的含義。

　　陳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費那麼大的力量，克服那麼大的困難來寫《柳如是別傳》，絕對不是為了考證而考證，從陳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學習很多東西。陳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都在裡面。

　　解放以後，陳先生也寫了不少的詩，外面有很多傳說。陳先生在詩中是否對現實都滿意呢？我認為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這麼說，任何時代的政治也不能為當時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將來也不會。陳先生的詩十分難懂，周一良先生講過幾次，的確是非常難懂，有些話不能直說，婉轉地說，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難查。陳先生詩中表現的感情，我覺得並不奇怪，若在五十年代，我還不能這樣講，經過了四十五年，陳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確。他憂國憂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絕對不會寫這樣的詩。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的國家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若陳先生是真的不愛國的話，他就根本不會做學問、寫詩。這正如當時某些上海人所說的「國事管他娘，打打麻將」。對國家漠不關心，才會這樣。而陳先生的關心，就是愛國的表現，不管這個國正確不正確。

　　中山大學多次召開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討論會，我覺得非常英明，這為我們活著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樹立了一個愛國主義的榜樣，應該得到最高讚揚。

　　〈羨林按：我這一篇發言，既無講稿，連提綱也沒有。中大歷史系的同志們，根據錄音，整理成這個樣子，實在不容易，應當向他們致謝。我看了一遍，只做了極小的改動。原來的口氣都保留了。〉

恐怖主義與野蠻

　　現在世界上反恐怖主義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首先聲明，我是堅決反對恐怖主義的，恐怖主義總是與野蠻相聯繫的。

　　但是，我總覺得，這裡面似乎有點問題。反恐怖主義活動應該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事實上，它卻變成了一場鬧劇，或者一齣滑稽劇。因為，什麼叫「恐怖主義」？誰是恐怖主義分子？大家的理解並不一致，其中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見。有的人不肯說，有的人不敢說。我想，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政府都宣稱反恐怖主義；但是，並不是沒有潛台詞的。

　　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對於什麼是恐怖主義，有一半人是有一致的看法的。劫持飛機，用人體做肉彈轟炸別國的摩天大樓，死傷數千人，這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義，對此恐怕是沒有異議的。可是右手持大棒，左手托原子彈，駐軍全球，隨意指責別的國家為「邪惡軸心」，隨意派遣軍隊侵入別的國家，殺人當然不在話下，而自己還義形於道，恬不知恥。難道這不也是恐怖主義，而且比恐怖主義更恐怖的超恐怖主義嗎？是誰給你們的這種權力？難道就是你們的上帝嗎？世界上的政府和人民，並不是每一個都失掉了理智，他們能夠明辨是非。

　　我必須在這裡濃筆重彩地補上幾句。這個國家的人民，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一樣，也是有理智的，也是希望自己能過好日子也希望別人能過好日子的。

　　至於恐怖主義與野蠻的聯繫，那也是非常明顯的，很容易理解的。拿活人當肉彈衝擊別國的大廈，這不是野蠻又是什麼呢？手托原子彈訛詐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隨意踐踏別的國家，視人民如群蟻，我認為，這不但是野蠻，而且是比前一個野蠻更為野蠻的野蠻。

　　但是，我認為，野蠻是有區別的。我杜撰了兩個詞兒：正義的野蠻與非正義的野蠻。仗義執言，反對強凌弱、眾暴寡的「西霸天」一類的國家，不得已而採用野蠻的手段，雖為我們反對，但不能不以「正義」二字歸之。至於手托原子彈嚇唬世人的野蠻，我只能稱之為「非正義」的野蠻了。

　　世界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已經有了長期的文明發展的歷史。按理說，野蠻行為應該絕跡了，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說句公道話，兩個野蠻產生根源是不同的。正義的野蠻是被非正義的野蠻激發出來的。我雖然堅決反對，卻不能不認為情有可原。非正義的野蠻則一無是處。他們胡作非為，反而洋洋自得。中國古人說：「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根據無數歷史事實歸納出來的真理，絕不會落空的。回頭是岸，是我對那些非正義野蠻者一句最後的忠告。

當時只道是尋常

　　這是一句非常明白易懂的話，卻道出了幾乎人人都有的感覺。所謂「當時」者，指人生過去的某一個階段。處在這個階段中時，覺得過日子也不過如此，是很尋常的。過了十幾二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回頭一看，當時實在有不尋常者在。因此有人，特別是老年人，喜歡在回憶中生活。

　　在中國，這種情況更比較突出，魏晉時代的人喜歡做羲皇上人。這是一種什麼心理呢？「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真就那麼好嗎？人類最初不會種地，只是採集植物，獵獲動物，以此為生。生活是十分艱苦的。這樣的生活有什麼可嚮往的呢！

　　然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發思古之幽情，幾乎是每個人都有的。到了今天，滄海桑田，世界有多少次巨大的變化。人們思古的情緒卻依然沒變。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十幾年前，我重訪了我曾待過十年的德國哥廷根。我的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夫婦都還健在。但已今非昔比，房子捐給梵學研究所，汽車也已賣掉。他們只有一個獨生子，戰爭中陣亡。此時老夫婦二人孤零零地住在一座十分豪華的養老院裡。院裡設備十分齊全，游泳池、網球場等等一應俱全。但是，這些設備對七八十歲八九十歲的老人有什麼用處呢？讓老人們觸目驚心的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某一個房號空了出來，主人見上帝去了。這對老人們的刺激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我的來臨大出教授的意料，他簡直有點喜不自勝的意味。夫人擺出了當年我在哥廷根時常吃的點心。教授彷彿返老還童，回到了當年去了。他笑著說：「讓我們好好地過一過當年過的日子，說一說當年常說的話！」我含著眼淚離開了教授夫婦，嘴裡說著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過幾年，我還會來看你們的。」

　　我的德國老師不會懂「當時只道是尋常」的隱含的意蘊，但是古今中外人士所共有的這種懷舊追憶的情緒卻是有的。這種情緒通過我上面描述的情況完全流露出來了。

　　仔細分析起來，「當時」是很不相同的。國王有國王的「當時」，有錢人有有錢人的「當時」，平頭老百姓有平頭老百姓的「當時」。在李煜眼中，「當時」是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遊上林苑的「當時」。對此，他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哀歎「天上人間」了。

　　我不想對這個概念再進行過多的分析。本來是明明白白的一點真理，過多的分析反而會使它迷離模糊起來。我現在想對自己提出一個怪問題：你對我們的現在，也就是眼前這個現在，感覺到是尋常呢還是不尋常？這個「現在」，若干年後也會成為「當時」的。到了那時候，我們會不會說「當時只道是尋常」呢？現在無法預言。現在我住在中國，享受極高的待遇。應該說，沒有什麼不滿足的地方。但是，倘若捫心自問：「你認為是尋常呢，還是不尋常？」我真有點說不出，也許只有到了若干年後，我才能說：「當時只道是尋常。」

學術良心或學術道德

　　「學術良心」，好像以前還沒有人用過這樣一個詞，我就算是「始作俑者」吧。但是，如果「良心」就是儒家孟子一派所講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的話，我是不信這樣的「良心」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樣，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質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人的一生就是同這種本能作鬥爭的一生。有的人勝利了，也就是說，既要自己活，也要讓別人活，他就是一個合格的人。讓別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為別人著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是地道的壞人，可惜的是，這樣的人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有人要問：既然你不承認人性本善，你這種想法是從哪裡來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沒有十分滿意的解釋。《三字經》上的兩句話「性相近，習相遠」中的「習」字似乎能回答這個問題。一個人過了幼稚階段，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會感到，人類必須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如果一個人只想到自己，或都是絕對地想到自己，那麼，社會就難以存在，結果誰也活不下去。

　　這話說得太遠了，還是回頭來談「學術良心」或者學術道德。學術涵蓋面極大，文、理、工、農、醫，都是學術。人類社會不能無學術，無學術，則人類社會就不能前進，人類福利就不能提高；每個人都是想日子越過越好的，學術的作用就在於能幫助人達到這個目的。大家常說，學術是老老實實的東西，不能摻半點假。通過個人努力或者集體努力，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得出的結果必然是實事求是的。這樣做，就算是有學術良心。剽竊別人的成果，或者為了沽名釣譽創造新學說或新學派而篡改研究真相，偽造研究資料，這是地地道道的學術騙子。在國際上和我們國內，這樣的騙子亦非少見。這樣的騙局決不會隱瞞很久的，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於天下的。許多國家都有這樣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齒於士林，因而自殺者也是有過的。這種學術騙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於今為烈。我們學壇和文壇上的剽竊大案，時有所聞，我們千萬要引為鑒戒。

　　這樣明目張膽的大騙當然是決不允許的。還有些偷偷摸摸的小騙，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戒心。小騙局花樣頗為繁多，舉其犖犖大者，有以下諸種：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課，在公開學術報告中聽報告人講演，平常閱讀書刊雜誌時讀到別人的見解，認為有用或有趣，於是就自己寫成文章，不提老師的或者講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彷彿他自己就是首創者，用以欺世盜名，這種例子也不是稀見的。還有，有人在談話中告訴了他一個觀點，他也據為己有。這都是沒有學術良心或者學術道德的行為。

　　我可以無愧於心地說，上面這些大騙或者小騙，我都從來沒有幹過，以後也永遠不會幹。

　　我在這裡補充幾點梁啟超在他所著的《清代學術概論》中談到的清代正統派的學風的幾個特色：「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這同我在上面談的學術道德（梁啟超的「德」）完全一致。可見清代學者對學術道德之重視程度。

　　此外，梁啟超上書中還舉了一點特色：「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可以補充在這裡，也可以補充在上一節中。

語言與文字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道多端。人類先有了語言，後又有了文字，而禽獸則沒有，這是重要區別之一。現在國外有個別的語言學家在研究禽獸的語言，響應者不多。這個問題我在這裡先不討論。

　　我們每個人，除了啞巴以外，總要經常說話。認字的人還要經常使用文字，這和陽光和空氣一樣，和吃飯與睡覺一樣，是離不開的。

　　但是，有一個現象卻往往為非語言學家所忽略，這就是：語言和文字，只要還活著，也就是說還被人使用，就存在不停地變化。中國文字從甲骨文到鐘鼎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隸書，到楷書、行書、草書，就是最有力的證明。語言亦然，不必細說。

為了更輕易地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促進經濟的發展，在某一個時期內，由官方採用行政命令的辦法，使文字統一和規範化，這是無可非議的，合情合理的。中外歷史上都不乏先例，秦始皇的

「書同文 」是一個最有名的例子。我們今天漢字規範化，是經過

完備的法律程序通過的，我們全國人民責無旁貸，遵守是我們的義務，是奉公守法的表現。

　　但是，從長期來看，比如說二三百年，或者更長的時間，語言和文字都必須變化，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除非你把語言和文字都搞成化石。

　　世界上最關心自己語言「純潔化」的是法國。幾百年來，法蘭西學院不斷地作出努力，保持法語的「純潔」，然而法語，同其他語言一樣，不斷受到「污染」，變得不 「純潔」起來。這件事是不以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

　　最近我收到一位 X（我不知道他是老中青，姑以 X代之）學者的來信。他是個有心人，一個有志之士，想努力保持漢語的規範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但是，他有點 「食今不化」，不瞭解語言和文字都不會停滯不變的道理，想使我們今天的規範化字永垂不朽，變成化石。比如在今天的漢語詞典上， 「朦矓」和「朦朧」確實分列為兩個詞兒，前者的解釋是 「快要睡著或剛醒時，兩眼半開半閉，看東西模糊的樣子」。對後者的解釋是 「月光不明，不清楚，模糊 」。其實基本的含義就是 「模糊」。如果說 「朦矓」與眼有關，而「朦朧」與月色有關，那麼，對一個瞎子來說，他既無「朦矓」，又無 「朦朧」。如果他寫文章（當然是用盲文），他應該用哪一個詞兒呢？魯迅先生的《三閒集》中有一篇文章《醉眼中的朦朧》，這確與眼睛有關，然而他卻寫作 「朦朧」，而非「朦矓」。根據我的印象， 「朦矓」這兩個字，現在很少有人用，它幾乎成為漢語詞彙中的盲腸。這位學者硬要勉強區分，「可憐無補費精神 」。

　　這位學者還舉出了一些別的例子，限於篇幅，我就不舉了。他為了勘誤， 「寫了幾百封信，連作者面也不得到（羨林按：此句措辭有問題，也應該 「勘一勘」的）……而大量的書一印再印，幾萬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冊，流向社會傳之後代，真是貽害無窮，簡直是踐踏我們五千年的璀璨文化，使大家都當上不孝之（羨林按：應作子）孫敗類。這大概不是各位弄學問的大家所心甘情願的吧？！ 」這真是石破天驚之論，令我渾身震撼。然而 「五千年 」中，我們的語言文字變了多少次了？我們全體漢族人民，加上我們的老祖宗，豈不都成了不肖子孫敗類了嗎？

　　　　一九九七年二月五日

文章的題目

　　文章是廣義的提法，細分起來，至少應該包括這樣幾項：論文、專著、專題報告等等。所有的這幾項都必須有一個題目，有了題目，才能下筆作文章，否則文章是無從寫起的。

　　題目是從哪裡來的呢？這不出兩端，一個是別人出，一個是自己選。

　　過去一千多年的考試，我們現在從小學到大學的作文，都是老師或其他什麼人出題目，應試者或者學生來寫文章。封建社會的考試是代聖人立言，萬萬不能離題的，否則不但中不了秀才、舉人或進士，嚴重的還有殺頭的危險。至於學術研究，有的題目由國家領導部門出題目，你根據題目寫成研究報告。也有的部門制訂科研規劃，規劃上列出一些題目，供選者參考。一般說來，選擇的自由不大。 五十年代，我也曾參加過制訂社會科學規劃的工作，開了不知多少會，用了不知多少紙張，費了不知多少人力，規劃終於制訂出來了。但是，後來就沒有多少人過問，彷彿是 「為規劃而規劃 」。

　　以上都屬於 「別人出 」的範疇。

　　至於「自己選 」，表面上看起來是比較自由的。然而實際上也不盡然，有時候也要 「代聖人立言 」。就是你自己選定的題目，話卻不一定都是自己的，自己的話也不一定能盡情吐露。於是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八股」，只准說一定的話，話只准說到一定的程度。中外歷史都證明，只有在真正「百家爭鳴」的時代，學術才真能發展。

　　特別是有一種傾向危害最大。年紀大一點的學術研究者都不會忘記，過去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有某一些人大刀闊斧地批判 「從雜誌縫裡找文章 」的做法。這些人大概從來不看學術雜誌，從來也寫不出有新見解的文章，只能奉命唯謹，代聖人立言。

　　稍懂學術研究的人都會知道，學術上的新見解總是最先發表在雜誌上刊登的論文，進入學術專著，多半是比較晚的事情了。每一位學者都必須盡量多地盡量及時地閱讀中外有關的雜誌。在閱讀中，認為觀點正確，則心領神會。認為不正確，則自己必有自己的想法。閱讀既多，則融會貫通，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新見解，發而為文，對自己這一門學問會有所推動。這就是從雜誌縫裡找文章。我現在發現，有頗為不少的 「學者」從來不或至少很少閱讀中外學術雜誌。他們不知道自己這一門學問發展的新動向，也得不到創新的靈感，抱殘守缺，鼠目寸光，抱著幾十年的老皇曆不放，在這樣的情況下，焉能寫出好文章！我們應當經常不斷地閱讀中外雜誌，結合隨時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情況，一心一意地從雜誌縫裡找文章。

　　　　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

論博士

　　中國的博士和西方的博士不一樣。

　　在一些中國人心目中，博士是學術生活的終結，而在西方國家，博士則只是學術研究的開端。

　　博士這個詞兒，中國古代就有。唐代的韓愈就曾當過「國子博士 」。這同今天的博士顯然是不同的。今天的博士制度是繼學士、碩士之後而建立起來的，是地地道道的舶來品。在這裡，有人會提意見：既然源於西方，為什麼又同西方不一樣呢 ？

　　這意見提得有理，但是，中國古代晏子說：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土壤和氣候條件一變，則其種亦必隨之而變。在中國，除了土壤和氣候條件以外，還有思想條件，西洋的博土到了中國，就是由於這個思想條件而變了味的。

　　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中，中國封建階段的歷史最長。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國的知識分子上進之途只有一條，就是科舉制度。這真是千軍萬馬，獨木小橋。從考秀才起，有的人歷盡八十一難，還未必能從秀才而舉人，從舉人而進士，從進士而殿試點狀元等等。最有幸運的人才能進入翰林院，往往已達垂暮之年，老夫耄矣。一生志願滿足矣，一個士子的一生可以畫句號矣。

　　自從清末廢科舉以後，秀才、舉人、進士之名已佚，而思想中的形象猶在。一推行西洋的教育制度，出現了小學、中學、大學、研究院等等級別。於是就有人來作新舊對比：中學畢業等於秀才，大學畢業等於舉人，研究生畢業等於進士，點了翰林等於院士。這兩項都隱含著 「博士」這一頂桂冠的影子。順理成章，天衣無縫，新舊相當，如影隨形。於是對比者心安理得，胸無疑滯了。如果讓我打一個比方的話，我只能拿今天的素齋一定要烹調成雞魚鴨肉的形狀來相比。隱含在背後的心理狀態，實在是耐人尋味的。

　　君不見在今天的大學中，博士熱已經頗為普遍，有的副教授，甚至有的教授，都急起直追，申報在職博士生。是否有向原來是自己的學生而今頓成博導的教授名下申請做博士生的例子，我不敢亂說。反正向比自己晚一輩的頓成博導的教授申請的則是有的，甚至還聽說有的教授申請做博士生後自己卻被批准為博導。萬沒有自己做自己的博士生的道理，不知這位教授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從前讀前代筆記，說清代有一個人，自己的兒子已經成為大學士，當上了會試主考官，他因此不能再參加進士會試，大罵自己的兒子： 「這畜生讓我戴假烏紗帽 ！」難道這位教授也會大發牢騷： 「批准我為博導讓我戴假烏紗帽嗎？」

　　中國眼前這種情況實為老外所難解。即便 「老內 」如不佞者，最初也迷惑不解。現在，我一旦頓悟：在中國當前社會中，封建思想意識仍極濃厚。在許多人的下意識裡，西方傳進來的博士的背後隱約閃動著進士和翰林的影子。

　　　　一九九八月十月二十三日

論教授

　　論了博士論教授。

　　教授，同博士一樣，在中國是 「古已有之 」的，而今天大學裡的教授，都是地地道道的舶來品，恐怕還是從日本轉口輸入的。

　　在中國古代，教授似乎只不過是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然而，成了舶來品以後，至少是在抗日戰爭之前，教授都是一個顯赫的頭銜。雖然沒有法子讓他定個幾品官，然而一些教授卻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身子在北京，眼裡看的、心裡想的卻在南京。有朝一日風雷動，南京一招手，便騎鶴下金陵，當個什麼行政院新聞局長，或是什麼部的司長之類的官，在清代恐怕抵得上一個三四品官，是 「高幹」了。一旦失意，仍然回到北京某個大學，教授的寶座還在等他哩。連那些沒有這樣神通的教授，工資待遇優厚，社會地位清高。存在決定意識，於是教授就有了架子，產生了一個專門名詞： 「教授架子 」。

　　日軍侵華，衣冠南渡。大批的教授會集在昆明、重慶。此時，神州極蕩，生活維艱，教授們連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飽，想盡種種辦法，為稻粱謀。社會上沒有人瞧得起，連抬滑竿的苦力都敢向教授怒吼： 「願你下一輩子仍當教授 ！」斯文掃地，至此已極。原來的「架子」現在已經沒有地方去 「擺」了。

　　建國以後， 五十年代，工資相對優厚，似乎又有了點擺架子的基礎。但是又有人說： 「知識分子翹尾巴，給他潑一盆涼水 ！」教授們從此一蹶不振，每況愈下。到了十年浩劫中，變成了

「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不齒於士林。最後淪為 「老九」，地位在 「引車賣漿者流 」之下了。

　　二十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撥亂反正，天日重明，教授們的工資待遇沒有提高，而社會地位則有了改善，教授這一個行當又有點香了起來。從世界的教授制度來看，中國接近美國，數目沒有嚴格限制，非若西歐國家，每個系基本上只有一兩個教授。這兩個制度孰優孰劣，暫且不談。在中國，數目一不限制，便逐漸氾濫起來，逐漸膨脹起來。有如通貨膨脹，教授膨脹導致貶值。前幾年，某一省人民群眾在街頭巷尾說著一句順口溜： 「教授滿街走，××多如狗。」教授貶值的情況可見一斑。

　　現在，在大學中，一登 「學途」，則有 「不到教授非好漢」之慨，於是一馬當先，所向無前，目標就是教授。但是，從表面上看上去，達到目標就要過五關，其困難難於上青天。可是事實上卻正相反，一轉瞬間，教授可坐一禮堂矣，其中奧妙，我至今未能參悟。然而，跟著來的當然是教授貶值。這是事物的規律，是無法抗禦的。

　　於是為了提高積極性，有關方面又提出了博士生導師（簡稱博導 ）的辦法。無奈轉瞬之間，博導又盈室盈堂，走上了貶值的道路。令人更擔憂的是，連最高學術稱號院士這個合唱隊裡也出現了不協調的音符。如果連院士都貶了值，我們將何去何從 ？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日

【三、我的虛榮心】　初抵柏林

　　柏林是我這一次萬里長途旅行的目的地，是我的留學熱的最後歸宿，是我舊生命的結束，是我新生命的開始。在我眼中，柏林是一個無比美妙的地方。經過長途勞頓，跋山涉水，我終於來到了。我心裡的感覺是異常複雜的，既有興奮，又有好奇；既有興會淋漓，又有忐忑不安。從當時不算太發達的中國，一下子來到這裡，置身於高聳的樓房之中，漫步於寬敞的長街之上，自己宛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清華老同學趙九章等，到車站去迎接我們，為我們辦理了一切應辦的手續，使我們避免了許多麻煩，在離開家鄉萬里之外，感到故園的溫暖。然而也有不太愉快的地方。我在上面提到的敦福堂，在柏林車站上，表演了他最後的一次特技：丟東西。這次丟的東西更是至關重要，丟的是護照。雖然我們同行者都已十分清楚，丟的東西終究會找回來的，但是我們也一時有點擔起心來。敦公本人則是雙目發直，滿臉流汗，翻兜倒衣，搜索枯腸，在車站上的大混亂中，更增添了混亂。等我們辦完手續，走出車站，敦公汗已流完，伸手就從褲兜中把那個在國外至關重要的護照掏了出來。他自己莞爾一笑，我們則是啼笑皆非。

　　老同學把我們先帶到康德大街彼得公寓，把行李安頓好，又帶我們到中國飯店去吃飯。當時柏林的中國飯館不是很多，據說只有三家。飯菜還可以，只是價錢太貴。除了大飯店以外，還有一家可以包飯的小館子。男主人是中國北方人，女主人則是義大利人，兩個人的德國話都非常蹩腳。只是服務極為熱情周到，能蒸又白又大的中國饅頭，菜也炒得很好，價錢又不太貴。所以中國留學生都趨之若鶩，生意非常好。我們初到的幾個人卻饒有興趣地探討另一個問題：店主夫婦二人怎樣交流思想呢？都不懂彼此的語言，難道他們都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國民黨政府駐義大利大使的信徒，只使用「這個」一個詞兒，就能涵蓋宇宙、包羅天地嗎？

　　這樣的事確實與我們無關，不去管它也罷。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找到一間房子。德國人是非常務實而又簡樸的人民。他們不管是幹什麼的，一般說來，房子都十分寬敞，有臥室、起居室、客廳、廚房、廁所，有的還有一間客房。在這些房間之外，如果還有餘房，則往往出租給外地的或外國的大學生，連待遇優厚的大學教授也不例外。出租的方式非常奇特，不是出租空房間，而是出租房間裡的一切東西，桌椅沙發不在話下，連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裡面，租賃者不需要帶任何行李，面巾、浴巾等等，都不需要。房間裡的所有的服務工作，鋪床疊被，給地板掃除打蠟，都由女主人包辦。房客的皮鞋，睡覺前脫下來，放在房門外面，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經把鞋擦得閃光鋥亮了。這些工作，教授夫人都要親自下手，她們絲毫也沒有什麼下賤的感覺。德國人之愛清潔，聞名天下。女主人每天一個上午都在忙忙叨叨，擦這擦那，自己屋子裡面不必說了，連外面的樓道，都天天打蠟；樓外的人行道，不但打掃，而且打上肥皂來洗刷。室內室外，樓內樓外，任何地方，都是潔無纖塵。

　　清華老同學汪殿華和他的德國夫人，在夏洛滕堡區的魏瑪大街，為我們找到了一間房子，房東名叫羅斯瑙（Rosenau），看長相是一個猶太人。一提到找房子，人們往往會想到老舍早期的幾部長篇小說中講到中國人在英國倫敦找房子的情況，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出租招貼上沒有明說可以租給中國人，你就別去問，否則一定會碰釘子。在德國則沒有這種情況，在柏林，你可以租到任何房子，只有少數過去中國學生住過的房子是例外。在這裡你會受到白眼，遭到閉門羹。箇中原因，一想便知，用不著我來囉嗦了。

　　說到猶太人，我必須講一講當時猶太人在德國的處境，順便講一講法西斯統治的情況。法西斯頭子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上台。我是一九三五年到德國的，我一直看到他惡貫滿盈，自殺身亡，幾乎與他的政權相始終。對德國法西斯政權，我是目擊者，是有點發言權的。我初到的時候，柏林的納粹味還不算太濃，當然已經有了一點。希特勒的相片到處懸掛，卍字旗也隨處可見。人們見面時，不像以前那樣說一聲「早安！」「日安！」「晚安！」等等，分手時也不說「再見！」而是右手一舉，喊一聲「希特勒萬歲！」便能表示一切。我們中國學生，不管在什麼地方，到飯館去吃飯，進商店去買東西，總是一仍舊慣，說我們的「早安！」等等，出門時說「再見！」有的德國人，看我們是外國人，也用舊方式向我們表示敬意。但是，大多數人仍然喊他們的「萬歲！」我們各行其是，互不干擾，並沒有遇到什麼不如意的事情。根據法西斯聖經：希特勒《我的奮鬥》，猶太人和中國人都被列為劣等民族，是人類文化的破壞者，而金黃頭髮的「北方人」，則被法西斯認為是優秀民族，是人類文化的創造者。可惜的是，據個別人偷偷地告訴我，希特勒自己那一副尊容，他那滿頭的黑紅相間的頭髮，一點也不「北方」，成為極大的諷刺。不管怎樣，中國人在法西斯眼中，反正是劣等民族，同猶太人成為難兄難弟。

　　在這裡，需要講一點歐洲歷史。歐洲許多國家仇視猶太人，由來久矣。有莎士比亞的名劇《威尼斯商人》可以為證。在中世紀，歐洲一些國家就發生過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慘劇。在這方面，希特勒只是繼承過去的衣缽，他並沒有什麼發明創造。如果有的話，那就是，他對猶太人進行了「科學的」定性分析。在他那一架政治化學天平上，他能夠確定猶太人的「猶太性」，計有百分之百的猶太人，也就是，祖父母和父母雙方都是猶太人；二分之一猶太人，就是父母雙方一方為猶太人；四分之一猶太人，就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方為猶太人，其餘都是德國人；八分之一等等依此類推。這就是納粹「民族政策」的理論根據。百分之百的猶太人必須迫害，決不手軟；二分之一的稍遜；至於四分之一的則是處在政策的臨界線上，可以暫時不動；八分之一以下則可以納入人民內部，不以敵我矛盾論處了。我初到柏林的時候，此項政策大概剛進行了第一階段，迫害還只限於全猶太人和一部分二分之一者，後來就愈演愈烈了。我的房東可能屬於二分之一者，所以能暫時平安。希特勒們這一架特製的天平，能準確到什麼程度，我是門外人，不敢多說。但是，德國人素以科學技術蜚聲天下，天平想必是可靠的了。

　　至於德國普通老百姓怎樣看待這迫害猶太人的事件，我初來乍到，不敢亂說。德國人總的來說是很可愛的，很淳樸老實的，他們毫無油滑之氣，有時候看起來甚至有些笨手笨腳，呆頭呆腦。比如說，你到商店裡去買東西，店員有時候要找錢。你買了七十五分尼的東西，付了一馬克。若在中國，店員過去用算盤，今天用計算器，或者乾脆口中唸唸有詞：三五一十五，三六一十八，一口氣說出了應該找的錢數：二十五分尼。德國店員什麼也不用，他先說七十五分尼，把五分尼擺在桌子上，說一聲：八十分尼；然後再擺一個十分尼，說一聲：九十分尼；最後再擺一個十分尼，說一聲：一馬克。於是完了，皆大歡喜。

　　我還遇到過一件小事，更能說明德國人的老實忠厚。根據我的日記，這件事情發生在九月十七日。我的錶壞了，走到大街上一個鐘錶店去修理，約定第二天去拿。可是我初到柏林，在高樓大廈的莽叢中，在車水馬龍的喧鬧中，我彷彿變成了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暈頭轉向，分不出東西南北。第二天，我出去取錶的時候，影影綽綽，隱隱約約，記得是這個錶店，邁步走了進去。那個店員老頭，胖胖的身子，戴一副老花鏡，同昨天見的那一個一模一樣。我拿出了發票，遞給他，他就到玻璃櫥裡去找我的錶，沒有。老頭有點急了，額頭上冒出了汗珠，從眼鏡上面射出了目光，看著我，說：「你明天再來一趟吧！」我回到家，心裡直念叨這一件事。第二天又去了，錶當然找不到。老頭更急了，額頭上冒出了更多的汗珠，手都有點發抖了。在玻璃櫥裡翻騰了半天，忽然靈光一閃，好像上帝佑護，他仔細看了看發票，說：「這不是我的發票！」我於是也恍然大悟，是我找錯了門。這一件小事我曾寫過一篇散文：《錶的喜劇》，收在我的《散文集》裡。

　　這樣的洋相，我還出過不少次，我只說一次。德國人每天只吃一頓熱餐，這就是中午。晚飯則只吃麵包和香腸、乾奶酪等等，佐之以熱茶。有一天，我到肉食店裡去買了點香腸，準備回家去吃晚飯。晚上，我興致勃勃地泡了一壺紅茶，準備美美地吃上一頓。但是，一咬香腸，覺得不是味，原來裡面的火腿肉全是生的。我大為氣憤，憤憤不平：「德國人竟這樣戲弄外國人，簡直太不像話了，真正豈有此理！」連在夢中，也覺得難嚥下這一口氣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那個肉食店裡去，擺出架勢，要大興問罪之師。一位女店員，聽了我的申訴，看了看我手中拿的香腸，起初有點大惑不解，繼而大笑起來。她告訴我說：「在德國，火腿都是生吃的，有時連肉也生吃，而且只有最好最新鮮的肉，才能生吃。」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自己是一個地道的阿木林。

　　我到德國來，不是專門來吃香腸的，我是來念書的。要想念好書，必須先學好德語。我在清華學德語，雖然四年得了八個優，其實是張不開嘴的。來到柏林，必須補習德語口語，不再成為啞巴。遠東協會的林德（Linde）和羅哈爾（Rochall）博士熱心協助，帶我到柏林大學的外國學院去，見到校長，他讓我念了幾句德文，認為滿意，就讓我參加柏林大學外國留學生德語班的最高班。從此我就成了柏林大學的學生，天天去上課。教授名叫赫姆（Hohm），我從來沒有遇到這樣好的外語教員。他發音之清晰，講解之透徹，簡直達到了神妙的程度。在九月二十日的日記裡，我寫道：「教授名叫Hohm，真講得太好了，好到不能說。我是第一次聽德文講書，然而沒有一句不能懂，並不是我的聽的能力大，只是他說得太清楚了。」可見我當時的感受。我上課時，總和喬冠華在一起。我們每天乘城內火車到大學去上課，樂此不疲。

　　說到喬冠華，我要講一講我同他的關係，以及同其他中國留學生中我的熟人的關係，也談一談一般中國學生的情況。我同喬是清華同學，他是哲學系，比我高兩級。在校時，他經常腋下夾一冊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爾全集，昂首闊步，旁若無人，徜徉於清華園中。因為不是一個行道，我們雖認識，但並不熟。同被錄取為交換研究生，才熟了起來。到了柏林以後，更是天天在一起，幾乎形影不離。我們共同上課、吃飯、訪友、遊玩婉湖（Wansee）和動物園。我們都是書獃子，念念不忘逛舊書鋪，頗買了幾本好書。他頗有些才氣，有一些古典文學的修養。我們很談得來。有時候閒談到深夜，有幾次就睡在他那裡。我們同敦福堂已經幾乎斷絕了往來，我們同他總有點格格不入。我們同一般的中國留學生也不往來，同這些人更是格格不入，毫無共同的語言。當時在柏林的中國留學生，人數是相當多的。原因並不複雜，我前面談到「鍍金」問題，到德國來鍍的金是二十四K金，在中國社會上聲譽卓著，是搶手貨。所以有條件的中國青年趨之若鶩。這樣的機會，大官兒們和大財主們，是決不會放過的，他們紛紛把子女派來，反正老子有的是民脂民膏，不愁供不起紈袴子弟們揮霍浪費。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馮玉祥、戴傳賢、居正，以及許許多多的國民黨的大官，無不有子女或親屬在德國，而且幾乎都聚集在柏林。因為這裡有吃，有喝，有玩，有樂，既不用上學聽課，也用不著說德國話。有一部分留德學生，只需要四句簡單的德語，就能夠供幾年之用。早晨起來，見到房東，說一聲「早安！」就甩手離家，到一個中國飯館裡，洗臉，吃早點，然後打上幾圈麻將，就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午飯後，相約出遊。晚飯時回到飯館。深夜回家，見到房東，說一聲「晚安！」一天就過去了。再學上一句「謝謝！」加上一句「再見！」語言之功畢矣。我不能說這種人很多，但確實是有，這是事實，無法否認。

　　我同喬冠華曾到中國飯館去吃過幾次飯。一進門，高聲說話的聲音，吸溜呼嚕喝湯的聲音，吃飯呱唧嘴的聲音，碗筷碰盤子的聲音，匯成了一個大合奏，其勢如暴風驟雨，迎面撲來，我彷彿又回到了中國。歐洲人吃飯，都是異常安靜的，有時甚至正襟危坐，喝湯決不許出聲，吃飯呱唧嘴更是大忌。我不說，這就是天經地義；但是總能給人以文明的印象，未可厚非。我們的留學生把祖國的這一份國粹，帶到了萬里之外，無論如何，也讓人覺得不舒服。再看一看一些國民黨的「衙內」們那種狂傲自大、唯我獨尊的神態。聽一聽他們談話的內容：吃、喝、玩、樂，甚至玩女人、嫖娼妓等等。像我這樣的鄉下人實在有點受不了。他們眼眶裡根本沒有像我同喬冠華這樣的窮學生，然而我們眼眶裡又何嘗有這一批卑鄙齷齪的紈袴子弟呢？我們從此再沒有進這裡中國飯館的門。

　　但是，這些「留學生」的故事，卻接二連三地向我們耳朵裡湧，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很多留學生同德國人發生了糾葛，有的要法律解決。既然打官司，就需要律師。德國律師很容易找，但花費太大，於是有識之士應運而生。有一位老留學生，在柏林呆得頗有年頭了，對柏林的大街小巷，五行八作，都瞭如指掌，因此綽號叫「柏林土地」，真名反隱而不揚。此公急公好義，據說學的是法律，他公開揚言，要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替中國留學生打官司，分文不取，連車馬費都自己掏腰包。我好像是沒有見到這一位英雄，對他我心裡頗有矛盾，一方面欽佩他的義舉，一方面又覺得十分奇怪。這個人難道說頭腦是正常的嗎？

　　柏林的中國留學生界，情況就是這個樣子。十月十七日的日記裡，我寫道：「在沒有出國以前，我雖然也知道留學生的洩氣，然而終究對他們存著敬畏的觀念，覺得他們終究有神聖的地方，尤其是德國留學生。然而現在自己也成了留學生了。在柏林看到不知道有多少中國學生，每人手裡提著照相機，一臉滿不在乎的神氣。談話，不是怎樣去跳舞，就是國內某某人做了科長了，某某做了司長了。不客氣地說，我簡直還沒有看到一個像樣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學生的真面目！」這都是原話，我一個字也沒有改，從中可見我當時的真實感情。我曾動念頭，寫一本《新留西外史》。如果這一本書真能寫成的話，我相信，它一定會是一部傑作，洛陽紙貴，不卜可知。可惜我在柏林呆的時間太短，只有一個多月，致使這一部傑作沒能寫出來，真要為中國文壇惋惜。

　　我到德國來唸書，柏林只是一個臨時站，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的。但是，到哪裡去呢？德國學術交換處的魏娜（Wiehner），最初打算把我派到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K nigsberg）大學去。德國最偉大的古典哲學家康德就在這裡擔任教授，這當然是一個十分令人神往的地方。但是這地方離柏林較遠，比較偏僻，我人地生疏，表示不願意去。最後，幾經磋商，改派我到哥廷根（Gottingen）大學去，我同意了。我因此就想到，人的一生實在非常複雜，因果交互影響。我的老師吳宓先生有兩句詩：「世事紛紜果造因，錯疑微似便成真。」這的確是很有見地的話，是參透了人生真諦才能道出的。如果我當年到了哥尼斯堡，那麼我的人生道路就會同今天的截然不同。我不但認識不了西克（Sieg）教授和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就連梵文和巴利文也不會去學。這樣一個季羨林今天會是什麼樣子呢？那只有天曉得了。

　　決定到哥廷根去，這算是大局已定，我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我到處打聽哥廷根的情況，幸遇老學長樂璕森先生。他正在哥廷根大學讀書，現在來柏林辦事。他對我詳細談了哥廷根大學的情況，我心中的疑團盡釋，大有耳聰目明之感。又在柏林呆了一段時間，最後在大學開學前終於離開了柏林。我萬萬沒有想到，此番一去就是七年，沒有再回來過。我不喜歡柏林，也不喜歡這裡那些成群結隊的中國留學生。

道路終於找到了

　　在哥廷根，我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指的是梵文的學習。這條道路，我已經走了將近六十年，今後還將走下去，直到不能走路的時候。

　　這條道路同哥廷根大學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在這裡要講講大學。

　　我在上面已經對大學介紹了幾句，因為，要想介紹哥廷根，就必須介紹大學。我們甚至可以說，哥廷根之所以成為哥廷根，就是因為有這一所大學。這所大學創建於中世紀，至今已有幾百年的歷史，是歐洲較為古老的大學之一。它共有五個學院：哲學院、理學院、法學院、神學院、醫學院。一直沒有一座統一的建築，沒有一座統一的大樓。各個學院分佈在全城各個角落，研究所更是分散得很，許多大街小巷，都有大學的研究所。學生宿舍更沒有大規模的，小部分學生住在各自的學生會中，絕大部分分住在老百姓家中。行政中心叫Aula，樓下是教學和行政部門。樓上是哥廷根科學院。文法學科上課的地方有兩個：一個叫大講堂（Auditorium），一個叫研究班大樓（Semi margebaude）。白天，大街上走的人中有一大部分是到各地上課的男女大學生。熙熙攘攘，煞是熱鬧。

　　在歷史上，大學出過許多名人。德國最偉大的數學家高斯（Gauss），就是這個大學的教授。在高斯以後，這裡還出過許多大數學家。從十九世紀末起，一直到我去的時候，這裡公認是世界數學中心。當時當代最偉大的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雖已退休，但還健在。他對中國學生特別友好。我曾在一家書店裡遇到過他，他走上前來，跟我打招呼。除了數學以外，理科學科中的物理、化學、天文、氣象、地質等，教授陣容都極強大。有幾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這裡任教。蜚聲全球的化學家A．溫道斯（Windaus）就是其中之一。

　　文科教授的陣容，同樣也是強大的。在德國文學史和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格林兄弟，都在哥廷根大學呆過。他們的童話流行全世界，在中國也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他們的大字典，一百多年以後才由許多德國專家編纂完成，成為德國語言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哥廷根大學文理科的情況大體就是這樣。

　　在這樣一座面積雖不大但對我這樣一個異域青年來說仍然像迷宮一樣的大學城裡，要想找到有關的機構，找到上課的地方，實際上是並不容易的。如果沒有人協助、引路，那就會迷失方向。我三生有幸，找到了這樣一個引路人，這就是章用。章用的父親是鼎鼎大名的「老虎總長」章士釗。外祖父是在朝鮮統兵抗日的吳長慶。母親是吳弱男，曾做過孫中山的秘書，名字見於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總之，他出身於世家大族，書香名門。但卻同我在柏林見到的那些「衙內」完全不同，一點紈袴習氣也沒有。他毋寧說是有點孤高自賞，一身書生氣。他家學淵源，對中國古典文獻有湛深造詣，能寫古文，作舊詩。卻偏又喜愛數學，於是來到了哥廷根這個世界數學中心，讀博士學位。我到的時候，他已經在這裡住了五六年，老母吳弱男陪兒子住在這裡。哥廷根中國留學生本來只有三四人，章用脾氣孤傲，不同他們來往。我因從小喜好雜學，讀過不少的中國古典詩詞，對文學、藝術、宗教等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樂璕森先生介紹我認識了章用，經過幾次短暫的談話，簡直可以說是一見如故，情投意合。他也許認為我同那些言語乏味，面目可憎的中國留學生迥乎不同，所以立即垂青，心心相印。他贈過一首詩：

　　　　空谷足音一識君

　　　　相期詩伯苦相薰

　　　　體裁新舊同嘗試

　　　　胎息中西沐見聞

　　　　胸宿賦才徠物與

　　　　氣噓大筆發清芬

　　　　千金敝帚孰輕重

　　　　後世憑猜定小文
　　　　　　◇
　　可見他的心情。我也認為，像章用這樣的人，在柏林中國飯館裡面是絕對找不到的，所以也很樂於同他親近。章伯母有一次對我說：「你來了以後，章用簡直像變了一個人。他平常是絕對不去拜訪人的，現在一到你家，就老是不回來。」我初到哥廷根，陪我奔波全城，到大學教務處，到研究所，到市政府，到醫生家裡，等等，註冊選課，辦理手續的，就是章用。他穿著那一身黑色的舊大衣，動搖著瘦削不高的身軀，陪我到處走。此情此景，至今宛然如在眼前。

　　他帶我走熟了哥廷根的路，但我自己要走的道路還沒能找到。

　　我在上面提到，初到哥廷根時，就有意學習古代文字。但這只是一種朦朦朧朧的想法，究竟要學習哪一種古文字，自己並不清楚。在柏林時，汪殿華曾勸我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認為這是當時祖國所需要的。到了哥廷根以後，同章用談到這個問題，他勸我只讀希臘文，如果兼讀拉丁文，兩年時間來不及。在德國中學裡，要讀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文科中學畢業的學生，個個精通這兩種歐洲古典語言，我們中國學生完全無法同他們在這方面競爭。我經過初步考慮，聽從了他的意見。第一學期選課，就以希臘文為主。德國大學是絕對自由的。只要中學畢業，就可以願意入哪個大學，就入哪個，不懂什麼叫入學考試。入學以後，願意入哪個系，就入哪個；願意改系，隨時可改；願意選多少課，選什麼課，悉聽尊便；學文科的可以選醫學、神學的課；也可以只選一門課，或者選十門、八門。上課時，願意上就上，不願意上就走；遲到早退，完全自由。從來沒有課堂考試。有的課開課時需要教授簽字，這叫開課前的報到（Anmeldung），學生就拿課程登記簿（Studien　bucb）請教授簽；有的在結束時還需要教授簽字，這叫課程結束時的教授簽字（Abmeldung）。此時，學生與教授可以說是沒有多少關係。有的學生，初入大學時，一學年，或者甚至一學期換一個大學。經過幾經轉學，二三年以後，選中了自己滿意的大學，滿意的系科，這時才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觸，請求參加他的研究班，經過一兩個研究班，師生互相瞭解了，教授認為孺子可教，才給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努力寫作，教授滿意了，就舉行論文口試答辯，及格後，就能拿到博士學位。在德國，是教授說了算，什麼院長、校長、部長都無權干預教授的決定。如果一個學生不想作論文，決沒有人強迫他。只要自己有錢，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這就叫做「永恆的學生」（Ewiger　Student），是一種全世界所無的稀有動物。我就是在這樣一種絕對自由的氣氛中，在第一學期選了希臘文。另外又雜七雜八地選了許多課，每天上課六小時。我的用意是練習聽德文，並不想學習什麼東西。

　　我選課雖然以希臘文為主，但是學習情緒時高時低，始終並不堅定，第一堂課印象就不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日記中寫道：

　　上了課，Rabbow的聲音太低，我簡直聽不懂。他也不問我，如坐針氈，難過極了。下了課走回家來的時候，痛苦啃著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唯一的美麗的夢，就是學希臘文。然而，照今天的樣子看來，學希臘文又成了一種絕大的痛苦。我豈不將要一無所成了嗎？
　　　　◇
　　日記中這樣動搖的記載還有多處，可見信心之不堅。其間，我還自學了一段時間的拉丁文。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自己居然想學古埃及文，心情之混亂可見一斑。

　　這都說明，我還沒有找到要走的路。

　　至於梵文，我在國內讀書時，就曾動過學習的念頭。但當時國內沒有人教梵文，所以願望沒有能實現。來到哥廷根，認識了一位學冶金學的中國留學生湖南人龍丕炎（范禹），他主攻科技，不知道為什麼卻學習過兩個學期的梵文。我來到時，他已經不學了，就把自己用的施滕茨勒（Stenzler）著的一本梵文語法送給了我。我同章用也談過學梵文的問題，他鼓勵我學。於是，在我選擇道路徘徊踟躕的混亂中，又增加了一層混亂。幸而這混亂只是暫時的，不久就從混亂的陰霾中流露出來了陽光。十二月十六日日記中寫道：

　　我又想到我終於非讀狹Sanskrit（梵文）不行。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在德國能把想學的幾種文字學好，也就不虛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國後再想學，不但沒有那樣的機會，也沒有那樣的人。

　　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

　　我又想到Sanskrit，我左想右想，覺得非學不行。
　　　　◇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的日記中寫道：

　　仍然決意讀Sanskrit。自己興趣之易變，使自己都有點吃驚了。決意讀希臘文的時候，自己發誓而且希望，這次不要再變了，而且自己也堅信不會再變了，但終於又變了。我現在仍然發誓而且希望不要再變了，再變下去，會一無所成的。不知道Schicksal（命運）可能允許我這次堅定我的信念嗎？
　　　　◇
　　我這次的發誓和希望沒有落空，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

　　哥廷根實際上是學習梵文最理想的地方。除了上面說到的城市幽靜，風光旖旎之外，哥廷根大學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較語言學的傳統。十九世紀上半葉研究《五卷書》的一個轉譯本《卡里來和迪木乃》的大家、比較文學史學的創建者本發伊（T．Benfey）就曾在這裡任教。十九世紀末弗朗茨•基爾霍恩（FranzKielhorn）在此地任梵文教授。接替他的是海爾曼•奧爾登堡（Hermann　Oldenberg）教授。奧爾登堡教授的繼任人是讀通吐火羅文殘卷的大師西克教授。一九三五年，西克退休，瓦爾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講座，這正是我到哥廷根的時候。被印度學者譽為活著的最偉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爾納格爾（Jakob　Wackernagel）曾在比較語言學系任教。真可謂梵學天空，群星燦列。再加上大學圖書館，歷史極久，規模極大，藏書極富，名聲極高，梵文藏書甲德國，據說都是基爾霍恩從印度搜羅到的。這樣的條件，在德國當時，是無與倫比的。

　　我決心既下，一九三六年春季開始的那一學期，我選了梵文。四月二日，我到高斯──韋伯樓東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課。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築，當年大數學家高斯和大物理學家韋伯（Weber）試驗他們發明的電報，就在這座房子裡，它因此名揚全球。樓下是埃及學研究室，巴比倫、亞述、阿拉伯文研究室。樓上是斯拉夫語研究室，波斯、土耳其語研究室和梵文研究室。梵文課就在研究室裡上。這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第一次上課，也是我第一次同他會面。他看起來非常年輕。他是柏林大學梵學大師海因里希•呂德斯（HeinrichLuders）的學生，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殘卷的專家，雖然年輕，已經在世界梵文學界頗有名聲。可是選梵文課的卻只有我一個學生，而且還是外國人。雖然只有一個學生，他仍然認真嚴肅地講課，一直講到四點才下課。這就是我梵文學習的開始。研究所有一個小圖書館，冊數不到一萬，然而對一個初學者來說，卻是應有盡有。最珍貴的是奧爾登堡的那一套上百冊的德國和世界各國梵文學者寄給他的論文彙集，分門別類，裝訂成冊，大小不等，語言各異。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齊全的，因為有的雜誌非常冷僻，到大圖書館都不一定能查到。在臨街的一面牆上，在鏡框裡貼著德國梵文學家的照片，有三四十人之多，從中可見德國梵學之盛。這是德國學術界十分值得驕傲的地方。

　　我從此就天天到這個研究所來。

　　我從此就找到了我真正想走的道路。

八十述懷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能活到八十歲；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歲，然而又一點也沒有八十歲的感覺。豈非咄咄怪事！

　　我向無大志，包括自己活的年齡在內。我的父母都沒有活過五十；因此，我自己的原定計劃是活到五十。這樣已經超過了父母，很不錯了。不知怎麼一來，宛如一場春夢，我活到了五十歲。那裡正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我流年不利，頗挨了一陣子餓。但是，我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我正在德國，我經受了而今難以想像的飢餓的考驗，以致失去了飽的感覺。我們那一點災害，同德國比起來，真如小巫見大巫；我從而順利地渡過了那一場災害，而且我當時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時期，一點苦也沒有感覺到，於不知不覺中衝破了我原定的年齡計劃，渡過了五十歲大關。

　　五十一過，又彷彿一場春夢似地，一下子就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我反思，不容我踟躕。其間跨越了一個十年浩劫。我當然是在劫難逃，被送進牛棚。我現在不知道應當感謝哪一路神靈：佛祖、上帝、安拉；由於一個萬分偶然的機緣，我沒有走上絕路，活下來了。活下來了，我不但沒有感到特別高興，反而時有悔愧之感在咬我的心。活下來了，也許還是有點好處的。我一生寫作翻譯的高潮，恰恰出現在這個期間。原因並不神秘：我獲得了餘裕和時間。在浩劫期間，我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後來不打不罵了，我卻變成了「不可接觸者」。在很長時間內，我被分配挖大糞，看門房，守電話，發信件。沒有以前的會議，沒有以前的發言。沒有人敢來找我，很少人有勇氣同我談上幾句話。一兩年內，沒收到一封信。我服從任何人的調遣與指揮，只敢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然而我的腦筋還在，我的思想還在，我的感情還在，我的理智還在。我不甘心成為行屍走肉，我必須幹點事情。二百多萬字的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就是在這時候譯完的。「雪夜閉門寫禁文」，自謂此樂不減羲皇上人。

　　又彷彿是一場縹緲的春夢，一下子就活到了今天，行年八十矣，是古人稱之為耄耋之年了。倒退二三十年，我這個在壽命上胸無大志的人，偶爾也想到耄耋之年的情況：手拄枴杖，白鬚飄胸，步履維艱，老態龍鍾。自謂這種事情與自己無關，所以想得不深也不多。哪裡知道，自己今天就到了這個年齡了。今天是新年元旦，從夜裡零時起，自己已是不折不扣的八十老翁了。然而這老景卻真如古人詩中所說的「青靄入看無」，我看不到什麼老景。看一看自己的身體，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看一看周圍的環境，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金色的朝陽從窗子裡流了進來，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樓前的白楊，確實粗了一點，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時令正是冬天葉子落盡了；但是我相信，它們正蜷縮在土裡，做著春天的夢。水塘裡的荷花只剩下殘葉，「留得殘荷聽雨聲」，現在雨沒有了，上面只有白皚皚的殘雪。我相信，荷花們也蜷縮在淤泥中，做著春天的夢。總之，我還是我，依然故我；周圍的一切也依然是過去的一切……

　　我是不是也在做著春天的夢呢？我想，是的。我現在也處在嚴寒中，我也夢著春天的到來。我相信英國詩人雪萊的兩句話：「既然冬天已經到了，春天還會遠嗎？」我夢著樓前的白楊重新長出了濃密的綠葉；我夢著池塘裡的荷花重新冒出了淡綠的大葉子；我夢著春天又回到了大地上。

　　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八十」這個數目字竟有這樣大的威力，一種神秘的威力。「自己已經八十歲了！」我吃驚地暗自思忖。它逼迫著我向前看一看，又回頭看一看。向前看，灰濛濛的一團，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長。確實沒有什麼好看的地方。不看也罷。

　　而回頭看呢，則在灰濛濛的一團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條路，路極長，是我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這條路的頂端是在清平縣的官莊。我看到了一片灰黃的土房，中間閃著葦塘裡的水光，還有我大奶奶和母親的面影。這條路延伸出來，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這條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華，接著又看到德國小城哥廷根斑斕的秋色，上面飄動著我那母親似的女房東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從萬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紅樓，看到了燕園的湖光塔影。令人洩氣而且大煞風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頭禁子那一副牛頭馬面似的獰惡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縮住了，一直縮到我的腳下。

　　在這一條十分漫長的路上，我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路旁有深山大澤，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風；有山重水復，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絕處逢生。路太長了，時間太長了，影子太多了，回憶太重了。我真正感覺到，我負擔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擺脫掉這一切，還我一個自由自在身。

　　回頭看既然這樣沉重，能不能向前看呢？我上面已經說到，向前看，路不是很長，沒有什麼好看的地方。我現在正像魯迅的散文詩《過客》中的一個過客。他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走來的，終於走到了老翁和小女孩的土屋前面，討了點水喝。老翁看他已經疲憊不堪，勸他休息一下。他說：「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麼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我單記得走了許多路，現在來到這裡了。接著就要走向那邊去……況且還有聲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那邊，西邊是什麼地方呢？老人說：「前面，是墳。」小女孩說：「不，不，不的，那裡有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們的。」

　　我理解這個過客的心情，我自己也是一個過客，但是卻從來沒有什麼聲音催著我走，而是同世界上任何人一樣，我是非走不行的，不用催促，也是非走不行的。走到什麼地方去呢？走到西邊的墳那裡，這是一切人的歸宿。我記得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詩裡，也講了這個意思。我並不怕墳，只是在走了這麼長的路以後，我真想停下來休息片刻。然而我不能，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反正是非走不行。聊以自慰的是，我同那個老翁還不一樣，有的地方頗像那個小女孩，我既看到了墳，也看到野百合和野薔薇。

　　我面前還有多少路呢？我說不出，也沒有仔細想過。馮友蘭先生說：「「何止於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歲，「茶」是一百零八歲。我沒有這樣的雄心壯志，我是「相期以米」。這算不算是立大志呢？我是沒有大志的人，我覺得這已經算是大志了。

　　我從前對窮通壽夭也是頗有一些想法的。十年浩劫以後，我成了陶淵明的志同道合者。他的一首詩，我很欣賞：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複獨多慮
　　　　　　◇
　　我現在就是抱著這種精神，昂然走上前去。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做一些對別人有益的事，決不想成為行屍走肉。我知道，未來的路也不會比過去的更筆直、更平坦。但是我並不恐懼。我眼前還閃動著野百合和野薔薇的影子。

石榴花

　　我喜愛石榴，但不是它的果，而是它的花。石榴花，紅得鋥亮，紅得耀眼，同宇宙間任何紅顏色，都不一樣。古人詩：「五月榴花照眼明。」著一「照」字，著一「明」字，而境界全出。誰讀了這樣的詩句，而不興會淋漓的呢？

　　在中國，確有大片土地上栽種石榴的地方，比如陝西的秦始皇陵一帶。從陵下一直到小山似的陵頂上，到處長滿了一棵棵的石榴樹，氣勢恢宏，綠意滿天。可惜我到的時候，已經過了開花的季節。只見樹上結滿了個頭極大的石榴，纍纍垂垂，盈樹盈陵。可惜紅花一朵也沒有看到，實為莫大憾事。遙想舊曆五月時節，花照眼明，滿陵開成一片亮紅，彷彿連天空都給染紅了。那樣的風光，現在只能意會神領了。

　　在我居住最久的兩座城市裡，在濟南和北京，石榴卻不是一種常見的植物。濟南南關佛山街的老宅子，是一所典型的四合院。西屋是正房，房外南北兩側，各有一棵海棠花，早已高過了屋脊，恐怕已是百年舊樹。春天滿樹繁花，引來了成群的蜜蜂，嗡嗡成一團。北屋門前左側有一棵石榴樹。石榴樹本來就長不太高的，從來沒有見過參天的石榴樹。我們這一棵也不過丈八高，但樹齡恐怕也有幾十年了。每年夏初開花時，翠葉紅花，把小院子照得一片亮紅。

　　院子是個大雜院。我們家住北屋。南屋裡住的是一家姓田的木匠。他有兩個女兒，大的乳名叫小鳳，小的叫小華。我決不迷信，但是我相信緣分，因為它確實存在，不相信是不行的。緣分的存在，小華和我的關係就能證明。她那時還不到兩歲，路走不全，話也說不全。可是獨獨喜歡我。每次見到我，即使是正在母親的懷抱裡，也必掙扎出母親的懷抱，張開小手，讓我來抱。按流傳的辦法，她應該叫我「大爺」；但是兩字相連，她發不出音來，於是縮減為一個「爺」字。抱在我懷裡，她滿嘴「爺」、「爺」，樂不可支。

　　這時正是夏初季氣，石榴花開得正歡。有一天，吃過年飯，我躺在石榴樹下一張躺椅上睡午覺。大概是睡得十分香甜。「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可惜，諸葛亮知道，我卻不知道。不知道睡了多久，我朦朧醒來。睜眼一看，一個不滿三塊豆腐乾高的小玩意兒，正站在我的枕旁，一聲不響，大氣不出，靜靜地等我醒來。一見我睜開惺忪的眼睛，立即活躍起來，一頭紮在我的懷中，要我抱她，嘴裡「爺！爺！」喊個不停。不是別人，正是小華。我又驚又喜，連忙把她抱了起來。抬頭看到透過層層綠葉正開得亮紅的石榴花。

　　以後，我出了國。在歐洲呆了十一年以後，又回到祖國來，住在北京大學中關園第一公寓的一個單元裡。我床頭壁上掛著著名畫家溥心畬畫的一個條幅，上面畫的是疏疏朗朗的一枝石榴，有一個果和一枝花，那一枝花頗能流露出石榴花特有的照眼明的神采。旁邊題著兩句詩：「只為歸來晚，開花不及春。」多麼神妙的幻想！石榴原來不是中原的植物，大約是在漢代從中亞安國等國傳進來的，所以又叫「安石榴」。這情況到了詩人筆下，就被詩意化了。因為來晚了，所以沒有趕得上春天開花，而是在夏曆五月。等到百花都凋謝以後，石榴才一枝獨秀，散發出亮紅的光芒。

　　我那時候很忙，難得有睡懶覺的時間。偶爾在星期天睡上一次。躺在床上，抬眼看到條幅上畫的榴花，思古之幽情，不禁油然而發。並沒有古到漢代，只古到了二十幾年前在佛山街住的時候。當時北屋前的那一棵石榴樹是確確實實的存在物，而今卻杳如黃鶴早已不存在了。而眼前畫中的石榴，雖不是真東西卻實實在在地存在著。世事真如電光石火，倏忽變化萬端。我尤其憶念不忘的是當年只會喊「爺」的小華子。隔了二十多年，恐怕她早已是綠葉成蔭子滿枝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整整四十年前，我移家燕園內的朗潤園。門前有小片隙地，遂圈以籬笆，闢為小小的花園，栽種了一些花木。十幾年前，一位同事送給我一棵小石榴樹，只有尺把高。我就把它栽在小花園裡，綠葉滴翠，極惹人愛。我希望它第二年初夏能開出花來。但是，我失望了。又盼第三年，依然是失望。十幾年下來，樹已經長得很高，卻仍然是只見綠葉，不見紅花。我沒有研究過植物學，但是聽說，有的樹木是有性別的。由樹的性別，我忽然聯想到了語言的性別。在現代語言中，法文名詞有陰、陽二性；德文名詞有陰、陽、中三性。古代梵文也有三性。在某些佛典中偶爾也有講到語言的地方。一些譯經的和尚把中性譯為「黃的」，「黃的」者，太監也，非男非女之謂也。我驚歎這些和尚之幽默。卻忽然想到，難道我們這一棵石榴樹竟會是「黃的」嗎？

　　然而，到了今年，奇跡卻出現了。一天早晨，我站在陽台上看池塘中的新荷，我的眼前忽然一亮，「萬綠叢中一點紅」。我連忙擦了擦昏花的老眼，發現石榴樹的綠葉叢中有一個亮紅的小骨朵兒。我又驚又喜，我們的石榴樹有喜了，它不是「黃的」了。我在大喜之餘，遍告諸友。有人對我說：「你要走紅運了！」我對張鐵嘴、王半仙之流的講運氣的話，一向不信。但是，運氣，同緣分一樣，卻是不能不信的。說白了是運氣，說文了就是機遇。你能不相信機遇嗎？

　　說老實話，今年確是有一些連做夢都想不到的怪事出現在我的身邊。求全之毀，根本沒有。不虞之譽卻紛至沓來。難道我真交了好運了嗎？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有什麼了不起。現在是收穫得太多，而給予得太少，時有愧怍之感。我已經九十晉二，富貴於我真如浮雲了。我只希望能壯壯實實地再活上一些年，再做一點對人有益的事情，以減少自己的愧怍之感。我尤其希望，在明年此時，榴花能再照亮我的眼睛。

大宴群雌

　　那一年，我三十七歲。若以四十歲為分界線的話，我還不到中年，還是一個青少年。然而，當時知識分子最高的追求有二：一個是有一個外國博士頭銜（當時中國還沒有授予博士的辦法）。第二個是有大學教授的稱號。這兩件都已是我囊中之物。舊時代所謂「少年得志」差堪近之。要說沒有一點沾沾自喜，那不是真話。此時，工資也相當高，囊中總是鼓鼓囊囊的。我處心積慮，想讓大家痛快一下。在中國，率由舊章，就是請大家吃一頓。這對我來說並不困難。我想立即付諸實施。

　　但是，且慢。在中國請客吃飯是一門學問。中國智慧（Chinese　Wisdom）有一部分就蘊藏在這裡面。家人父子，至親好友，大家隨便下個館子，撮上一頓。這裡面沒有很深的哲學。但是，一旦請外人吃飯，就必須考慮周詳：請什麼人？為什麼請？怎樣請？其中第一個問題最重要。中國有一句俗話：「做菜容易請客難。」對我來說，做菜確實很容易。請客也並不難。以我當時的身份和地位。請誰，他也會認為是一個光榮。可是，一想到具體的人，又須傷點腦筋。第一個，小姐姐必須請，這毫無問題，無複獨多慮。第二個就是小姐姐的親妹妹，彭家四姑娘，我叫她「荷姐」的。這個人比漂亮，雖然比不上她姐姐的花容月貌；但也似乎沾了一點美的基因，看上去賞心悅目，伶俐，靈活，頗有一些耐看的地方。我們住在佛山街柴火市前後院的時候，仍然處於醜小鴨階段；但是四姐和我的關係就非常好。她常到我住的前院北屋同我閒聊，互相開點玩笑。說心裡話，她就是我心想望的理想夫人。但是，阻於她母親的短見，西湖月老祠的那兩句話沒有能實現在我們倆身上。現在，隔了十幾二十年了，我們又會面了。她知道，我有幾個博士學位，便嬉皮笑臉地開起了玩笑。左一聲「季大博士」，右一聲「季大博士」。聽多了，我暮地感到有一點淒涼之感發自她的內心。胡為乎來哉！難道她又想到了二十年前那一段未能成功的姻緣嗎？我這個人什麼都不迷信，只迷信緣分二字，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我們倆之間的關係難道還不是為緣分所左右的嗎？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我繼續考慮要邀請的客人。但是，考慮來，考慮去，總離不開婦女這個圈子。群雄哪裡去了呢？群雄是在的。在我們的親戚朋友中，我這個年齡段的小伙子有二十多個人。家庭經濟情況不同，有的蠻有錢的，他們的共同情況是不肯唸書。有的小學畢業，就算完成了學業。有的上到初中，上高中者屈指可數。到北京來唸書，則無異於玄奘的萬里求法矣。其中還有極少數人，用小學時代學到的那一點文化知識，在社會上胡混。他們有不同的面孔：少爺、姑爺、舅爺、師爺，如此等等。有如面具一般，拿在手裡，隨時取用，現在要我請這樣的人吃飯，我實在臉上有點發紅，下不了這個決心。我考慮來，考慮去，最後桌子一拍，下了決心。各路英雄，暫時委屈，我現在只請英雌了。

　　我選定濟南最著名的大飯店之一的聚豐德，定了幾桌上好的翅子席（有魚翅之謂也）。最後還加了幾條新捉到的黃河鯉魚。我請了二十來位青年婦女，其中小姐姐姊妹當然是心中的主客。宴會極為成功，大家都極為滿意。我想，她們中有的人生平第一次吃這樣的好飯，也許就是最後一次。我每次想到那種觥籌交錯，杯盤齊鳴的情況，就不禁心滿意足。

別把人逼老

　　　　　　──編者註：原題為《老年談老》
　　※※※
　　老年談老，就在眼前；然而談何容易！

　　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自己有時候承認老，有時候又不承認，真不知道從何處談起。

　　記得很多年以前，自己還不到六十歲的時候，有人稱我為「季老」，心中頗有反感，應之逆耳，不應又不禮貌，左右兩難，極為尷尬。然而曾幾何時，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地聽得入耳了，有時甚至還有點甜蜜感。自己吃了一驚：原來自己真是老了，而且也承認老了。至於這個大轉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自己有點茫然懵然，我正在推敲而且研究。

　　不管怎樣，一個人承認老是並不容易的。我的一位九十歲出頭的老師有一天對我說，他還不覺得老，其他可知了。我認為，在這裡關鍵是一個「漸」字。若干年前，我讀過豐子愷先生一篇含有濃厚哲理的散文，講的就是這個「漸」字。這個字有大神通力，它在人生中的作用決不能低估。人們有了憂愁痛苦，如果不漸漸地淡化，則一定會活不下去的。人們逢到極大的喜事，如果不漸漸地恢復平靜，則必然會忘乎所以，高興得發狂。人們進入老境，也是逐漸感覺到的。能夠感覺到老，其妙無窮。人們漸漸地覺得老了，從積極方面來講，它能夠提醒你：一個人的歲月決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應該抓緊時間，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做好，免得無常一到，後悔無及。從消極方面來講，一想到自己的年齡，那些血氣方剛時幹的勾當就不應該再去硬幹。個別喜歡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的人，或許也能收斂一點。老之為用大矣哉！

　　我自己是怎樣對待老年呢？說來也頗為簡單。我雖年屆耄耋，內部零件也並不都非常健全；但是我處之泰然，我認為，人上了年紀，有點這樣那樣的病，是合乎自然規律的，用不著大驚小怪。如果年老了，硬是一點病都沒有，人人活上二三百歲甚至更長的時間，那麼今天狂呼「老齡社會」者，恐怕連嗓子也會喊啞，而且嚇得渾身發抖，連地球也會被壓塌的。我不想做長生的夢。我對老年，甚至對人生的態度是道家的。我信奉陶淵明的兩句詩：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
　　這就是我對待老年的態度。

　　看到我已經有了一把子年紀，好多人都問我：有沒有什麼長壽秘訣。我的答覆是：我的秘訣就是沒有秘訣，或者不要秘訣。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相信秘訣的人，禁忌多如牛毛。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嘗，比如，吃雞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黃，因為據說蛋黃膽固醇高；動物內臟決不入口，同樣因為膽固醇高。有的人吃一個蘋果要消三次毒，然後削皮；削皮用的刀子還要消毒，不在話下；削了皮以後，還要消一次毒，此時蘋果已經毫無蘋果味道，只剩下消毒藥水味了。從前有一位化學系的教授，吃飯要仔細計算卡路里的數量，再計算維生素的數量，吃一頓飯用的數學公式之多等於一次實驗。結果怎樣呢？結果每月飯費超過別人十倍，而人卻瘦成一隻乾巴雞。一個人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麼人生之樂呢？如果再戴上放大百倍的顯微鏡眼鏡，則所見者無非細菌，試問他還能活下去嗎？

　　至於我自己呢，我決不這樣做，我一無時間，二無興趣。凡是我覺得好吃的東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維生素統統見鬼去吧。心裡沒有負擔，胃口自然就好，吃進去的東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輔之以腿勤、手勤、腦勤，自然百病不生了。腦勤我認為尤其重要。如果非要讓我講出一個秘訣不行的話，那麼我的秘訣就是：千萬不要讓腦筋懶惰，腦筋要永遠不停地思考問題。

　　我已年屆耄耋，但是，專就北京大學而論，倚老賣老，我還沒有資格。在教授中，按年齡排隊，我恐怕還要排到二十多位以後。我幻想眼前有一個按年齡順序排列的向八寶山進軍的北大教授隊伍。我後面的人當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還算不上排頭，心裡頗得安慰，並不著急。可是偏有一些排在我後面的比我年輕的人，風風火火，搶在我前面，越過排頭，登上山去。我心裡實在非常惋惜，又有點怪他們，今天我國的平均壽命已經超過七十歲，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你們正在精力旺盛時期，為國效力，正是好時機，為什麼非要搶先登山不行呢？這我無法阻攔，恐怕也非本人所願。不過我已下定決心，決不搶先加塞。

　　不搶先加塞活下去目的何在呢？要幹些什麼事呢？我一向有一個自己認為是正確的看法：人吃飯是為了活著，但活著卻不是為了吃飯。到了晚年，更是如此。我還有一些工作要做，這些工作對人民對祖國都還是有利的，不管這個「利」是大是小。我要把這些工作做完，同時還要再給國家培養一些人才。我仍然要老老實實幹活，清清白白做人；決不幹對不起祖國和人民的事；要盡量多為別人著想，少考慮自己的得失。人過了八十，金錢富貴等同浮雲，要多為下一代操心，少考慮個人名利，寫文章決不剽竊抄襲，欺世盜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時候，就順其自然，坦然離去，無愧於個人良心，則吾願足矣。

　　要說的話已經說完，但是我還想藉這個機會發點牢騷。我在上面提到「老齡社會」這個詞兒。這個概念我是懂得的，有一些措施我也是贊成的。什麼幹部年輕化，教師年輕化，我都舉雙手贊成。但是我對報紙上天天大聲叫嚷「老齡社會」，卻有極大的反感。好像人一過六十就成了社會的包袱，成了阻礙社會進步的絆腳石，我看有點危言聳聽，不知道用意何在。我自己已是老人，我也觀察過許多別的老人。他們中遊手好閒者有之，躺在醫院裡不能動的有之，天天提鳥籠持釣竿者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這只是少數，並不是老人的全部。還有不少老人雖然已經壽登耄耋，年逾期頤，向著白壽甚至茶壽進軍，但仍然勤勤懇懇，焚膏繼晷，兀兀窮年，難道這樣一些人也算是社會的包袱嗎？我倒不一定贊成「薑是老的辣」這樣一句話。年輕人朝氣蓬勃，是我們未來希望之所在，讓他們登上要路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對老年人也不必天天絮絮叨叨，耳提面命：「你們已經老了！你們已經不行了！對老齡社會的形成你們不能辭其咎呀！」這樣做有什麼用處呢？隨著生活的日益改善，人們的平均壽命還要提高，將來老年人在社會中所佔的比例還要提高。即使你認為這是一件壞事，你也沒有法子改變。聽說從前錢玄同先生主張，人過四十一律槍斃。這只是憤激之辭，有人作詩諷刺他自己也活過了四十而照樣活下去。我們有人老是為社會老齡化擔憂，難道能把六十歲以上的人統統賜自盡嗎？老齡化同人口多不是一碼事。擔心人口爆炸，用計劃生育的辦法就能制止。老齡化是自然趨勢，而且無法制止。既然無法制止，就不必瞎嚷，這是徒勞無益的。我總懷疑，「老齡化」這玩意兒也是從外國進口的舶來品。西方人有同我們不同的倫理概念。我們大可以不必東施效顰。質諸高明，以為如何？

　　牢騷發完，文章告終，過激之處，萬望包容。

辭「國寶」的理由

　　　　　　──編者註：原題為《辭國寶》
　　※※※
　　在中國，一提到「國寶」，人們一定會立刻想到人見人愛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這種動物數量極少，而且只有中國有，稱之為「國寶」，它是當之無愧的。

　　可是，大約在八九十來年前。在一次會議上，北京市的一位領導突然稱我為「國寶」，我極為驚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處，「國寶」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實在是大惑不解。當然，「國寶」這一頂桂冠並沒有為我一人所壟斷。其他幾位書畫名家也有此稱號。

　　我浮想聯翩，想探尋一下起名的來源。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十三億「國寶」嗎？

　　這種事情，癡想無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來一個急剎車。

　　為此，我在這裡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寶」的桂冠摘下來。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露出了真面目，自己是不是就成了原來蒙著華貴的綢罩的朽木架子而今卻完全塌了架了呢？也不是的。

　　我自己是喜歡而且習慣於講點實話的人。講別人，講自己，我都希望能夠講得實事求是，水分越少越好。我自己覺得，桂冠取掉，裡面還不是一堆朽木，還是有頗為堅實的東西的。至於別人怎樣看我，我並不十分清楚。因為，正如我在上面說的那樣，別人寫我的文章我基本上是不讀的，我怕裡面的溢美之詞。現在困居病房，長晝無聊，除了照樣舞筆弄墨之外，也常考慮一些與自己學術研究有關的問題，憑自己那一點自知之明，考慮自己學術上有否「功業」，有什麼「功業」。我盡量保持客觀態度。過於謙虛是矯情，過於自吹自擂是老王，二者皆為我所不敢取。我在下面就「夫子自道」一番。

　　我常常戲稱自己為「雜家」。我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甚至科技領域內的許多方面都感興趣。我常說自己是「樣樣通，樣樣鬆」。這話並不確切。很多方面我不通；有一些方面也不鬆。合轍押韻，說著好玩而已。

　　我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已經有七十年的歷史。我這個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後知後覺。研究開始時並沒有顯露出什麼奇才異能，連我自己都不滿意。後來逐漸似乎開了點竅，到了德國以後，才算是走上了正路。但一旦走上了正路，走的就是快車道。回國以後，受到了眾多的干擾，十年浩劫中完全停止。改革開放，新風吹起。我又重新上路，到現在已有二十多年了。

　　根據我自己的估算，我的學術研究的第一階段是德國十年。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原始佛教梵語。我的博士論文就是這方面的題目。在論文中，我論到了一個可以說是被我發現的新的語尾，據說在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上頗有重要意義，引起了比較語言學教授的極大關懷。到了一九六五年，我還在印度語言學會出版的《indian　Linguistics》Vol．II發表了一篇On　the　Ending──neatha　for　the　Fuar　Ruom　Rlunel　Atm，in　the　Budccher　mixed　Dialeer。這是我博士論文的持續發展。當年除了博士論文外，我還寫了兩篇比較重要的論文，一篇是講不定過去時的，一篇講──am〉o，u。都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在德國，科學院是最高學術機構，並不是每一個教授都能成為院士。德國規矩，一個系只有一個教授，無所謂系主任。每一個學科全國也不過有二三十個教授，比不了我們現在大學中一個系的教授數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再選院士，其難可知。科學院的院刊當然都是代表最高學術水平的。我以一個三十歲剛出頭的異國的毛頭小伙子竟能在上面連續發表文章，要說不沾沾自喜，那就是純粹的謊話了。而且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結論至今仍能成立，還有新出現的材料來證明，足以自慰了。此時還寫了一篇關於解談吐火羅文的文章。

　　一九四六年回國以後，由於缺少最起碼的資料和書刊，原來做的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只能改行，我就轉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亞以及中國佛教史在內。在印度佛教史方面，我給與釋迦牟尼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提婆達多翻了案，平了反。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北天竺，西部是婆羅門的保守勢力，東部則興起了新興思潮，是前進的思潮，佛教代表的就是這種思潮。提婆達多同佛祖對著幹，事實俱在，不容懷疑。但是，他的思想和學說的本質是什麼，我一直沒弄清楚。我覺得，古今中外寫佛教史者可謂多矣，卻沒有一人提出這個問題，這對真正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是不利的。在中亞和中國內地的佛教信仰中，我發現了彌勒信仰的重要作用。也可以算是發前人未發之覆。我那兩篇關於「浮屠」與「佛」的文章，篇幅不長，卻解決了佛教傳入中國的道路的大問題，可惜沒引起重視。

　　我一向重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我是一個文化多元論者，我認為，文化一元論有點法西斯味道。在歷史上，世界民族，無論大小，大多數都對人類文化做出了貢獻。文化一產生，就必然會交流，互學，互補，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我們難以想像，如果沒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在這方面，我不但寫過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許多著作中也貫徹了這種精神。長達約八十萬字的《糖史》就是一個好例子。

　　提到了《糖史》，我就來講一講這一部書完成的情況。我發現，「糖」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語言中，這一個詞兒幾乎都是轉彎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arkara這個字。我從而領悟到，在糖這種微末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隱含著一段人類文化交流史。於是我從很多年前就著手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在德國讀書時，我在漢學研究所曾翻閱過大量的中國筆記，記得裡面頗有一些關於糖的資料。可惜當時我腦袋裡還沒有這個問題，就視而不見，空空放過，而今再想彌補，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了。今天有了這問題，只能從頭做起。最初，電子計算機還很少很少，而且技術大概也沒有過關。即使過了關，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古籍或今籍一下子都收入。留給我的只有一條笨辦法：自己查書。然而，群籍浩如煙海，窮我畢生之力，也是難以查遍的。幸而我所在的地方好，北大藏書甲上庠，查閱方便。即使這樣，我也要定一個範圍。我以善本部和樓上的教員閱覽室為基地，有必要時再走出基地。教員閱覽室有兩層樓的書庫，藏書十餘萬冊。於是在我八十多歲後，正是古人「含飴弄孫」的時候，我卻開始向科研衝刺了。我每天走七八里路，從我家到大圖書館，除星期日大館善本部閉館外，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不管是颳風下雨，還是堅冰在地，我從未間斷過。如是者將及兩年，我終於翻遍了書庫，並且還翻閱了《四庫全書》中有關典籍，特別是醫書。我發現了一些規律。首先是，在中國最初只飲蔗漿，用蔗製糖的時間比較晚。其次，同在古代波斯一樣，糖最初是用來治病的，不是調味的。再次，從中國醫書上來看，使用糖的頻率越來越小，最後幾乎很少見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把原來是紅色的蔗汁熬成的糖漿提煉成潔白如雪的白糖的技術是中國發明的。到現在，世界上只有兩部大型的《糖史》，一為德文，算是世界名著；一為英文，材料比較新。在我寫《糖史》第二部分，國際部分時，曾引用過這兩部書中的一些資料。做學問，搜集資料，我一向主張要有一股「竭澤而漁」的勁頭。不能貪圖省力，打馬虎眼。

　　既然講到了耄耋之年向科學進軍的情況，我就講一講有關吐火羅文研究。我在德國時，本來不想再學別的語言了，因為已經學了不少，超過了我這個小腦袋瓜的負荷能力。但是，那一位像自己祖父般的西克（E．Sieg）教授一定要把他畢生所掌握的絕招統統傳授給我。我只能向他那火一般的熱情屈服，學習了吐火羅文A焉耆語和吐火羅文B龜茲語。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講《福力太子因緣經》的諸異本，解決了吐火羅文本中的一些問題，確定了幾個過去無法認識的詞兒的含義。回國以後，也是由於缺乏資料，只好忍痛與吐火羅文告別，幾十年沒有碰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新疆焉耆縣七個星斷壁殘垣中發掘出來了吐火羅文A的《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新疆博物館的負責人親臨寒舍，要求我加以解讀。我由於沒有信心，堅決拒絕。但是他們苦求不已，我只能答應下來，試一試看。結果是，我的運氣好，翻了幾張，書名就赫然出現：《彌勒會見記劇本》。我大喜過望。於是在衝刺完了《糖史》以後，立即向吐火羅文進軍。我根據回鶻文同書的譯本，把吐火羅文本整理了一番，理出一個頭緒來。陸續翻譯了一些，有的用中文，有的用英文，譯文間有錯誤。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我集中精力，把全部殘卷譯成了英文。我請了兩位國際上公認是吐火羅文權威的學者幫助我，一位德國學者，一位法國學者。法國學者補譯了一段，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工作都是我做的。即使我再謙虛，我也只能說，在當前國際上吐火羅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國已經有了位置。

　　下面談一談自己的散文創作。我從中學起就好舞筆弄墨。到了高中，受到了董秋芳老師的鼓勵。從那以後的七十年中，一直寫作不輟。我認為是純散文的也寫了幾十萬字之多。但我自己喜歡的卻為數極少。評論家也有評我的散文的；一般說來，我都是不看的。我覺得，文藝評論是一門獨立的科學，不必與創作掛鉤太親密。世界各國的偉大作品沒有哪一部是根據評論家的意見創作出來的。正相反，偉大作品倒是評論家的研究對象。目前的中國文壇上，散文又似乎是引起了一點小小的風波，有人認為散文處境尷尬，等等，皆為我所不解。中國是世界散文大國，兩千多年來出現了大量優秀作品，風格各異，至今還為人所誦讀，並不覺得不新鮮。今天的散文作家大可以盡量發揮自己的風格，只要作品好，有人讀，就算達到了目的，憑空作南冠之泣是極為無聊的。前幾天，病房裡的一位小護士告訴我，她在回家的路上一氣讀了我五篇散文，她覺得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向上的感覺。這種天真無邪的評語是對我最高的鼓勵。

　　最後，還要說幾句關於翻譯的話。我從不同文字中翻譯了不少文學作品，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

　　以上是我根據我那一點自知之明對自己「功業」的評估，是我的「優勝紀略」。但是，我自己最滿意的還不是這些東西，而是自己胡思亂想關於「天人合一」的新解。至少在十幾年前，我就想到了一個問題。大自然中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生態平衡破壞，植物滅種，臭氧出洞，氣候變暖，淡水資源匱乏，新疾病產生等等，等等。哪一樣不遏制，人類發展前途都會受到影響。我認為，這些危害都是西方與大自然為敵，要征服自然的結果。西方哲人歌德、雪萊、恩格斯等早已提出了警告。可惜聽之者寡。情況越來越嚴重，各國政府，甚至聯合國才紛紛提出了環保問題。我並不是什麼先知先覺，只是感覺到了，不得不大聲疾呼而已。我的「天人合一」要求的是人與大自然要做朋友，不要成為敵人。我們要時刻記住恩格斯的話：大自然是會報復的。

　　以上就是我的「夫子自道」，「道」得準確與否，不敢說。但是，「道」的都是真話。

　　此外，在提倡新興學科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敦煌學，我在這方面沒有寫過多少文章；但對團結學者和推動這項研究工作，我卻做出了一些貢獻。又如比較文學，關於比較文學的理論問題，我幾乎沒有寫過文章，因為我沒有研究。但是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研究會卻是在北大成立的，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此外，我還主編了幾種大型的學術叢書，首先就是《東方文化集成》，準備出五百種，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向世界人民展示什麼叫東方文化。我還幫助編纂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餘幾種現在先不介紹了。我覺得有相當大意義的工作是我把印度學引進了中國，或者也可以說，在中國過去有光輝歷史的有上千年歷史的印度研究又重新恢復起來。現在已經有了幾代傳人，方興未艾。要說從我身上還有什麼值得學習的東西，那就是勤奮。我一生不敢懈怠。

　　總而言之，我就是通過這一些「功業」獲得了名聲，大都是不虞之譽。政府、人民，以及學校給予我的待遇，同我對人民和學校所做的貢獻，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我心裡始終感到疚愧不安。現在有了病，又以一個文職的教書匠硬是擠進了部隊軍長以上的高幹療養的病房，冒充了四十五天的「首長」。政府與人民待我可謂厚矣。捫心自問，我何德何才，獲此殊遇！

　　就在進院以後，專家們都看出了我這一場病的嚴重性，是一場能致命的不大多見的病。我自己卻還糊里糊塗，掉以輕心，溜溜躂達，走到閻王爺駕前去報到。大概由於文件上一百多塊圖章數目不夠，或者紅包不夠豐滿，被拒收，我才又走回來，再也不敢三心二意了，一住就是四十五天，撿了一條命。

　　我在醫院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病人，一般的情況是，病人住院專治一種病，至多兩種。我卻一氣治了四種病。我的重點是皮膚科，但借住在呼吸道科病房裡，於是大夫也把我吸收為他們的病人。一次我偶爾提到，我的牙齦潰瘍了。院領導立刻安排到牙科去，由主任親自動手，把我的牙整治如新。眼科也是很偶然的。我們認識魏主任，他說要給我治眼睛。我的眼睛毛病很多，他作為專家，一眼就看出來了。細緻的檢查，認真的觀察，在十分忙碌的情況下，最後他說了一句鏗鏘有力的話：「我放心了！」我聽了當然也放心了。他又說，今後五六年中沒有問題。最後還配了一副我生平最滿意的眼鏡。

　　上面講的主要是醫療方面的情況。我在這裡還領略人情之美。我進院時，是病人對醫生的關係。雖然受到院長、政委、幾位副院長，以及一些科主任和大夫的禮遇，仍然不過是這種關係的表現。

　　但是，悄沒聲地這種關係起了變化。我同幾位大夫逐漸從病人醫生的關係轉向朋友的關係，雖然還不能說無話不談，但卻能談得很深，講一些蘊藏在心靈中的真話。常言道：「對人只講三分話，不能閒拋一片心。」講點真話，也並不容易的。此外，我同本科的護士長、護士，甚至打掃衛生的外地來的小女孩，也都逐漸熟了起來，連給首長陪住的解放軍戰士也都成了我的忘年交，其樂融融。

　　我的七十年前的老學生原三○一副院長牟善初，至今已到了望九之年，仍然每天穿上白大褂，巡視病房。他經常由周大夫陪著到我屋裡來閒聊。七十年的漫長的歲月並沒有隔斷我們的師生之情，不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嗎？

　　我的許多老少朋友，包括江牧岳先生在內，親臨醫院來看我。如果不是三○一門禁極為森嚴，則每天探視的人將擠破大門。我真正感覺到了，人間畢竟是溫暖的，生命畢竟是可愛的，生活著畢竟是美麗的（我本來不喜歡某女作家的這一句話，現在姑借用之）。

　　我初入院時，陌生的感覺相當嚴重。但是，現在我要離開這裡了，卻產生了濃烈的依依難捨的感情。「客房回看成樂園」，我不禁一步三回首了。

我寫「我」

　　我寫我，真是一個絕妙的題目；但是，我的文章卻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我」，二者親密無間，因為實際上是一個東西。按理說，人對自己的「我」應該是十分瞭解的；然而，事實上卻不盡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瞭解自己的，都是自視過高的。這在人類歷史上竟成了一個哲學上的大問題。否則古希臘哲人發出獅子吼：「要認識你自己！」豈不成了一句空話嗎？

　　我認為，我是認識自己的，換句話說，是有點自知之明的。我經常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剖析自己。然而結果並不美妙，我剖析得有點過了頭，我的自知之明過了頭，有時候真感到自己一無是處。這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拿寫文章做一個例子。專就學術文章而言，我並不認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滿意的學術論文並不多。反而別人的學術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後輩的文章在內，我覺得是好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心情呢？我還沒得到答案。

　　再談文學作品。在中學時候，雖然小夥伴們曾贈我一個「詩人」的綽號，實際上我沒有認真寫過詩。至於散文，則是寫的，而且已經寫了六十多年，加起來也有七八十萬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滿意的也屈指可數。在另一方面，別人的散文就真正覺得好的也十分有限。這又是什麼原因呢？我也還沒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壞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麼叫好？什麼又叫壞？我不通倫理學，沒有深邃的理論，我只能講幾句大白話。我認為，只替自己著想，只考慮個人利益，就是壞。反之能替別人著想，考慮別人的利益，就是好。為自己著想和為別人著想，後者能超過一半，他就是好人。低於一半，則是不好的人；低得過多，則是壞人。

　　拿這個尺度來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認自己是一個好人。我儘管有不少的私心雜念，但是總起來看，我考慮別人的利益還是多於一半的。至於說真話與說謊，這當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個標準。我說過不少謊話，因為非此則不能生存。但是我還是敢於講真話的。我的真話總是大大地超過謊話。因此我是一個好人。

　　我這樣一個自命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樣呢？我是一個感情充沛的人，也是興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實上生活了八十年以後，到頭來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乾乾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樹，只有樹幹和樹枝，而沒有一朵鮮花，一片綠葉。自己搞的所謂學問，別人稱之為「天書」。自己寫的一些專門的學術著作，別人視之為神秘。年屆耄耋，過去也曾有過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張，減少一點枯燥，增添一點滋潤，在枯枝粗幹上開出一點鮮花，長上一點綠葉；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時候整天連軸轉，「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退休無日，路窮有期，可歎亦復可笑！

　　我這一生，同別人差不多，陽關大道，獨木小橋，都走過跨過。坎坎坷坷，彎彎曲曲，一路走了過來。我不能不承認，我運氣不錯，所得到的成功，所獲得的虛名，都有點名不副實。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在那駭人聽聞的所謂什麼「大革命」中，因為敢於仗義執言，幾乎把老命賠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難忘的。

　　現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終點了。我常常回憶八十年來的歷程，感慨萬端。我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真有那麼一個造物主，要加恩於我，讓我下一輩子還轉生為人，我是不是還走今生走的這一條路？經過了一些思慮，我的回答是：還要走這一條路。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讓我的臉皮厚一點，讓我的心黑一點，讓我考慮自己的利益多一點，讓我自知之明少一點。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四、我去過的地獄】　兩個乞丐

　　時間已經過去了七十多年；但是兩個乞丐的影像總還生動地儲存在我的記憶裡，時間越久，越顯得明晰。我說不出理由。

　　我小的時候，家裡貧無立錐之地，沒有辦法，六歲就離開家鄉和父母，到濟南去投靠叔父。記得我到了不久，就搬了家，新家是在南關佛山街。此時我正上小學。在上學的路上，有時候會在南關一帶，圩子門內外，城門內外，碰到一個老乞丐，是個老頭，頭髮鬍子全雪樣地白，蓬蓬鬆鬆，像是深秋的蘆花。偏偏臉色有點發紅。現在想來，這決不會是由於營養過度，體內積存的膽固醇表露到臉上來。他連肚子都填不飽，哪裡會有什麼佳餚美食可吃呢？這恐怕是一種什麼病態。他雙目失明，右手拿一根長竹竿，用來探路；左手拿一隻破碗，當然是準備接受施捨的。他好像是無法找到施主的大門，沒有法子，只有亮開嗓子，在長街上哀號。他那種動人心魄的哀號聲，同嘈雜的市聲攪混在一起，在車水馬龍中，嘹亮清澈，好像上面的天空，下面的大地都在顫動。喚來的是幾個小制錢和半塊窩窩頭。

　　像這樣的乞丐，當年到處都有。最初並沒有引起我的注意。可是久而久之，我對他注意了。我說不出理由。我忽然在內心裡對他油然起了一點同情之感。我沒有見到過祖父，我不知道祖父之愛是什麼樣子。別人的愛，我享受得也不多。母親是十分愛我的，可惜我享受的時間太短太短了。我是一個孤寂的孩子。難道在我那幼稚孤寂的心靈裡在這個老丐身上頓時看到祖父的影子了嗎？我喜歡在路上碰到他，我喜歡聽他的哀號聲。到了後來，我竟自己忍住飢餓，把每天從家裡拿到的買早點用的幾個小制錢，統統遞到他的手裡，才心安理得，算是了了一天的心事，否則就好像缺了點什麼。當我的小手碰到他那粗黑得像樹皮一般的手時，我心裡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憐憫、喜愛、同情、好奇混攪在一起，最終得到的是極大的欣慰。雖然餓著肚子，也覺得其樂無窮了。他從我的手裡接過那幾個還帶著我的體溫的小制錢時，難道不會感到極大的欣慰，覺得人世間還有那麼一點溫暖嗎？

　　這樣大概過了沒有幾年，我忽然聽不到他的哀叫聲了。我覺得生活中缺了點什麼。我放學以後，手裡仍然捏著幾個沾滿了手汗的制錢，沿著他常走動的那幾條街巷，瞪大了眼睛看，伸長了耳朵聽。好幾天下來，既不聞聲，也不見人。長街上依然車水馬龍，這老丐卻哪裡去了呢？我感到淒涼，感到孤寂。好幾天心神不安。從此這個老乞丐就從我眼裡消逝，永遠永遠地消逝了。

　　差不多在同時，或者稍後一點，我又遇到了另一個老乞丐，僅有一點不同之處：這是一個老太婆。她的頭髮還沒有全白，但蓬亂如秋後的雜草。面色黧黑，滿是皺紋，一點也沒有老頭那樣的紅潤。她右手持一根短棍。因為她也是雙目失明，棍子是用來探路的。不知為什麼，她能找到施主的家門。我第一次見到她，就是在我家的二門外面。她從不在大街上叫喊，而是在門口高喊：「爺爺！奶奶！可憐可憐我吧！」也許是因為，她到我們家來，從不會空手離開的，她對我們家產生了感情；所以，隔上一段時間，她總會來一次的。我們成了熟人。

　　據她自己說，她住在南圩子門外亂葬崗子上的一個破墳洞裡。裡面是否還有棺材，她沒有說。反正她瞎著一雙眼，即使有棺材，她也看不見。即使真有鬼，對她這個瞎子也是毫無辦法的。多麼猙獰恐怖的形象，她也是眼不見，心不怕。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日子，我今天回想起來，都有點覺得毛骨悚然。

　　不知道為什麼，她竟然還有閒情逸致來種扁豆。她不知從哪裡弄了點扁豆種子，就栽在墳洞外面的空地上，不時澆點水。到了夏天，扁豆是不會關心主人是否是瞎子的，一到時候，它就開花結果。這個老乞丐把扁豆摘下來，裝到一個破竹筐子裡，拄上了拐棍，摸摸索索來到我家二門外面，照例地喊上幾聲。我連忙趕出來，看到扁豆，碧綠如翡翠，新鮮似帶露，我一時吃驚得說不出話來。我當時還不到十歲，雖有感情，決不會有現在這樣複雜、曲折。我不會想像，這個老婆子怎樣在什麼都看不到的情況下，刨土、下種、澆水、採摘。這真是一首絕妙好詩的題目。可是限於年齡，對這一些我都木然懵然。只覺得這件事頗有點不尋常而已。扁豆並不是什麼名貴的東西，然而老乞丐心中有我們一家，從她手中接過來的扁豆便非常非常不尋常了。這一點我當時朦朦朧朧似乎感覺到了，這扁豆的滋味也隨之大變。在我一生中，在那以前我從沒有吃過那樣好吃的扁豆，在那以後也從未有過。我於是真正喜歡上了這一個老年的乞丐。

　　然而好景不長，這樣也沒有過上幾年。有一年夏天，正是扁豆開花結果的時候，我天天盼望在二門外面看到那個頭髮蓬亂鶉衣百結的老乞丐。然而卻是天天失望，我又感到淒涼，感到孤寂，又是好幾天心神不寧。從此這一個老太婆同上面說的那一個老頭子一樣，在我眼前消逝了，永遠永遠地消逝了。

　　到了今天，時間已經過去了七十多年。我的年齡恐怕早已超過了當年這兩個乞丐的年齡。不知道是為什麼我又突然想起了他倆。我說不出理由。不管我表面上多麼冷，我內心裡是充滿了熾熱的感情的。但是當時我涉世未久，或者還根本不算涉世，人間滄桑，世態炎涼，我一概不懂。我的感情是幼稚而淳樸的，沒有後來那一些不切實際的非常浪漫的想法。兩位老丐在絕對孤寂淒涼中離開人世的情景，我想都沒有想過。在當年那種社會裡，人的心都是非常硬的，幾乎人人都有一副鐵石心腸，否則你就無法活下去。老行幼效，我那時的心，不管有多少感情，大概比現在要硬多了。唯其因為我的心硬，我才能夠活到今天的耄耋之年。事情不正是這樣子嗎？

　　我現在已經走到了快讓別人回憶自己的時候了。這兩個老丐在我回憶中保留的時間也不會太久了。今天即使還有像我當年那樣心軟情富的孩子，但是人間已經換過，再也不會有那樣的乞丐供他們回憶了。在我以後，恐怕再也不會出現我這樣的人了。我心甘情願地成為有這樣回憶的最後一個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大轟炸

　　然而來了大轟炸。

　　戰爭已經持續了三四年。最初一兩年，英美蘇的飛機也曾飛臨柏林上空，投擲炸彈。但那時技術水平還相當低，炸彈只能炸壞高層樓房的最上一二層，下面炸不透。因此每一座高樓都有的地下室就成了全樓的防空洞，固若金湯，人們呆在裡面，不必擔憂。即使上面中了彈，地下室也只是搖晃一下而已。德國法西斯頭子都是說謊專家、牛皮大王，這一件事他們也不放過。他們在廣播裡報紙上，嘲弄又加吹噓，說盟軍的飛機是紙糊的，炸彈是木製的，德國的空防系統則是銅牆鐵壁。政治上比較天真的德國人民，嘩然和唱，全國一片歡騰。

　　然而曾幾何時，盟軍的轟炸能力陡然增強。飛來的次數越來越多，每一次飛機的數目也越增越多。不但白天來，夜裡也能來。炸彈穿透力量日益提高，由穿透一兩層提高到穿透七八層，最後十幾層樓也抵擋不住。炸彈由樓頂穿透到地下室，然後爆炸，此時的地下室就再無安全可言了。我離開柏林不久，英國飛機白天從西向東飛，美國飛機晚上從東向西飛，在柏林「鋪起了地毯」。所謂「鋪地毯」是此時新興的一個名詞，意思是，飛機排成了行列，每隔若干米丟一顆炸彈，前後左右，不留空隙，就像客廳裡鋪地毯一樣。到了此時，法西斯頭子王顧左右而言他，以前的牛皮彷彿根本沒有吹過，而老實的德國人民也奉陪健忘，再也不提什麼紙糊木製了。

　　哥廷根是個小城，最初盟國飛機沒有光臨。到了後來，大城市已經炸遍，有的是接二連三地炸，小城市於是也蒙垂青。哥廷根總共被炸過兩次，都是極小規模的，鋪地毯的光榮沒有享受到。這裡的人民普遍大意，全城沒有修築一個像樣的防空洞。一有警報，就往地下室裡鑽。燈光管制還是相當嚴的。每天晚上，在全城一片黑暗中，不時有「Licht　aus！」（滅燈！）的呼聲喊起，迴盪在夜空中，還頗有點詩意哩。有一夜，英國飛機光臨了，我根本無動於衷，擁被高臥。後來聽到炸彈聲就在不遠處，樓頂上的窗子已被震碎。我一看不妙，連忙狼狽下樓，鑽入地下室裡。心裡自己念叨著：以後要多加小心了。

　　第二天早起進城，聽到大街小巷都是清掃碎玻璃的嘩啦嘩啦聲。原來是英國飛機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們投下的是氣爆彈，目的不在傷人，而在震碎全城的玻璃。他們只在東西城門處各投一顆這樣的炸彈，全城的玻璃大部分都被氣流摧毀了。

　　萬沒有想到，我在此時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嘩啦聲中，沿街前進，走到兵營操場附近，從遠處看到一個老頭，彎腰屈背，仔細看什麼。他手裡沒有拿著笤帚之類的東西，不像是掃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認清，原來是德國飛機製造之父、蜚聲世界的流體力學權威普蘭特爾（Prandtl）教授。我趕忙喊一聲：「早安，教授先生！」他抬頭看到我，也說了聲：「早安！」他告訴我，他正在看操場周圍的一段短牆，看炸彈爆炸引起的氣流是怎樣摧毀這一段短牆的。他嘴裡自言自語：「這真是難得的機會！我的流體力學試驗室裡是無論如何也裝配不起來的。」我陡然一驚，立刻又肅然起敬。面對這樣一位抵死忠於科學研究的老教授，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無獨有偶。我聽說，在南德慕尼黑城，在一天夜裡，盟軍大批飛機飛臨城市上空，來「鋪地毯」。正在轟炸高峰時，全城到處起火。人們都紛紛從樓上往樓下地下室或防空洞裡逃竄，急急如漏網之魚。然而獨有一個老頭卻反其道而行之，他是從樓下往樓頂上跑，也是健步如飛，急不可待。他是一位地球物理學教授。他認為，這是極其難得的做實驗的機會，在實驗室裡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這樣的現場：全城震聲沖天，地動山搖。頭上飛機仍在盤旋，隨時可能有炸彈掉在他的頭上。然而他全然不顧，寧願為科學而捨命。對於這樣的學者，我又有什麼話好說呢？

　　大轟炸就這樣在全國展開。德國人民怎樣反應呢？法西斯頭子又怎樣辦呢？每次大轟炸之後，德國人在地下室或防空洞裡蹲上半夜，飢寒交迫，擔驚受怕，情緒當然不會高。他們天性不會說怪話，至於有否腹誹，我不敢說。此時，法西斯頭子立即宣布，被炸城市的居民每人增加「特別分配」一份，咖啡豆若干粒，還有一點別的什麼。外國人不在此例。不瞭解當時德國情況的人，無法想像德國人對咖啡偏愛之深。有一本雜誌上有一幅漫畫：一隻白金戒指，上面鑲的不是寶石，不是金剛鑽，而是一顆咖啡豆。可見咖啡身價之高。挨過一次炸，正當接近鬧情緒的節骨眼上，忽然皇恩浩蕩，幾粒咖啡豆從天而降，一杯下肚，精神煥發，又大唱德國必勝的濫調了。

　　在哥廷根第一次被轟炸之後，我再也不敢麻痺大意了。只要警笛一響，我立即躲避。到了後來，英國飛機幾乎天天來。用不著再在家裡恭候防空警報了。我吃完早點，就帶著一個裝滿稿子的皮包，走上山去，躲避空襲。另外還有幾個中國留學生加入了這個隊伍，各自攜帶著認為有價值的東西，走向山中。最奇特的是劉先志和滕菀君兩夫婦攜帶的東西，他們只提著一隻籃子，裡面裝的一非稿子，二非食品，而是一隻烏龜。提起此龜，大有來歷，還必須解釋幾句。原來德國由於糧食奇缺，不知道從哪一個被佔領的國家運來了一大批烏龜，供人食用。但是德國人吃東西是頗為保守的，對於這一批敢同兔子賽跑的勇士，有點見而生畏，哪裡還敢往肚子裡填！於是德國政府又大肆宣揚烏龜營養價值之高，引經據典，還不缺少統計圖表，證明烏龜肉簡直賽過仙丹醍醐。劉氏夫婦在柏林時買了這隻烏龜。但看到它笨拙的軀體，靈活的小眼睛，一時慈上心頭，不忍下刀，便把它養了起來。又從柏林帶到哥廷根，陪我們天天上山，躲避炸彈。我們仰臥在綠草上，看空中英國飛機編隊飛過哥廷根上空，一躺往往就是幾個小時。在我們身旁綠草叢中，這一隻烏龜瞪著小眼睛，邁著緩慢的步子，彷彿想同天空中飛馳的大東西，賽一個你輸我贏一般。我們此時顧而樂之，彷彿現在不是亂世，而是樂園淨土，天空中帶著死亡威脅的飛機的嗡嗡聲，霎時間變成了閬苑仙宮的音樂，我們忘掉了周圍的一切，有點忘乎所以了。

在飢餓地獄中

　　同轟炸並駕齊驅的是飢餓。

　　我初到德國的時候，供應十足充裕，要什麼有什麼，根本不知飢餓為何物。但是，法西斯頭子侵略成性，其實法西斯的本質就是侵略，他們早就揚言：要大炮，不要奶油。在最初，德國人桌子上還擺著奶油，肚子裡填滿了火腿，根本不瞭解這句口號的真正意義。於是，全國翕然響應，彷彿他們真不想要奶油了。大概從一九三七年開始，逐漸實行了食品配給制度。最初限量的就是奶油，以後接著是肉類，最後是麵包和土豆。到了一九三九年，希特勒悍然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人的腰帶就一緊再緊了。這一句口號得到了完滿的實現。

　　我雖生也不辰，在國內時還沒有真正挨過餓。小時候家裡窮，一年至多只能吃兩三次白麵，但是吃糠咽菜，肚子還是能勉強填飽的。現在到了德國，才真受了「洋罪」。這種「洋罪」是慢慢地感覺到的。我們中國人本來吃肉不多，我們所謂「主食」實際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黃油從前我們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國人開始沉不住氣的時候，我還悠哉遊哉，處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麵包和土豆限量供應的時候，我才感到有點不妙了。黃油失蹤以後，取代它的是人造油。這玩意兒放在湯裡面，還能呈現出幾個油珠兒。但一用來煎東西，則在鍋裡嗞嗞幾聲，一縷輕煙，油就煙消雲散了。在飯館裡吃飯時，要經過幾次思想鬥爭，從戰略觀點和全局觀點反覆考慮之後，才請餐館服務員（Herr　Ober）「煎」掉一兩肉票。倘在湯碗裡能發現幾滴油珠，則必大聲喚起同桌者的注意，大家都樂不可支了。

　　最困難的問題是麵包，少且不說，實質更可怕，完全不知道裡面摻了什麼東西。有人說是魚粉，無從否認或證實。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能在肚子裡製造氣體。在公共場合出虛恭，俗話就是放屁，在德國被認為是極不禮貌，有失體統的。然而肚子裡帶著這樣的麵包去看電影，則在影院裡實在難以保持體統。我就曾在看電影時親耳聽到虛恭之聲，此伏彼起，東西應和。我不敢恥笑別人，我自己也正在同肚子裡過量的氣體做殊死鬥爭，為了保持體面，想把它鎮壓下去，而終於還以失敗告終。

　　但是也不缺少令人興奮的事：我打破了紀錄，是自己吃飯的紀錄。有一天，我同一位德國女士騎自行車下鄉，去幫助農民摘蘋果。在當時，城裡人誰要是同農民有一些聯繫，別人會垂涎三尺的，其重要意義決不亞於今天的走後門。這一位女士同一戶農民掛上了鉤，我們就應邀下鄉了。蘋果樹都不高，只要有一個短梯子，就能照顧全樹了。德國蘋果品種極多，是本國的主要果品。我們摘了半天，工作結束時，農民送了我一籃子蘋果，其中包括幾個最優品種的；另外還有五六斤土豆。我大喜過望，跨上了自行車，有如列子御風而行，一路青山綠水看不盡，輕車已過數重山。到了家，把土豆全部煮上，蘸著積存下的白糖，一鼓作氣，全吞進肚子，但仍然還沒有飽意。

　　「挨餓」這個詞兒，人們說起來，比較輕鬆。但這些人都是沒有真正挨過餓的。我是真正經過飢餓煉獄的人，其中滋味實不足為外人道也。我非常佩服東西方的宗教家們，他們對人情世事真是瞭解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在他們的地獄裡，飢餓是被列為最折磨人的項目之一。中國也是有地獄的，但卻是舶來品，其來源是印度。談到印度的地獄學，那真是博大精深，蔑以加矣。「死鬼」在梵文中叫Preta，意思是「逝去的人」。到了中國譯經和尚的筆下，就譯成了「餓鬼」，可見「飢餓」在他們心目中佔多麼重要的地位。漢譯佛典中，關於地獄的描繪，比比皆是。《長阿含經》卷十九《地獄品》的描繪可能是有些代表性的。這裡面說，共有八大地獄：第一大地獄名想，其中有十六小地獄：第一小地獄名曰黑沙，二名沸屎，三名五百釘，四名饑，五名渴，六名一銅釜，七名多銅釜，八名石磨，九名膿血，十名量火，十一名灰河，十二名鐵丸，十三名鉞斧，十四名豺狼，十五名劍樹，十六名寒冰。地獄的內容，一看名稱就能知道。飢餓在裡面佔了一個地位。這個飢餓地獄裡是什麼情況呢？《長阿含經》說：

　　（餓鬼）到飢餓地獄。獄卒來問：「汝等來此，欲何所求？」報言：「我餓！」獄卒即捉撲熱鐵上，舒展其身，以鐵鉤鉤口使開，以熱鐵丸著其口中，焦其唇舌，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焦爛。
　　　　◇
　　這當然是印度宗教家的幻想。西方宗教家也有地獄幻想，在但丁的《神曲》裡面也有地獄。第六篇，但丁在地獄中看到一個怪物，張開血盆大口，露出長牙。但丁的引導人俯下身子，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土，對準怪物的嘴，投了過去。怪物像狗一樣狺狺狂吠，無非是想得到食物。現在嘴裡有了東西，就默然無聲了。西方的地獄內容實在太單薄，比起東方地獄來，大有小巫見大巫之勢了。

　　為什麼東西方宗教家都幻想地獄，而在地獄中又必須忍受飢餓的折磨呢？他們大概都認為飢餓最難忍受，惡人在地獄中必須嘗一嘗飢餓的滋味。這個問題我且置而不論。不管怎樣，我當時實在是正處在飢餓地獄中，如果有人向我嘴裡投擲熱鐵丸或者泥土，為了抑制住難忍的飢餓，我一定會毫不遲疑地不顧一切地把它們吞了下去，至於肚子燒焦不燒焦，就管不了那樣多了。

　　我當時正在讀俄文原文的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在第二幕第一場裡，我讀到了奧西普躺在主人的床上獨白的一段話：

　　現在旅館老闆說啦，前賬沒有付清就不開飯。可我們要是付不出錢呢？（歎口氣）唉，我的天，哪怕有點菜湯喝喝也好呀。

　　我現在恨不得要把整個世界都吞下肚子裡去。
　　　　◇
　　這寫得何等好呀！果戈理一定挨過餓，不然的話，他無論如何也寫不出要把整個世界都吞下去的話來。

　　長期挨餓的結果是，人們都逐漸瘦了下來。現在有人害怕肥胖，提倡什麼減肥，往往費上極大的力量，卻不見效果。於是有人說：「我就是喝白水，身體還是照樣胖起來的。」這話現在也許是對的，但在當時卻完全不是這樣。我的男房東在戰爭激烈時因心臟病死去。他原本是一個大胖子，到死的時候，體重已經減輕了二三十公斤，成了一個瘦子了。我自己原來不胖，沒有減肥的物質基礎。但是飢餓在我身上也留下了傷痕：我失掉了飽的感覺，大概有八年之久。後來到了瑞士，才慢慢恢復過來。此是後話，這裡不提了。

抄家

　　隨著天氣的轉涼，風聲越來越緊。我頭上的風暴已經凝聚了起來：那一位女頭領要對我下手了。

　　此時，我是否還有僥倖心理呢？

　　還是有的。我自恃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不怕你抓。

　　然而我錯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我服了安眠藥正在沉睡，忽然聽到門外有汽車聲，接著是一陣異常激烈的打門聲。連忙披衣起來，門開處闖進來大漢六七條，都是東語系的學生，都是女頭領的鐵桿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風凜凜，面如寒霜。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早有思想準備，因此我並不吃驚。俗話說：「英雄不吃眼前虧。」我決非英雄，眼前虧卻是不願意吃的。我毫無抵抗之意，他們的大棒可惜無用武之地了。這叫做「革命行動」，我天天聽到叫嚷「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我知道這話是有來頭的。我只感到，這實在是一樁非常離奇古怪的事情。什麼「革命」，什麼「造反」，誰一聽都明白；但是卻沒有人真正懂得是什麼意思。什麼樣的壞事，什麼樣的罪惡行為，都能在「革命」、「造反」等堂而皇之的偉大的名詞掩護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去幹。我自己也是一個非常離奇古怪的人物，我要拚命維護什麼人的「革命路線」，現在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然而我卻絲毫也不清醒，仍然要維護這一條革命路線。

　　我沒有來得及穿衣服，就被趕到廚房裡去。我那年近古稀的嬸母和我的老伴，也被趕到那裡，一家三人做了楚囚。此時正是深夜風寒，廚房裡吹著刺骨的過堂風，「全家都在風聲裡」，人人渾身打戰。兩位老婦人心裡想些什麼，我不得而知。我們被禁止說話，大棒的影子就在我們眼前晃。我此時腦筋還是清楚的。我並沒有想到什麼人道主義。因為人道主義早已批倒批臭，誰提人道主義，誰就是「修正主義分子」。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明白，難道人就不許有一點人性，講一點人道嗎？中國八千年的哲學史上有性善、性惡之爭，迄今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原來是相信性善說的，我相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從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變了信仰，改宗性惡說。「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從抄家的行動來看，你能說這些人的性還是善的嗎？你能說他們所具有的不是獸性嗎？今天社會風氣，稍有良知者都不能不為之擔憂。始作俑者究竟是誰呢？這種不良的社會風習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這話扯得太遠了。有些想法決不是被抄家時有的，而是後來陸續出現的。我當時既不敢頑強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請求高抬貴手。同禽獸打交道是不能講人話談人情的。我只是蜷縮在廚房裡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觀，傾耳細聽。我很奇怪，殺雞焉用牛刀？對付三個手無寸鐵的老人，何必這樣驚師動眾！只派一個小伙子來，就綽綽有餘了。然而只是站廚房門口的就是兩個彪形大漢，其中一個是姓谷的朝鮮語科的學生。過去師生，今朝敵我。我知道，我們的性命就掌握在他們手中。當時打死人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他們的木棒中，他們的長矛中，就出法律。

　　我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況，但耳朵是能聽到的。這些小將究竟年紀還小，舊社會土匪綁票時，是把被綁的人眼睛上貼上膏藥，耳朵裡灌上燭油的。我這為師的沒有把這一套東西教給自己的學生，是我的失職。由於失職，今天我得到了點好處：我還能聽到外面的情況。外面的情況並不美妙。只聽到我一大一小兩間屋子裡乒乓作響，聲震屋瓦。我此時彷彿得到了佛經上所說的天眼通，透過幾層牆壁，我能看到「小將們」正在挪動床桌，翻箱倒櫃。他們所向無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們願意砸爛什麼，就砸爛什麼；他們願意踢碎什麼，就踢碎什麼。遇到鎖著的東西，他們把開啟的手段一律簡化，不用鑰匙，而用斧鑿。管你書箱衣箱，管你木櫃鐵櫃，喀嚓一聲，鐵斷木飛。我多年來省吃儉用，積累了一些小古董，小擺設，都灌注著我的心血；來之不易，又多有紀念意義。在他們眼中，卻視若草芥；手下無情，頃刻被毀。看來對抄家這一行，他們已經非常熟練，這是「文化大革命」中集中強化實踐的結果。他們手足麻利，「橫掃千軍如卷席」。然而我的心在流血。

　　樓上橫掃完畢，一位姓王的學泰語的學生找我來要樓下的鑰匙。原來他到我家來過，知道我的書都藏在樓下。我搬過來以後，住在樓上。學校有關單位，怕書籍過多過重，可能把樓壓壞，勸我把書移到樓下車庫裡去。車庫原來準備放自行車的。如果全樓只有幾輛車的話，車庫是夠用的。但是自行車激劇增加，車庫反而失去作用，空在那裡。於是徵求全樓同意，我把樓上的書搬了進去。小將們深謀遠慮，涓滴不漏。他伸手向我要鑰匙，我知道他是內行，敬謹從命。車庫裡我心愛的書籍遭殃的情況，我既看不見，也聽不到。然而此時我既得了天眼通，又得了天耳通。庫裡一切破壞情況，朗朗如在眼前。我的心在流血。

　　這一批小將，東方語文學得不一定怎樣有成績，對中國歷史上那一套誣陷羅織卻是瞭解的。古代有所謂「瓜蔓抄」的做法，就是順籐摸瓜，把與被抄家者的三親六友有關的線索都摸清楚，然後再夷九族。他們逼我交出記載著朋友們地址的小本本，以便進行「瓜蔓抄」。我此時又多了一層擔心：我那些無辜的親戚朋友不幸同我有了關係，把足跡留在我的小本本上。他們哪裡知道，自己也都要跟著我倒霉了。我的心在流血。

　　我蜷曲在廚房裡，心裡面思潮翻滾，宛如大海波濤。我心裡是什麼滋味呢？「只是當時已惘然」，現在更說不清楚了，好像是打翻了醬缸，酸甜苦辣，一時俱陳。說我悲哀嗎？是的，但不全是。說我憤怒嗎？是的，但不全是。說我恐懼嗎？是的，也不全是。說我坦然嗎？是的，更不全是。總之，我是又清楚，又糊塗；又清醒，又迷離。此時我們全家三位老人的性命，掌握在別人手中。我們像是幾隻螞蟻，別人手指一動，我們立即變為齏粉。我們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答。我不知道，我們是置身於人的世界，還是鬼的世界，抑或是牲畜的世界。茫茫大地，竟無三個老人的容身之地了。「椎胸直欲依坤母。」我真想像印度古典名劇《沙恭達羅》中的沙恭達羅那樣，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生母天上仙女突然下凡，把女兒接回天宮去了。我知道，這只是神話中的故事，人世間是不會有的。那麼，我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呢？

　　暗夜在窗外流逝。大自然根本不管人間有喜劇，還是有悲劇，或是既喜且悲的劇。對於這些，它是無動於衷的，我行我素，照常運行。「英雄」們在革過命以後，「興闌啼鳥盡」，他們的興已經「闌」了。我聽到門外忽然靜了下來，兩個手持大棒的彪形大漢，一轉瞬間消逝不見。樓外響起了一陣汽車開動的聲音：英雄們得勝回朝了。汽車聲音刺破夜空，越響越遠。此時正值朔日，天昏地暗。一片寧靜彌漫天地之間，彷彿剛才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只留下三個孤苦無靠的老人，從棒影下解脫出來，呆對英雄們革過命的戰場。

　　屋子裡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東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擺設，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堆滿了書架子上掉下來的書和從抽屜裡丟出來的文件。我辛辛苦苦幾十年積累起來的科研資料，一半被擄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覺的床被徹底翻過，被子裡非常結實的暖水袋，被什麼人踏破，水流滿了一床。看著這樣被洗劫的情況，我們三個人誰都不說話──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我們哪裡還能有一絲一毫的睡意呢？我們都變成了木雕泥塑，我們變成了失去語言、失去情感的人，我們都變成了植物人！

　　但是，我的潛意識還能活動，還在活動。我想到當時極為流行的一種說法：好人打好人是誤會；壞人打好人是鍛煉；好人打壞人是應該；壞人打壞人是內訌。如果把芸芸眾生按照小孩子的邏輯分為好人與壞人兩大類的話，我自己屬於哪一類呢？不管我自己有多少缺點，也不管我幹過多少錯事；我堅決認為自己應該歸入好人一類。我除了考慮自己以外，也還考慮別人，我不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能教天下人負我」的曹孟德。這就是天公地道的好人的標準。來到我家抄家打砸搶的小將們是什麼人呢？他們之中肯定有好人，一時受到蒙蔽幹了壞事，這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大部分人恐怕都是乘人之危，藉此發洩獸性的迫害狂，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說這樣的人不是壞人，世界上還有壞人嗎？他們在上面那種說法的掩護下，放心大膽地作起惡來。事情不是很明顯嗎？那幾句話，我曾五體投地地崇拜過。及今視之，那不過是不講是非，不分皂白，不講原則，不講正義的最低級的形而上學的詭辯。可惜受它毒害的年輕人上十萬，上百萬，到了今天，他們已經是四五十歲的成年人了，有的飛黃騰達；有的找到一個闊丈人，成了東床快婿；有的發了大財，官居高品，他們竟沒有一個人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感到一點悔恨，豈非咄咄怪事！難道這些人都那麼健忘？難道這一些人連人類起碼的良知都泯滅淨盡了嗎？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明。「長夜漫漫何時旦？」這一夜是我畢生最長的一夜，也是最難忘的一夜，用任何語言也無法形容的一夜。天一明，我就騎上了自行車到井岡山總部去。我癡心妄想，要從「自己的組織」這裡來撈一根稻草。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放開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羨林！」歷數我的「罪行」。我這個人大概還有一點影響，所以新北大公社才這樣興師動眾，大張旗鼓。一個渺小的季羨林騎在自行車上，天空瀰漫著「打倒季羨林」的聲音。我此時幾疑置身於神話世界，妖魅之國。這種滋味連今天回憶起來，都覺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從今天起，我已經變成了一隻飛鳥，人人可以得而誅之了。

　　到了井岡山總部，說明了情況。他們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攝影師到我家進行現場拍攝；另一方面──多可怕呀！──他們已經決定調查我的歷史，必要時把我拋出來，甩掉這個包袱，免得受到連累，不利於同新北大公社的鬥爭。這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時我還是一片癡心。走出大門，我那輛倚在樹上的自行車已經被人──當然是新北大公社的──用鎖鎖死。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好步行回家。從此便同我那輛伴隨我將近二十年的車永遠「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一位井岡山的攝影師，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尋找什麼。我知道，在這裡有決定意義的不是美，而是政治。他主要尋找公社抄家時在對待偉大領袖方面有沒有留下可抓的小辮子，比如說領袖像，他們撕了或者污染了沒有？有領袖像的報紙，他們用腳踩了沒有？如此等等。如果有一條被他抓住，拍攝下來，這就是對領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綱上到駭人的高度，是對敵鬥爭的一顆重型炮彈。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的抄家專家也是有水平的，是訓練有素的，那樣的「錯誤」或者「罪行」他們是決不會犯的。攝影師找了半天，發現公社的抄家術真正是無懈可擊，嗒然離去。

　　我的處境，井岡山領導表面上表示同情。我當時有一個後來想起來令我感到後怕的想法：我想留在井岡山總部裡。我害怕，公社隨時都可能派人來，把我抓走，關在什麼秘密的地方。這是當時屢次出現過的事，並不新鮮。井岡山總部是比較安全的，那裡幾乎是一個武裝堡壘。可是我有點遲疑。我雖然還不知道他們準備同公社一樣派人到處去調查我的歷史，但是，在幾天前我在井岡山總部裡聽到派人調查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為井岡山總勤務員之一的老教授的歷史。他們認為，老知識分子，特別是留過洋的老知識分子的歷史複雜；不如自己先下手調查，然後採取措施，以免被動。既然他們能調查那位老教授的歷史，為什麼就不能調查我的歷史呢？我當時確曾感到寒心。現在我已經被公社「打倒」了。為了擺脫我這個包袱，他們會採取什麼措施呢？我的歷史，我最清楚。但是，那種兩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學和派性，確實是能殺人的。用那種形而上學的方式調查出來的東西能準確嗎？能公正嗎？與其將來陷入極端尷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拋了出去，還不如索性橫下一條心，任敵人宰割吧。我毅然離開那裡，回到自己家中。現在的家就成了我的囚籠。我在上面談到，那年夏秋兩季我時時感到有風暴在我頭上凝聚，隨時可以劈了下來。現在我彷彿成了躺在砍頭架下的死囚，時時刻刻等待利刃從架上砍向我的脖頸。原來我認為天地是又寬又大的。現在才覺得，天地是極小極小的，小得容不下我這一身單薄的軀體。從前讀一篇筆記文章，記載金聖歎臨刑時說的話：「殺頭，至痛也。我於無意得之，不亦快哉！」我這個「反革命」帽子，也是於無意中得之，我卻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不亦快哉！」我只能說：奈何！奈何！

　　不管怎樣，一夜之間，我身上發生了質變：由人民變成了「反革命分子」。沒有任何手續，公社一聲「打倒！」我就被打倒了。東語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須呆在家裡！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要隨時聽候傳訊！但是，在最初幾天，我等呀，等呀，然而沒有人來。原因何在呢？十年浩劫過了以後，有人告訴我：當時公社視我如眼中釘，必欲拔之而後快。但是，他們也感到，「罪證」尚嫌不足。於是便採用了先打倒，後取證的戰略，希望從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證據，證明打倒是正確的。結果他們「勝利」了。他們用誣陷羅織的手段，深文周納，移花接木，加深了我的罪名。到了抄家後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來了，來了，兩個臂纏紅袖章的公社紅衛兵，雄赳赳，氣昂昂，闖進我家，把我押解到外文樓去受審。以前我走進外文樓是以主人的身份，今天則是階下囚了。可憐我在外文樓當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風風雨雨，嘔心瀝血，努力工作，今天竟落到這般地步。世事真如白雲蒼狗了！

　　第一次審訊，還讓我坐下。我有點不識抬舉，態度非常「惡劣」。我憋了一肚子氣，又自恃沒有辮子和尾巴，同審訊者硬頂。我心裡還在想：俗話說，捉虎容易放虎難，我看你們將來怎樣放我？我說話有時候聲音很大，極為激烈。結果審訊不出什麼。如是一次，兩次，三次。最初審訊我的人──其中有幾個就是我的學生──有時候還微露窘相。可是他們的態度變得強硬了。可能是由於他們掌握的關於我的材料多起來了，他們心中有「底」了。──我禁不住要在這裡提出一個問題：當年審訊我的朋友們！你們當時對這些「底」是怎樣想的呀？你們是不是真相信，這一切全是真的呢？

　　這話扯遠了，還是回來談他們的「底」。第一個底是一隻竹籃子，裡面裝著燒掉一半的一些信件。他們說這是我想焚信滅跡的鐵證。說我燒的全是一些極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機秘的信件。事實是，我原來住四間房子，「文革」起來後，我看形勢不對，趕忙退出兩大間，讓樓下住的我的一位老友上來住，樓下的房子被迫交給一個無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很好的西語系公社的一位女職員。房子減了一多半，積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燒掉一些，減輕空間的負擔。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燒，心中並沒有鬼。然而被一個革命小將勸阻，把沒有燒完的裝在一隻竹籃中。今天竟成了我的「罪證」。我對審訊我的人說明真相，結果對方說我態度極端惡劣。第二個「罪證」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時從住在另一間小房間裡我嬸母枕頭下搜出來的。原來在「文革」興起以後，社會治安極壞，傳說壞人闖入人家搶劫，進門先奔廚房搜尋菜刀，威脅主人。我嬸母年老膽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壞人搜到。現在審訊者卻說是在我的房裡我的枕頭下搜出來的，是準備殺紅衛兵的。我把真相說明，結果對方又說我態度更加極端惡劣。第三個「罪證」是一張石印的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這是我在德國哥廷根時一個可能是三青團員或藍衣社分子的姓張的「留學生」送給我的。我對蔣介石的態度，除了一段時間不明真相以外，從一九三二年南京請願一直到今天，從來沒有好過。我認為他是一個流氓。我也從來沒有幻想過他真會反攻大陸。歷史的規律是，一個壞統治者，一旦被人民趕走，決不可能再復辟成功的。可是我有一個壞毛病，別人給我的信件，甚至片紙隻字，我都保留起來，同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公安總隊的陳同志正相反，他是把所有的收到的信件都燒掉的。結果我果然由這一張照片而碰到點子上了。審訊者硬說，我保留這一張照片是想在國民黨反攻大陸成功後邀功請賞的。他們還沒有好意思給我戴上「國民黨潛伏特務」的帽子，但已間不容髮了。我向他們解釋。結果是對方認為我的態度更加極端惡劣。

　　我百喙莫明。我還有什麼辦法呢？

在「自絕於人民」的邊緣上

　　現在我真正緊張了。我原以為自己既無辮子也無尾巴。可人家「革命家」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是十分可怕的，有的簡直是鮮血淋淋的「鐵證」。儘管我對自己沒有失去信心，但是對這些「革命家」我卻是完全沒有辦法了。在派性加形而上學的控制之下，我能有什麼辦法說服他們呢？

　　這是決不可能的。

　　我於是連夜失眠。白天神經緊張到最高限度，恭候提審，晚上躺在枕頭上，輾轉反側，睜大眼睛，等候天明。我茶不思，飯不想，眼前一片漆黑，而且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黑暗才會過去。能不能過去？我也完全失掉了信心。我白天好像都在做夢。夜裡，在亂夢迷離中，我一會兒看到那一把菜刀，覺得有什麼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別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驀然醒來。我一會兒又看到那一隻裝滿了燒掉一半的信件的籃子。那籃子忽然著起火來，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邊。我又出了一身冷汗，驀地醒來。我一會兒又看見了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蔣介石張開血盆大口，露出了滿嘴的硃齒獠牙，正想咬我。宋美齡則變成了一個美女蛇。我又出了一身更大的冷汗，霍地從夢中跳了出來。

　　這難道是一個人過的日子嗎？

　　最可怕的還不是這一些東西。

　　最可怕的是環顧眼前，瞻望未來。

　　環顧眼前，我已經墜入陷阱，地上佈滿了蒺藜和鐵刺，讓我寸步難挪。

　　我反對那一位「老佛爺」，這一下子可真捅了馬蜂窩。站在我對立面的不都是壞人，我相信絕大部分是好人。可是一旦中了派毒，則不可以理喻。他們必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我自惟二十多年以來，擔任東語系的系主任，所有的教員，不管老中青，都是直接或間接由我聘請的。我雖有不少缺點，但從不敢作威作福，總以誠待人。如今一旦分派，就視若仇人，怒目相向，我無論如何也難以理解。原來我認為是自己的一派，態度與敵對的一派毫無二致。我被公社「打倒」了，井岡山的人也爭先恐後，落井下石。他們也派自己的紅衛兵到我家來，押解我到屬於井岡山的什麼地方去審訊。他們是一丘之貉，難兄難弟。到了此時，我恍如大夢初覺，徹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最讓我難以理解也難以忍受的是我的兩個「及門弟子」。其中之一是貧下中農出身又是「烈屬」的人，簡直紅得不能再紅了。學習得並不怎樣。我為了貫徹所謂「階級路線」，硬是把他留下當了我的助教。還有一個同他像是「棗木球一對」的資質低劣，一直到畢業也沒有進入梵文之門。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為了「不讓一個階級弟兄掉隊」，我在課堂上給他吃偏飯，多向他提問。「可憐天下老師心」，到了此時，我成了「階級報復」者。就是這兩個在山（井岡山）上的人，把我揪去審訊，口出惡言，還在其次。他們竟動手動腳，擰我的耳朵。我真是哭笑不得，自己釀的苦酒只能自己喝，奈之何哉！這一位姓馬的「烈屬」屢次揚言：「不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金童玉女！」然而狐狸尾巴是不能夠永遠掩蓋的。到了今天，這一位最理想的革命接班人，已經背叛了祖國，跑到歐洲的一個小國，當「白華」去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吐出的吐沫最後還是落在自己臉上！我腦袋裡還有不少封建思想，雖然我不相信「一日師徒，終身父子」這樣的說法。但是對自己有恩無怨的老師，至少還應該有那麼一點敬意吧！

　　總之，我在思想感情中，也在實際上，完全陷入一條深溝之內，左右無路，後退不能，向前進又是刀山火海。我何去何從呢？一年多以來，我看夠了鬥爭走資派的場面：語錄盈耳，口號震天；拳打腳踢，耳光相間；謾罵凌辱，背曲腰彎；批鬥完了，一聲「滾蛋！」踢下鬥台，汗流滿面。到了此時，被批鬥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來。我作為旁觀者，膽戰心顫。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現在豈但辱而已哉！早已超過了這個界限。我們中華古國，禮義之邦，竟有一些人淪落到這種程度，豈不大可哀哉！原來我還可以逍遙旁觀，而今自己已成甕中之鱉，阱中之獸，任人宰割，那些驚心動魄的場面就要降臨到自己頭上了！何況還有別人都沒有的裝滿半焚信件的籃子、一把菜刀和蔣介石的照片。我就是長出一萬張嘴，也是說不清了，我已是「罪大惡極，罪在不赦」。但是要我承認「天王聖明，臣罪當誅」，那是絕對辦不到的。我知道，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鬥的走資派更無希望。血淋淋的鬥爭場面，擺在我眼前。我眼前一片漆黑……

　　我何去何從呢？

　　我必須做出抉擇。

　　抉擇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是忍受一切，一是離開這一切，離開這個世界。第一條我是絕對辦不到的；看來只有走第二條道路一途了。

　　這是一個萬分難做的決定。人們常說：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乎？倘有萬分之一的生機，一個人是決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的。況且還有一個緊箍咒：誰要走這一條路，不管出於什麼原因，都是「自絕於人民」。一個人被逼得走投無路，手中還剩下唯一的一點權利，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這是「自絕於人民」的話，我就自絕於人民一下吧。一個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還怕什麼呢？「身後是非誰管得？」我眼睛一閉，讓世人去說三道四吧。

　　決定一旦做出，我的心情倒平靜下來了，而且異常地平靜，異常地清醒。

　　我平靜地、清醒地、科學地考慮實現這個決定的手段和步驟。我想了很多，我想得很細緻，很具體，很周到，很全面。

　　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北大自殺的教授和幹部。第一個就是歷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開始沒有幾天，革命小將大概找上門去，問了他若干問題，不知道是否動手動腳了。我猜想，這還不大可能。因為「造反」經驗是逐步總結、完善起來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來的。我總的印象是，開始時「革命者」的思想還沒有完全開放，一般是比較溫和的。然而我們這一位汪教授臉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連溫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藥，離開人間了。他一死就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標語，赫然貼在大飯廳的東牆上，引起了極大震驚和震動。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著生命危險加入了地下黨，為人治學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實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二個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總支書記程某某。對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後來擔任過北大學生會的主席。年紀雖不大，也算是一個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殺了。他的罪名按邏輯推斷應該是「走資派」，他夠不上「反動學術權威」這個槓槓。他挨過批鬥，「六．一八」鬥「鬼」時當過「鬼」，在校園裡頸懸木牌勞動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這些「待遇」他實在無法忍受，一時想不開，聽說是帶著一瓶白酒和一瓶敵敵畏，離家到了西山一個樹林子裡。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痺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後再把敵敵畏灌下去，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我一想到他喝了毒藥以後，胃內像火燒一般，一定是滿地亂滾的情況，渾身就汗毛直豎，不寒而慄。

　　我還想到了一些別的人，他們有的從很高的樓上跳下來，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鐵道上去臥軌，身首異處而死。這都是聽說的，沒有親眼見到。類似的事情還聽到不少，人數太多，我無法一一想到了。每個人在自殺前，都會有極其劇烈的思想鬥爭，這是血淋淋的思想鬥爭，我無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緒在時間上又轉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當時有兩位教授投未名湖自盡。湖水是並不深的。他們是怎樣淹死的呢？現在想來，莫非是他們志在必死，在水深只達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頭硬埋入水裡生生地憋死的嗎？差不多同時，一位哲學系姓方的教授用刮鬍刀切斷了自己的動脈，血流如注，無論怎樣搶救也無濟於事，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我的思緒在時間上更向後回轉，一轉轉到了古代，我想到了屈原，他是投水死的。比屈原稍晚一點的是項羽，他是在四面楚歌聲中自刎死的。對自刎這玩意兒我實在非常擔心。一個人能有多大勁能把自己的首級砍下來呢？這比用手槍自殺原始得多了。我想，如果當年項羽有一把手槍的話，他決不會選擇刀劍。

　　我的思緒不但上下數千年，而且縱橫幾萬里，我想到了以希特勒為首的德國法西斯頭子們。據說，他們自知罪惡多端，每個人都準備了一點氰化鉀，必要時只要用牙齒一咬，便可以上天堂或入地獄了。德國化學工業名震寰宇，他們便把化學技術應用到自殺上，非其他國家所能望其項背。日本人則以剖腹自殺聞名於世，這是日本人的專利，沒聽說其他國家向日本學習的。不過這種方式一個人還實行不了，因為剖了腹一個人也是不會立即死去的，必須有一個助手在旁，自殺者一經剖腹，助手立刻砍下他的腦袋，日文叫做「介錯」。我還聽說，日本青年男女在熱戀最高潮時往往雙雙跳入火山口中。這也不能普遍實行，沒有火山的地方，就絕對行不通的。

　　就這樣，我浮想聯翩，想入非非。有時候，我想得非常具體，非常生動，我把死人想像得就像在自己眼前一樣。我彷彿看到了鮮紅的血流滿屍體，可怕而又具有吸引力。我知道，這決不會給我帶來愉快，然而卻是欲罷不能，難道上蒼就真不給我留一條活路了嗎？

　　我從來沒有研究過自殺學，可現在非考慮不行了。我原以為離開自己很遠很遠、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現在就出現在自己眼前了。我決無意於創建一門新的「邊緣科學」，自殺學或比較自殺學。現在是箭在弦上，非創建不行了。凡是一門新興學科，必有自己的理論基礎。我在別的方面理論水平也很低，對於這一門新興的比較自殺學，我更沒有高深的理論。但是想法當然是有一點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現在就公開出來。

　　我用不著把歷史上和當前的自殺案例一一都搜集齊全，然後再從中抽繹出理論來。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繹出不少的理論來了。使用歷史唯物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我能夠把歷史上出現的自殺方式按社會發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類型。懸樑、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強的方式，從原始社會，經過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能使用。今天也還沒有絕跡。可謂數千年一貫制了。氰化鉀是科學發達國家法西斯頭子的專用品。剖腹和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於日本，別國人是學不來的。這方式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同樣可以使用。至於切開動脈僅限於懂點生理學的知識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服安眠藥則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方式，是世界上頗為流行的方式，無論姓「資」還是姓「社」，都能懂得的。不過，我想，這也恐怕僅限於由於腦力勞動過度而患神經衰弱的知識分子，終日鋤地的農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藥的。我為什麼說它是資本主義方式呢？中藥也有鎮靜劑；但藥力微弱，催眠則可，自殺不行。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安眠藥多半出自資本主義國家。所以我說它是資本主義方式。服安眠藥自殺最保險，最無痛苦。這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優越性表現之一吧。

　　我的理論基礎大抵如此。

　　理論必須聯繫實際：我究竟要採用什麼方式呢？不用細說，大家一定都能猜到：資本主義方式。好在我已經被打倒，成了「反革命分子」，這一點嫌疑我也無須避諱了。

　　在自殺行動中，決心下定以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決定用什麼方式。現在我的方式既已選定，大功告成就在眼前。我可以考慮行動的時間和地點了。

　　時間問題很容易解決：立即實行，越快越好。至於地點問題則頗費周折。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恕我借用一個當時極為流行的詞兒──要考慮大方向。大方向無非是有兩個：一近一遠。近是就在家裡，遠則要走出家門。最方便當然是在家裡。但我顧慮重重。我們家裡只有一大間一小間房子。如果在家裡實施我的計劃，夜裡服下安眠藥，早晨一起床，兩個老太太看到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她們即使不被嚇死，也必然被嚇昏。這是多麼可怕的情景呀！我一生為別人考慮過多，此時更是不得不爾。把我的屍體抬出去以後，死過人而且是死過自己親人的房間，她們敢住下去嗎？不敢，又待如何？值此世態炎涼，人情如紙的時代，誰肯誰又敢向這兩位孤苦無告的老太婆伸出援助之手呢？我現在已成為雙料的「反革命分子」：新北大公社已經給我戴上了這樣一頂帽子，如今又「自絕於人民」，是在反革命之上又加反革命了。總之，在家裡不行。

　　那就在外面吧。在外面也有一個方向問題，而且方向的頭緒更多。我首先是受了我上面提到的中文系那一位總支書記的啟發，想到了西山。西山山深林密，風光秀麗。倘我能來到此處，獵獵松濤，琮琮泉聲，頭枕松針，仰視碧空，自己親手消滅掉一生最可寶貴的生命，多麼愜意，又是多麼有詩意呀！簡直是我一生中最後的一首最美妙的詩。但是，那地方太遠，路上倘被紅衛兵截獲，那就要吃不了的兜著走了。我否定掉這個想法，又想到頤和園。過去有不少名人到這裡來尋短見，王國維是最著名的例子。可我不想學王老先生投水自盡。在山後找一個洞穴，吞下安眠藥，把花花世界丟在身後，自己一走了之。但是我又怕驚嚇了遊興正濃的遊園的仕女君子。這個主意也不妥。我想來想去，想到了後面只有一條馬路之隔的圓明園。這裡有極大的葦坑。時值初冬，蘆花正茂。我倘能走到蘆葦深處，只須往地上一躺，把安眠藥一服，自己的目的立即達到。何等乾淨，又何等利索！想到這裡，我對自己非常滿意，我高興得簡直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認為，這簡直是我的天才的火花的最後而又最光輝的一次閃爍。過此則廣陵散矣。

　　我的心情異常地平靜，平靜得讓自己都感到害怕。我沒有研究過古今自殺人的死前心理學。屈原在澤畔行吟時的心情，從他的作品中得知一二，但也不夠具體。按道理，一個人決定死是非常困難的，感情應該有極其劇烈的波動，甚至痛哭流涕，坐臥不寧，達到半瘋的地步；然後橫下一條心，慷慨死去。江淹說：「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我一沒有飲恨，二沒有吞聲。我的心情很平靜，平靜得讓我自己都感到異樣，感到不可解。

　　但是，平靜中也有不平靜。我想到明天此時，我直挺挺地躺在圓明園荒涼寂寞的大葦坑中。那裡幾乎是人跡不至的地方。不知道會隔多少時候才會有人發現了我的屍體。此時我的屍體也許已經腐爛了，也許已經被什麼鳥獸咬掉一隻胳臂或一條腿；肚子也許已經被咬開，腸子、五臟都已被吃掉；渾身血肉模糊，慘不忍睹。眼下還是一個完整的我，到了那時候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我渾身顫抖，我想不下去了。我彷彿能聽到那時候新北大公社的廣播台聲嘶力竭地一遍又一遍播放：「反革命分子季羨林自絕於人民，畏罪自殺，罪該萬死！」井岡山的廣播台也決不會自甘落伍，同新北大公社展開「打倒季羨林」的競賽。

　　但是，不管這些幻想多麼可怕，它仍然阻擋不住我那自殺的決心。決心一下，決不回頭。我心情平靜，我考慮我這五十多年的一生最後幾個鐘頭必須做的事情。我有點對不起陪我擔驚受怕的我那年邁的嬸母，對不起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伴我度過了四十年的老伴，對不起我那些兒女孫輩，對不起那恐怕數目不多的對我仍懷有深情厚誼的親戚和朋友。我對不起的人恐怕還有很多很多，我只能說一句：「到那邊再會了。」我把僅有的幾張存款單，平平淡淡地遞給嬸母和老伴，強抑制住自己，沒有讓眼淚滴在存款單上。我無言地說：「可憐的老人！今後你們就靠這一點錢生活下去吧！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自私，茫茫宇宙，就只給我留下這樣一條獨木橋了，我有什麼辦法呢？」她們一定明白我的意思的，她們的感情也沒有激動，眼淚也沒有流下。我沒有考慮立什麼遺囑，那毫無用處。伴我一生的那些珍貴的書籍，我現在管不了啦，這就是我生離死別的一幕。一切都平靜得平淡得令我害怕。

　　我半生患神經衰弱失眠症。中西安眠藥服用的成籮成筐，我深通安眠藥之學。平日省吃儉用，節約下來不少，丸與水都有，中與西兼備。這時我搜集在一起，以丸打頭，以水沖下，真可謂珠聯璧合，相輔相成。我找了一個布袋子，把安眠藥統統裝在裡面，準備走出門去，在樓後爬過牆頭，再過一條小河和一條馬路，前面就是圓明園。

　　一切都準備就緒，只等我邁步出門──

千鈞一髮

　　然而門上響起了十分激烈的敲門聲。我知道，紅衛兵又光臨了。果然，一開門便闖進來了三個學生，雄赳赳，氣昂昂，臂章閃著耀眼的紅光。他們是來押解我到什麼地方去進行批鬥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深知自己毫無發言的權力。我只是一頭被趕赴屠宰場的牲畜，任人宰割，任人驅使。我立即偷偷地放下那隻裝著安眠藥的袋子，俯首帖耳，跟著出去。家裡的兩位老太太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親人被押走。她們也同我一樣一言不發。當前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生殺大權操在別人手中的時刻。走在路上，我被夾在中間，一邊一個紅衛兵，後面還有一個，像是後衛。他們邊走邊大聲訓斥，說我的態度惡劣至極，竟敢反唇相譏。今天要給我一點顏色看，煞煞我的威風。我只有洗耳恭聽，一聲不吭。我意識到，一場特大的風暴正在我頭上盤旋。我以前看過的那一些殘酷鬥爭的場面，不意今天竟臨到自己頭上了。原來只是一個旁觀者，今天成了主角了。說心裡不害怕，那不是真話。但是害怕又有什麼用處呢？我腦袋裡懵懵懂懂，又似清楚，又似糊塗，亂成一團。我想到被綁赴刑場的場面。我還沒有被綁赴刑場去殺頭或者槍斃的經驗。我現在心裡的滋味是不是同那件事有點相似呢？我說不清楚。事實上，我認為還不如殺頭或者槍斃，那只是一秒鐘的事兒，刀光一閃，槍聲一響，我就渡過難關了。現在我卻不知道，批鬥要延長多久，也不知道，有些什麼折磨人的花樣……

　　一路之上，我不敢抬頭，不敢看別人。我不知道，別人怎樣看我。我想到魯迅的小說：《示眾》。我現在就是那個被示眾者。我周圍必然有一大群像小說中所說的觀眾。他們大概也是指指點點，議論紛紛。可惜我不可能也無心去聆聽他們的議論了。

　　不知道是怎樣一來，我就被押解到一個地方。我低頭看到地面，我知道這是大飯廳，這是全校最大的室內聚會場所。我從後門走進去，走到一間小屋子裡，那裡已經有幾個「囚犯」，都成了達摩老祖，面壁而立。我不敢看任何人，我不知道他們是誰。我也被命令面壁而立。我的耳朵還沒有堵上，我還能聽到說話的聲音，有的聲音我是熟悉的。我只覺得人影紛亂，我只聽得人聲嘈雜。到場的人一定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井岡山的人是不會來的。我屏心靜氣地站在那裡。驀地聽到一聲清脆的耳光聲，而自己臉上並沒有什麼感覺，知道是響在別的「囚犯」的臉上的。我心裡得到了一點安慰。但是立刻又聽到了一聲更為清脆的耳光聲，聲音近在眼前，我臉上有點火辣辣的。我意識到，這一聲是發生在自己臉上了。我心裡有點緊張了。可是我的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腳。我吃了老虎膽、豹子心，膽敢起來反對他們那一位女主人。他們把仇恨集中到我身上，這是很自然的。我自作自受，又何怪哉？除此以外，我想還有別的根由：有的人確實是從折磨別人中得到快感享受的。中國古代的哲人強調人禽之辨。他們的意見當然是，人高於禽獸。可是在這方面，我還是同意魯迅的意見的。他說，動物在吃人或其他動物時，張嘴就吃，決不會像人這樣，先講上一通大道理，反覆解釋你為什麼必須被吃，而吃人者又有多少偉大的道理，必須吃人。人禽之辨，也就是禽獸與人的區別，就在這裡；換句話說，禽獸比人要好，它們爽直，肚子餓了就吃人或別的動物。新北大公社的「人」，同禽獸比一比，究竟怎樣呢？

　　這些想法是後來才有的。當時我只是一頭就要被吃的牲畜，我既緊張，又恐懼；既清醒，又糊塗。我面壁而立，渾身的神經都集到耳朵上，身體上的一切部位，隨時都在準備著，承受拳打，承受腳踢。我知道，這些都只能算是序曲，大軸戲還在後面哩。

　　果然，大軸戲終於來了。我驀地聽到空中一聲斷喝，像一聲霹靂：「把季羨林押上來！」於是走上來了兩個紅衛兵。一個抓住我的右臂，擰在我的背上。一個抓住左臂，也擰在背上。同時，一個人騰出來一隻手，重重地壓在我的脖頸上，不讓我抬頭。我就這樣被押上了批鬥台，又踉踉蹌蹌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彎腰！」好，我就彎腰。「低頭！」好，我就低頭。但是脊樑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彎！」好，我就往下彎。可腿上又兇猛地被踢了一腳：「再往下彎！」好，我就再往下彎。我站不住了，雙手扶在膝蓋上。立刻又挨了一拳，還被踢了一腳：「不許用手扶膝蓋！」此時雙手懸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壓到了雙腿上，腿真有點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將」按照噴氣式飛機的構造情況，要我變成那個樣子。他們工作作風謹嚴至極。光是調整我的姿式，就用去了幾分鐘，可我的雙腿已經又酸又痛。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樣一定會招來一陣拳打腳踢。我現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咬緊牙關忍受一切了。

　　忽然聽到身後主席台上有人講話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鬥者，又有多少被批鬥者，我更不清楚。至於台下的情況，我當然不敢睜眼去看，只聽得人聲鼎沸，口號之聲震天動地。那個講話的人究竟講了些什麼，我根本沒有心思去聽。我影影綽綽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來「陪鬥」的。被鬥的主角是一個姓戈的老同志。論革命資歷，他早於三八式。論行政經歷，他擔任過河北大學校長和北大副校長、黨委副書記。這樣一位老革命，只因反對了那一位「老佛爺」，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來批鬥。我弄清楚了自己在這一次空前的大批鬥中的地位，心裡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著？是坐著？是跪著？還是坐噴氣式？我都不清楚。我只聽得清脆的耳光聲，劇烈的腳踢聲，沉重的拳頭聲，聲聲不絕。我知道他正在受難。也許有人（？）正用點著的香煙燒他的皮膚。可我自己正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況且我的雙腿已經再沒有力量支撐我的身體了，酸痛得簡直無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滿臉流汗。我咬緊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無論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則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濃痰啪地一聲吐在我的左臉上。我當然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我也只能「唾面自乾」。想用手去擦，是絕對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裡默默地數著數，希望時光趕快過去。此時鬧哄哄的大飯廳裡好像突然靜了下來，好像整個大飯廳，整個北大，整個北京，整個中國，整個宇宙，只剩下了我一個人。

　　突然間，大飯廳裡沸騰起來，一片震天的口號聲，此伏彼起，如大海波濤：批鬥大會原來結束了。我還沒有來得及鬆一口氣，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雙手，押出了會場，押上了一輛敞棚車。我意識到我的戲還沒演完，現在是要出去「示眾」了。英雄們讓我站在正中間，仍然是一邊一個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不敢看。只覺得馬路兩旁擠滿了人。有人用石頭向我投擲，打到我的頭上，打到我的臉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覺得有一千隻手揮動在我的頭頂上，有一千隻腳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張嘴向我吐著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汽車只是向前開動。開到什麼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我在這裡住了將近二十年，每一寸土地我都是稔熟的。可我現在完全糊塗了。我現在像一隻顛簸在驚濤駭浪中的小船，像一隻四周被獵犬包圍住的兔子或狐狸，像隨風飄動的柳絮，像無家可歸的飛鳥。路旁的喊叫聲驚天動地，口號聲震撼山嶽，形成了雄壯無比的大合唱。我腦袋裡胡裡胡塗，昏昏沉沉。我知道，現在是生命掌握在別人手中，橫下了一條心，聽天由命吧。

　　過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車開到了什麼地方。車猛然停了。一個人──不是學生，就是工人──一腳把我踹下了汽車。我跌了一個觔斗，躺在地上，拚命爬了起來。一個老工人走上前來，對著我的臉，猛擊一掌，我的鼻子和嘴裡立即流出了鮮血。這個老工人，我是認識的。後來，當八三四一進校時，他居然代表北大的工人階級舉著牌子歡迎解放軍。我心裡真不是滋味。他夠得上當一個工人嗎？這是後話，暫且不提。我當時嘴裡和鼻子裡鮮血都往下滴，我倉皇不知所措。忽然聽到頭頂上工人階級一聲斷喝：「滾蛋！」我知道是放我回家了；我真好像是舊小說中在「刀下留人！」的高呼聲中被釋放了的死囚。此時我的靈魂彷彿才回到自己身上。我發現，頭上的帽子早已經丟了，腳上的鞋也只剩下一隻。我就這樣一瘸一拐，走回家來。我的狼狽情況讓家裡的兩位老太太大吃一驚，然而立即轉驚為喜：我總算是活著回來了。

　　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鬥。它確實能令人驚心動魄，畢生難忘。它把人的殘酷的本性暴露無遺。然而它卻在千鈞一髮之際救了我一條命。「這樣殘酷的批鬥原來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裡想。「有此一鬥，以後還有什麼可怕的呢？還是活下去吧！」我心裡又想。可我心裡真是充滿了後怕。如果押解我的紅衛兵晚來半個小時的話，我早就爬過了樓後的短牆，到了圓明園，服安眠藥自盡了。如果我的態度稍微好一點的話，東語系新北大公社的頭領們決不會想到要煞一煞我的威風，不讓我來陪鬥，我也早已橫屍圓明園大葦塘中了。還能有比這更可怕的事情嗎？我還得到了一個結論，一條人生經驗：對待壞人有時候還是態度壞一點好。我因為態度壞，才揀了一條命。這次批鬥又彷彿是做了一次實驗，確定一個人在殘酷的折磨下能夠忍受程度的最低線。我所遭受的顯然還是在這一條線上的。這些都是胡思亂想。反正性命是揀到了。可是揀到了性命，我是應該慶幸呢？還是應該後悔？我至今也還沒有弄清楚。

　　既然決心活下去了，那就要準備迎接更殘酷更激烈的批鬥。這個思想準備我是有的。

　　我在這裡想先研究一個問題：批鬥問題。我不知道，這種形式是什麼人發明的。大概也是集中了群眾的智慧，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才發明出來的吧。如果對這種發明創造也有專利權的話，這個發明者是一個天才，他應當獲得頭等大獎。但是我認為他卻是一個愚蠢的天才。這種批鬥在形式上轟轟烈烈，聲勢浩大；實則什麼問題也不能解決。在舊社會，縣太爺或者什麼法官，下令打屁股，上夾板，甚至用竹籤刺入「犯人」的指甲中，目的是想屈打成招。現在的批鬥想達到什麼目的呢？如果只想讓被批鬥者承認自己是走資派，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罪名你不是已經用大喇叭、大字報昭告天下了嗎？承認不承認又有什麼用處呢？這個或這些發明者或許受了西方為藝術而藝術的影響，他或他們是為批鬥而批鬥。再想得壞一點，他或他們是為了滿足人類折磨別人以取樂的劣根性而批鬥。總之，我認為，批鬥毫無用處。但是，在這裡，我必須向發明者奉獻出我最大的敬意，他們精通科學技術，懂得噴氣式飛機的構造原理，才發明了噴氣式批鬥法。這種方法禽獸們是想不出來的。人為萬物之靈，信矣夫！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命揀到了，很好。但是揀來是為了批鬥的。隔了幾天，東語系批鬥開始了。原來只讓我做配角，今天升級成了主角了。批鬥程式，一切如儀。激烈的敲門聲響過之後，進來了兩個（比上次少了一個）紅衛兵，雄赳赳，氣昂昂，臂章閃著耀眼的紅光，押解著我到了外文樓。進門先在樓道裡面壁而立。我仍然是什麼都不敢看。耳旁只聽得人聲嘈雜。我身旁站著兩個面壁的人。我明白，這是陪鬥者。我在東語系工作了二十多年，現在培養出來的教員和學生，工作起來，有條不紊，滴水不漏，心裡暗暗地佩服。還沒有等我思想轉回到現場來，只聽得屋裡一聲大喊：「「把季羨林押上來！從門口到講台也不過十幾步。然而這十幾步可真難走呀！四隻手扭住了我的胳臂，反轉到背上，還有幾隻手卡住脖子。我身上起碼有七八隻手，距離千手千眼佛雖還有一段差距，然而已經夠可觀的了。可是在這些手的縫裡還不知伸進了多少手，要打我的什麼地方。我就這樣被推推搡搡押上了講台。此處是我二十年來經常站的地方，那時候我是系主任，一系之長，是座上賓；今天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階下囚。人生變幻不測，無以復加矣。此時，整個大教室裡喊聲震天。一位女士領唱。她喊一聲：「打倒××分子季羨林！」於是群聲和之。這××是可以變換的，比如從「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變為「走資派」，再變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我先聲明一句：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國民黨──，再變為什麼，我記不清了。每變換一次，「革命群眾」就跟著大喊一次。大概「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帽子都給我戴遍了。我成了北京大學集戴帽子之大成的顯赫人物！

　　我斜眼看了看主席台的桌子上擺著三件東西：一是明晃晃一把菜刀；一是裝著燒焦的舊信件的竹籃子；一是畫了紅×的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我心裡一楞，幾乎嚇昏了過去。我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對不明真相的群眾來說，三件東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發起群眾的極大的仇恨，都能置我於死地。今天我這個掛頭牌的主角看來是凶多吉少了。古人說過：「既來之，則安之。」地上沒有縫，我是鑽不進去的。我就「安之」吧。

　　「打倒」的口號喊過以後，主席恭讀語錄，什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什麼「你不打他就不倒」之類。我也不知道，讀語錄會起什麼作用。是對「革命群眾」的鼓勵呢？還是對「囚犯」的震懾？反正語錄是讀了，而且一條一條地讀個沒完。終於語錄結束了。什麼人作主旨發言──好像就是到我家去抄過家的學泰語的王某某──，歷數我的「罪狀」，慷慨激昂，義形於色。我此時正坐著噴氣式，兩腿酸痛得要命。我全身精力都集中到腿上，只能騰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聽發言。發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誣蔑、捏造、羅織、說謊。我的頭腦還是清楚的，但是沒有感到什麼忿忿不平，──慣了。他說到激昂處，「打倒」之聲震動屋瓦。宇宙間真彷彿充滿了正氣。這時逐漸有人圍了過來，對我拳打腳踢，一直把我打倒在地。我在大飯廳陪鬥時，只聽到拳打腳踢的聲音，這聲音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這次卻發生在自己身上。我是否已經鼻青臉腫，沒有鏡子，我自己看不到。不久有人把我從地上拖了起來，是更激烈的拳打腳踢。此時我想坐噴氣式也不可能了。圍攻者中我看清楚的有學印地語的鄭某，學朝鮮語的谷某某，還有學越南語（？）的王某某。前一個能說會道，有「電門」之稱，是「老佛爺」麾下的鐵桿。後二者則都是彪形大漢。「兩臂有千鈞之力」我忽然又有了被抄家時的想法：我這樣一個糟老頭子，手無縛雞之力。你們只須出一個女的鐵桿社員，就足能把我打倒在地，並且踏上一千隻腳了。何必動用你們武鬥時的大將來對付我呢？你別說，這些巨無霸還真克盡厥職，決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他們用牛刀來殺我這一隻雞。結果如何，讀者自己可以想像了。

　　我不知道，批鬥總共進行了多長的時間。真正批得淋漓盡致。我這個主角大概也「表演」（被動地表演）得不錯。恐怕群眾每個人都得到了自己那一份享受，滿意了。我忽聽得大喊一聲：「把季羨林押下去！」我又被反剪雙手，在拳頭之林中，在高呼的口號聲中，被押出了外文樓。然而革命熱情特高的群眾，革命義憤還沒有完全發洩出來，追在我的身後，仍然是拳打腳踢，我想抱頭鼠竄，落荒而逃；然而卻辦不到，前後左右，都是追兵。好像一個姓羅的阿拉伯語教員說了幾句話，追兵同仇敵愾的勁頭稍有所緩和。這時候我已經快逃到了民主樓。回頭一看，後頭沒了追兵。心彷彿才回到自己的腔子裡，喘了一口氣。這時才覺得渾身上下又酸又痛，鼻下、嘴角、額上，有點黏糊糊的，大概是血和汗。我就這樣走回了家。

　　我又經過了一場血的洗禮。

勞改的初級階段

　　跟著來的是一個批鬥的高潮期。

　　從一九六七年冬天到一九六八年春天，隔上幾天，總有一次批鬥。對此我已經頗能習以為常，「曾經滄海難為水」，我是在批鬥方面見過大世面的人，我又珍惜我這一條像駱駝鑽針眼似地揀來的性命，我再不想到圓明園了。

　　這一個高潮期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從開始直到次年的春初為批鬥和審訊階段；從春初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為批鬥、審訊加勞動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中，批鬥的單位很多，批鬥的藉口也不少。我曾長期在北大工會工作。我生平獲得的第一個「積極分子」稱號，就是「工會積極分子」。北京剛一解放，我就參加了教授會的組織和領導工作。後來進一步發展，組成了教職員聯合會，最後才組成了工會。風聞北大工人認為自己已是領導階級，羞與知識分子為伍組成工會。後經不知什麼人解釋、疏通，才勉強答應。工會組成後，我先後擔任了北大工會組織部長，沙灘分會主席。在沙灘時，曾經學習過美國競選的辦法，到工、農、醫學院和國會街北大出版社各分會，去做競選演說，精神極為振奮。當時初經解放，看一切東西都是玫瑰色的。為了開會佈置會場，我曾徹夜不眠，同幾個年輕人共同勞動，並且以此為樂。當時我有一個問題，怎麼也弄不清楚：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是什麼關係呢？這個問題常常縈繞在我腦海中。後來聽說一個權威人士解釋說：知識分子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階級。我的政治理論水平非常低。我不明白：為什麼不是工人而能屬於工人階級？為了調和教授與工人之間的矛盾，我接受了這個說法，但是心裡始終是糊里糊塗的。不管怎樣，我仍然興高采烈地參加工會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北大遷到城外以後，我仍然是工會積極分子。我被選為北京大學工會主席。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人得到了這個殊榮。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這卻成了我的特殊罪狀。北大「工人階級」的邏輯大概是：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臭知識分子，得以濫竽工人階級，已經證明了工人階級的寬洪大量，現在竟成了工人階級組織的頭兒，實在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矣。對北大「工人階級」的這種邏輯，我是能夠理解的，有時甚至是同意的。我在上面已經談到，我心悅誠服地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我有個人考慮。至於北大「工人階級」是否都是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我當時還沒有考慮。但是對當時一個流行的說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我卻大惑不解。我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雖然當了教授，當了系主任，甚至當了副校長和工會主席，可並沒有真正統治學校呀！真正統治學校的是上級派來的久經考驗的老革命。據我個人的觀察，這些老革命個個都兢兢業業地執行上級的方針政策，勤勤懇懇地工作。他們不愧是國家的好幹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都成了「走資派」，我覺得很不公平。現在又把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拉進了「統治」學校的圈子。這簡直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這個問題現在暫且不談，先談我這個工會主席。我被「打倒」批鬥以後，北大的工人不甘落後。在對我大批鬥的高潮中，他們也擠了進來。他們是工人，想法和做法都同教員和學生有所不同。他們之間的區別是頗為明顯的：工人比學生力氣更大，行動更「革命」（野蠻）。他們平常多欣賞評劇，喜歡相聲等等民間藝術。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大概發現了大批鬥比評劇和相聲要好看、好聽得多，批鬥的積極性也就更高漲。批鬥我的機會他們怎能放過呢？於是在一陣激烈的砸門聲之後，闖進來了兩個工人，要押解我到什麼地方去批鬥。他們是騎自行車來的。我早已無車可騎。這樣我就走在中間，一邊一個人推車「護駕」，大有國賓乘車左右有摩托車衛護之威風。可惜我此時心裡正在打鼓，沒有閒情逸致去裝阿Ｑ了。

　　聽說，北大工人今天本來打算把當過北大工會主席的三位教授揪出來，一起批鬥。如果真弄成的話，這是多麼難得的一齣戲呀！這要比楊小樓和梅蘭芳合演什麼戲還要好看得多。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經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另一位不知為什麼也沒有揪著，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實在是大煞風景。但是，「咱們工人有力量」，來一個就先鬥一個吧。就這樣，他們仍然一絲不苟；並沒有因為只剩下一個人，就像平常勞動那樣，偷工減料，敷衍了事。他們決不率由舊章，而是大大地發揮了創造性：把在室內鬥爭，改為「遊鬥」，也就是在室外大馬路上，邊遊邊鬥。這樣可以供更多的人觀賞，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別的什麼心。我糊里糊塗，不敢抬頭，不敢說話，任人擺佈，任人撮弄。我不知道沿途「觀禮」者有多少人。從鬧哄哄的聲音來推測，大概人數不少。口號聲上徹雲霄，中間攙雜著哈哈大笑聲。可見這一齣戲是演得成功了。工人階級有工人階級的脾氣：理論講得少，拳頭打得重，口號喊得響，石塊投得多。耳光和腳踢，我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忤。這一次不讓我坐噴氣式，這就是對我最大的安慰，我真是感恩戴德了。

　　工會的風暴還沒有完全過去，北大亞非所的「革命群眾」又來揪鬥我了。人們幹事總喜歡一窩蜂的方式，要麼都不幹，要麼都搶著幹。我現在又碰到了這一窩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大根據教委（當時還叫教育部或者高教部）的意見，成立了亞非研究所。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親自我我，要我擔任所長。其實是掛名，我什麼事情都不管。因此我同所裡的工作人員沒有任何利害衝突，我覺得關係還不錯。可是一旦我被「打倒」，所裡的人也要顯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或者別的什麼性，決不能放過批鬥我的機會。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大家可以商量研究。總之我被揪到了燕南園的所裡，進行批鬥。批鬥是在室內進行的，屋子不大，參加的人數也不多。我現在在被批鬥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爐中鍛煉過的孫大聖，大世面見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還真看不上眼。這次批鬥就是如此。規模不大，口號聲不夠響，也沒有拳打腳踢，只坐了半個噴氣式。對我來說，這簡直只能算是一個「小品」，很不過癮，我頗有失望之感。至於批鬥發言，則依然是百分之九十是胡說八道，百分之九是羅織誣陷，大約只有百分之一說到點子上。總起來看水平不高。批鬥完了以後，我輕輕鬆鬆地走回家來。如果要我給這次批鬥打一個分數的話，我只能給打二三十分，離開及格還有一大截子。

　　在一次東語系的批鬥會上──順便說一句，這樣的批鬥會還是比較多的；但是，根據生理和心理的原則，事情太多了，印象就逐漸淡化，我不能都一一記住了──，我瞥見主鬥的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的面孔以外，又有了對立面井岡山的面孔。這兩派雖然鬥爭極其激烈，甚至動用了長矛和其他自製的武器，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勢。然而，從本質上來看，二者並沒有區別，都搞那一套極左的東西，都以形而上學為思想基礎，都爭著向那一位「紅色女皇」表忠心。現在是對「敵」鬥爭了──這個「敵」就是我──，大家同仇敵愾，聯合起來對我進行批鬥，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一次鬥爭的主題是從我被抄走的日記上找出的一句話：「江青給新北大公社紮了一針嗎啡，他們的氣焰又高漲起來了。」這就犯了大忌，簡直是大不敬。批鬥者的理論水平極低──他們從來也沒有高過──，說話簡直是語無倫次。我坐在噴氣式上，心裡無端產生出卑夷之感。可見我被批鬥的水平已經猛增，甚至能有閒情逸致來評斷發言的水平了。從兩派合流我想到了自己的派性。日記中關於江青的那一句話，證明我的派性有多麼頑固。然而時過境遷，我認為對之忠貞不二的那一派早已同對立面攜起手來對付我了。我邊坐噴氣式，邊有點忿忿不平了。

　　這樣的批鬥接二連三，我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靜。我想得很多，很多；很遠，很遠。我想到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鄉下的話，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一個半文盲。我們家裡大約只有一兩畝地。我天天下地勞動。解放以後還能撈到一個貧農的地位，可以教育知識分子了。生活當然是清苦的，「人生識字憂患始」，我可以無憂無患，多麼舒服愜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學教授，可謂風光已極。然而一旦轉為「反動權威」，則天天挨批挨鬥，膽戰心驚，頭頂上還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頂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麼後悔呀！造化小兒實在可惡之至！

　　這樣的後悔藥沒有什麼用處，這一點我自己知道。我下定決心，不再去想，還是專心致志地考慮眼前的處境為佳，這樣可能有點實際的效益。我覺得，我在當時的首要任務是鍛煉身體。這種鍛煉不是一般的體育鍛煉，而是特殊的鍛煉。說明白一點就是專門鍛煉雙腿。我分析了當時的種種矛盾，認為最主要的矛盾是善於坐噴氣式，能夠坐上兩三小時而仍然能堅持不倒。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倘若在批鬥時坐噴氣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後患簡直是不堪設想。批鬥者一定會認為我是故意搗亂，罪上加罪，拳打腳踢之外，還不知道用什麼方法來懲罰我哩。我必須堅持下來，但是堅持下來又是萬分不容易的。坐噴氣式坐到半個小時以後，就感到腰酸腿痛，渾身出汗；到了後來，身子直晃悠，腦袋在發暈，眼前發黑，耳朵轟鳴。此時我只能咬緊牙關。我有時也背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我的潛台詞是：「下定決心，不怕苦痛，排除萬難，去爭取不要倒下！」你別說，有時還真有效。我堅持再堅持。到了此時，台上批鬥者發言不管多麼激昂慷慨，不管聲音多麼高，「打倒，打倒」的呼聲不管多麼驚天動地，在我聽起來，只如隔山的輕雷，微弱悠遠而已。

　　這樣的經驗，有過多次。自己覺得，並不保險。為了徹底解決，根本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我必須有點長久之計。我於是就想到鍛煉雙腿。我下定決心，每天站在陽台上進行鍛煉。我低頭彎腰，手不扶膝蓋，完全是自覺自願地坐噴氣式。我心裡數著數，來計算時間，必至眼花流汗而後止。這樣的體育鍛煉是古今中外所未有。如果我不講出來，決不會有人相信，他們一定認為這是海外奇談。今日回想起來，我真是欲哭無淚呀！

　　站在陽台上，還有另外一個作用。我能從遠處看到來我家押解我去批鬥或審訊的紅衛兵。我脾氣急，幹什麼事我都從來不晚到。對待批鬥，我仍然如此。我希望批鬥也能正點開始。至於何時結束，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站在陽台上，還有意想不到的發現。有一天，我在「鍛煉」之餘，猛然抬頭看到樓下小園內竹枝上坐著的麻雀。此時已是冬天，除了松柏翠竹外，萬木枯黃，葉子掉得精光。幾桿翠竹更顯得蒼翠欲滴。坐在竹竿上的幾隻小麻雀一動也不動。我的眼前一亮，立刻彷彿看到一幅宋畫「寒雀圖」之類。我大為吃驚，好像天老爺在顯聖，送給我了一幅畫，在苦難中得到點喜悅。但是，我稍一定神，頓時想到，這是什麼時候我還有這樣的閒情逸致。我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真可謂頑固至極，說我「死不改悔」，我還有什麼辦法不承認呢？

　　類似這樣的奇思怪想，我還有一些。每一次紅衛兵押著我沿著湖邊走向外文樓或其他批鬥場所時，我一想到自己面臨的局面，就不寒而慄。我是多麼想逃避呀！但是茫茫天地，我可是往哪裡逃呢？現在走在湖邊上，想到過去自己常在這裡看到湖中枯木上王八曬蓋。一聽到人聲，通常是行動遲緩的王八，此時卻異常麻利，身子一滾，墬入湖中，除了幾圈水紋以外，什麼痕跡都沒有了。我自己為什麼不能變成一隻王八呢？我看到腳下亂爬的螞蟻，自己又想到，我自己為什麼不能變成一隻螞蟻呢？只要往草叢裡一鑽，任何人都找不到了。我看到天空中飛的小鳥，自己又想到，我自己為什麼不能變成一隻小鳥呢？天空任鳥飛，翅膀一展，立刻飛走，任何人都捉不到了。總之，是嫌自己身軀太大。堂堂五尺之軀，過去也曾驕傲過，到了現在，它卻成了累贅，欲丟之而後快了。

　　這一些幻想毫無用處，自己知道。有用處的辦法有沒有呢？有的，那就是逃跑。我確實認真考慮過這一件事。關鍵是逃到什麼地方去。逃到自己的家鄉，這是最蠢的辦法。聽說有一些人這樣做了。新北大公社認為這是犯了王法，大逆不道，派人到他的家鄉，把他揪了回來，批鬥得加倍地野蠻殘酷。這一條路決不能走。那麼逃到哪裡去呢？我曾考慮過很多地方，別人也給我出過很多點子，或到朋友那裡，或到親戚那裡。我確曾認真搜集過全國糧票，以免出門挨餓。最後，考慮來，考慮去，認為那些都只是幻想，有很大的危險，還是留在北大吧。這是一條最切實可走的路，然而也是最不舒服，最難忍受的路，天天時時提心吊膽，等候紅衛兵來抓，押到什麼地方去批鬥。其中滋味，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然而，忽然有一天，東語系公社的領導派人來下達命令：每天出去勞動。這才叫做「勞動改造」，簡稱「勞改」，沒有勞動怎麼能改造呢？這改變了我天天在家等的窘境，心中暫時略有喜意。

　　從今以後，我就同我在上面談到的首先被批鬥的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勞動。僅在一年多以前十年浩劫初起時，在外文樓批鬥這一位老教授，我當時還濫竽人民之內，曾幾何時，我們竟成了「同志」。人世滄桑，風雲變幻，往往有出人意料者，可不警惕哉！

　　我們這一對難兄難弟，東語系的創辦人，今天同為階下囚。每天八點到指定的地方去集合，在一個工人監督下去幹雜活。十二點回家，下午兩點再去，晚上六點回家。勞動的地方很多，工種也有變換，有時候一天換一個地方。我們二人就像是一對能思考會說話的牛馬，在工人的鞭子下，讓幹什麼幹什麼，半句話也不敢說，不敢問。據我從旁觀察，從那時起，北大工人就變成了白領階級，又好像是押解犯人的牢頭禁子，自己什麼活都不幹，成了只動嘴不動手的「君子」。我頗有點腹誹之意。然而，工人是領導一切的階級，我自己只不過一個階下囚，我吃了老虎心豹子膽也不敢說三道四了。據我看，專就北京大學而論，這一場所謂「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工人整知識分子的運動。在舊社會，教授與工人地位懸殊，經濟收入差距也極大。有一些教授自命不凡，頗有些「教授架子」，對工人不夠尊重。工人心中難免蘊藏著那麼一點怨氣。在那時候他們也只能忍氣吞聲。解放以後，情況變了。到了十年浩劫，對某一些工人來說，機會終於來了。那一股潛伏的怨氣，在某一些人鼓勵煽動下，一古腦兒爆發出來了。在大飯廳批鬥面壁而立時，許多響亮的耳光聲，就來自某一些工人的巴掌與某一些教授的臉相接觸中。我這些話，有一些工人師傅可能不肯接受。但我們是唯物主義者，要實事求是，事情是什麼樣子，就應該說它是什麼樣子。不接受也否認不了事實的存在。

　　我現在就是在一個工人監督下進行勞改。多髒多累的活，只要他的嘴一動，我就必須去幹。這位工人站在旁邊頤指氣使。他橫草不動，豎草不拈，就這樣來「領導一切」。

　　這樣勞動，我心裡有安全感了沒有？一點也沒有。我並不怕勞動。但是這樣的勞動，除了讓我失掉鍛煉雙腿的機會而感到遺憾外，仍然要隨時準備著，被揪去批鬥，東語系或北大的某一個部門的頭領們，一旦心血來潮，就會派人到我勞動的地方，不管這個地方多麼遠，多麼偏僻，總能把我手到擒來。有時候，在批鬥完了以後，仍然要回原地勞動。坐過一陣噴氣式以後，勞動反而給我帶來了樂趣，看來我真已成了不可雕的朽木了。

　　無論是走去勞動，還是勞動後回家，我決不敢，也不願意走陽關大道。在大道上最不安全。戴紅袖章手持長矛的紅衛兵，三五成群，或者幾十成群，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在路上，大有「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概。像我這樣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幫」分子。我們滿臉晦氣，目光呆滯，身上鶉衣百結，滿是塵土，同叫花子差不多。況且此時我們早已成了空中飛鳥，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我們一拳或一個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動」，這能表現「革命」的義憤，會受到尊敬的。連十幾歲的小孩都知道我們是「壞人」，是可以任意污辱的。丟一塊石頭，吐幾口吐沫，可以列入「優勝紀略」中的。有的小孩甚至拿著石灰向我們眼裡撒。如果任其撒人，眼睛是能夠瞎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也不敢還口，更不敢還手。只有「夾著尾巴逃跑」一途。有一次，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手裡拿著一塊磚頭，命令我：「過來！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幾步，逃跑。我還不敢跑得太快，否則嚇壞了我們「祖國的花朵」，我們的罪孽就更大了。我有時候想，如果我真成了瞎子，身上再被「踏上一千隻腳」，那可真是如墮入十九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敢走陽關大道怎麼辦呢？那就專揀偏僻的小路走。在十年浩劫期間，北大這樣的小路要比現在多得多。這樣的小路大都在老舊房屋的背後，陰溝旁邊。這裡垃圾成堆，糞便遍地，雜草叢生，臭氣熏天。平常是絕對沒有人來的。現在卻成了我的天堂。這裡氣味雖然有點難聞，但是非常安靜。野貓野狗是經常能夠碰到的。貓狗的「政治覺悟」很低，完全不懂「階級鬥爭」，它們不知道我是「黑幫」，只知道我是人，對人它們還是怕的。到了這個環境裡，平常不敢抬的頭敢抬起來了。平常不敢出的氣現在敢出了，也還敢抬頭看蔚藍色的天空，心中異常地快樂。對這裡的臭氣，我不但不想掩鼻而過，還想盡量多留一會兒。這裡真是我這類人的天堂。

　　但是，人生總是禍不單行的，天堂也決非能久留之地。有一天，我被押解著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還有殘留的釘子。我一不小心，腳踏到上面，一寸長的釘子直刺腳心，鞋底太薄，阻擋不住釘子。我只覺腳底下一陣劇痛，一拔腳，立即血流如注。此時，我們那個牢頭禁子，不但對此毫不關心，而且勃然大怒，說：「你們這些人簡直是沒用的廢物！」所謂「無用的廢物」，指的就是教授。這我和他心裡都是明白的。我正準備著挨上幾個耳光，他卻出我意料大發慈悲，說了聲：「滾蛋吧！」我就乘機滾了蛋。我腳痛得無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我只能用一隻腳正式走路，另一隻是被拖著走的。就這樣一瘸一拐地走回家來。我不敢進校醫院，那裡管事的都是公社派，見了我都會怒目而視，我哪裡還敢自投羅網呢？看到我這一副狼狽相，家裡的兩位老太太大吃一驚，也是一籌莫展，只能採用祖傳的老辦法，用開水把傷口燙上一燙，抹點紅藥水，用紗布包了起來。下午還要去勞動。否則上邊怪罪下來，不但我吃不消，連那位工人也會受到牽連。我現在不期望有什麼人對我講革命的人道主義，對國民黨俘虜是可以講的，對我則不行，我已經被開除了「人籍」，人道主義與我無干了。

　　此時，北大的兩派早已開始了武鬥。兩派都創建了自己的兵工廠，都有自己的武鬥隊。兵器我在上面已經提到一點。掌權的公社派當然會闊氣非凡。他們把好好的價值昂貴的鋼管鋸斷，磨尖，形成了長矛，拿在手裡，威風凜凜。井岡山物質條件差一點，但也拼湊了一些武器。每一派各據幾座樓，相互鬥爭。每一座樓都像一座堡壘，警衛森嚴。我沒有資格親眼看到兩派的武鬥場面。我想，武鬥之事性命交關，似乎應該十分嚴肅。但是，我被監工頭領到學生宿舍區去清理一場激烈的武鬥留下的戰場。附近樓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滿了磚頭石塊，是兩派交戰時所使用的武器。我們的任務就是來清除這些垃圾。但是，我猛一抬頭，瞥見一座樓的窗子外面掛滿了成串的破鞋。我大吃一驚，繼而在心裡莞爾一笑。關於破鞋的故事，我上面已經談過。老北大都知道破鞋象徵著什麼，它象徵的就是那一位「老佛爺」。我真覺得這些年輕的大孩子頑皮到可愛的程度。把這兵戎大事變成一幕小小的喜劇。我臉上沒有笑意已經很久很久，笑這個本能我好像已經忘掉了。不意今天竟有了想笑的意思。這在囚徒生活中是一個輕鬆的插曲。

　　但是，真正的武鬥，只要有可能，我還是盡量躲開的。這種會心的微笑於無意中得之，不足為訓。我現在是「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兩派中哪一派都把我看做敵人。我若遇到武鬥而躲不開的話，誰不想拿我來撒氣呢？我既然憑空撿了一條命，我現在想盡力保護它。我雖然研究過比較自殺學，但是，我現在既不想自殺，也不想他殺。我還想活下去哩。

　　勞改初級階段的情況，大體如此。

大批鬥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時光流逝得平平靜靜。

　　但是我卻一點平靜都沒有。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提心吊膽中。不管是什麼時候，也不管是什麼地方，在家裡，在勞動的地方，紅衛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著到什麼地方去接受批鬥，同勞改前一模一樣。因此，即使在一個非常僻遠幾乎是人跡不到的地方，只要遠處紅衛兵的紅袖章紅光一閃，我就知道，自己的災星又到了。我現在已經變成了不會說話的牲畜，一言不發，一句不問，乖乖地被押解著走。走到什麼地方去，只有天曉得。這種批鬥同勞改前沒有任何差別，都是「行禮如儀」，沒有任何的花樣翻新。噴氣式我已經坐得非常熟練，再也不勞紅衛兵用拳打腳踹來糾正我的姿式了。我在陽台上爭分奪秒的鍛煉也已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坐噴氣式姿勢優美，無懈可擊；雙腿微感不適，再也沒有酸痛得難忍難受之感了。對那些比八股都不如的老一套胡說八道謊話連篇的所謂批判發言，我過去聽得就不多，現在更是根本不去聽，「只等秋風過耳邊」了。總之，批鬥一次，減少勞動一次，等於休息一次。我在批鬥的煉獄中已經接近畢業，應該拿到批鬥實踐學的學士證書了。

　　可是，有時候紅衛兵押著我不是去批鬥，而是去審訊，地方都在外文樓，但不總是在一間屋子裡。其中奧秘我不得而知。一進屋子，東語系公社的領導──恕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官職──一排坐在那裡，面色嚴肅，不露一絲笑容，像法庭上的法官。我走進去，以為也要坐噴氣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讓我站在那裡，而且允許抬頭看人。我實在感到異常彆扭。我現在已經成為《法門寺》的賈桂了。原來我在這種場合，態度很不好。自從由於態度不好而揀回一條命以後，我的態度好多了。我覺得，態度不好，一點用處也沒有。他們審訊的主題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幾百萬字的日記中，捕風捉影，挖出幾句話，斷章取義，有時還難免有點歪曲。我在洗耳恭聽之餘，有時候覺得他們羅織得過於荒謬，心中未免有點發火。這當然會影響我的態度，但是我盡量把心中的火壓下去。在被抄走的幾百萬字的手稿和日記中，想用當時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學的誣陷的方法挖出片言隻字，進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們還一定要強迫我回答。不說不行，說又憋著一肚子氣，而這氣又必須硬壓下去。這種滋味真難受呀！有時候我想，還不如坐在噴氣式上，發言者的胡說八道可以不聽，即使挨上幾個耳光，也比現在這樣憋氣強。俗話說：「這山望著那山高」。我難道說也是望著被批鬥的那一座山高嗎？

　　審訊我的人，不是東語系原來的學生，就是我親手請進來的教員。我此時根本沒有什麼「忘恩負義」的想法。這想法太陳腐了。我能原諒他們中的大部分。他們同我一樣，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評斷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個別的人，比如一位朝鮮語教員，是公社的鐵桿，對審訊我表現出反常的積極性，難道是想用別人的血染紅自己的頂子，期望他的「女皇」對他格外垂青，飛黃騰達嗎？還有一位印尼語教員，平常對我畢恭畢敬，此時也一反常態，積極得令人吃驚。原來他的屁股並不乾淨，解放前同進步學生為敵，參加過反蘇遊行。想以此來掩蓋自己的過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後來終於被人揭發，用資本主義的自殺方式去見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遺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語教員。這是一位很老實很正派的人，我們平常無恩無怨，關係還算是過得去的。現在他大概在東語系公社中並不是什麼主要人物，被分配來仔細閱讀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記和手稿。我比誰知道得都清楚，這是一件萬分困難，萬分無聊的工作。在摞起來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記和手稿中，尋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證，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幾句話來，就有了足夠批鬥我一次的資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字一個字地細讀，那就需要有極大的耐心，既傷眼力，又傷腦筋。讓我再讀一遍，我都難以做到。然而這一位先生──我沒有資格稱他為「同志」──卻竟然焚膏繼晷，把全部資料都讀完了，提供了不少批鬥的資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興趣來研究「季羨林學」，那還值得。但我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讀了那樣多的資料，費了那麼大的力量，對他來說不是白白浪費自己的生命嗎？反過來說，如果他用同樣大的力量和同樣多的時間，讀點阿拉伯語言、文學或文化的資料，他至少能寫成一篇像樣的論文，說不定還能拿到碩士學位，被提升一級哩。因此，我從內心深處同情他，覺得對他不起。可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麼辦法呢？

　　東語系對我的審訊，並不總是心平氣和的，有時候也難免有點劍拔弩張。但是沒有人打我耳光，我實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

　　即使是這樣，這種勞改、批鬥和審訊三結合的生活，確也讓我感到厭煩。我又有了幻想。我幻想能有一個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發善心，結束這一場浩劫，至少對像我這樣無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從來沒有相信過任何教門，上帝，天老爺，佛爺，菩薩，我都不去祈禱。我想到的是我們國家領導人。在勞改、批鬥之餘，夜裡在暗淡的燈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氣氛中──同一個單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敵人，反革命分子」，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還鼓動我們家兩位老太太，同我劃清界限。我們的老祖直截了當地告訴她說：「我們還靠他吃飯哩！」──我伏案給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寫信，妄想世間真會出現奇跡。但是世間怎會出現奇跡呢？世間流傳的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寫這些信，等於瞎子點燈，白費一支蠟。我卻一廂情願，癡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睜眼，「文化大革命」結束，我這個鬼再轉變成人。那夠有多麼好呀！在瀰漫宇宙彷彿凝固起來的黑暗中我隱隱約約從「最高樓」（陳寅恪先生有詩曰：「看花愁近最高樓」）上看到流出來的一線光明。然而最終證明，這只是一片海市蜃樓，轉瞬即逝。我每天仍然是勞改、批鬥、審訊。

　　就是在家裡，不勞改，不批鬥，不審訊，日子也過得不得安生。同住一單元的要同我劃清界限的那一位太太，我在上面已經談過幾句了。但是麻煩還不止這一些。她逼我把存在他們屋中的據說北京只有一張的紅木七巧桌和大沙發搬出來。我真是進退兩難。我現在只剩下堆滿了東西的一大間和一小間房子。這些大傢伙往哪裡放呢？樓下存書的車庫，抄家之後，一片狼藉，成了垃圾堆，我看都不忍看。沙發和七巧桌無論如何也是搬不進去的。火上加油，樓下住的一位女教員還貼出小字報，要我把書搬出車庫。我此時一個朋友也沒有，誰都視我如瘟神，我向誰求援呢？我敢走出去嗎？我好像是烏江邊上四面楚歌的項羽。幸虧我已經研究過比較自殺學，我決不自刎。我還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樣呢？我真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了。

　　但是來的卻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更大的災難。

　　我勞改了整整一九六八年的一個春天。此時大地重又回春。大自然根本不理會什麼「文化大革命」，依舊繁花似錦，奼紫嫣紅，燕園成了一片花海。人人都喜歡春天，而我又愛花如命。但是，到了此時，我卻變成了一個色盲，紅紅綠綠，在我眼睛裡統統都成了灰色。

　　但是，在另一方面，爛漫的春光卻喚醒了「革命家」的「革命」熱情。新北大公社的頭子們謹遵「一年之計在於春」的古訓，決定使自己的工作水平再提高一步，著重發明創造，避免故步自封，想出了一套嶄新的花樣。對象當然還是這百十口子囚徒。他們之中是否有真正想「革命」的，我說不準。但是，絕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體的話，卻絕對是以虐待別人來取樂的。人類的劣根性，過去被掩蓋住，現在完全「解放」了。他們可以為所欲為了。我在這裡順便著聲明幾句：在北大幾千名工人中，在北大上萬名學生中，參加這個活動的只是極少數。他們平常就是一些調皮搗蛋，耍奸賣滑、好吃懶做、無巧不沾的類似地痞流氓的人物。現在天賜良緣，得到了空前的千金難買的好機會，可以施展自己的本領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五四運動的紀念日，中國規定的青年節，我們這一批囚徒一個個從家中被押解到了煤廠。提起煤廠，真正是大大地有名。顧名思義，這裡是貯存煤炭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時期，裡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擁護「老佛爺」的。運煤工人當然個個都是身強體壯的彪形大漢，對付煤塊他們有勁；對付我們這一批文弱書生，他們的勁有極大的剩餘。他們打一個耳光或踢上一腳，少說也抵得上《水滸傳》裡的黑旋風和花和尚。具體的感受不可言宣，只有我們這些人的骨肉才說得清楚。特別是浩劫第一階段重點在批走資派的那一階段在煤廠勞改過的「走資派」，一提到煤廠，無不不寒而慄，談虎色變，簡直像談到國民黨的渣滓洞一樣。

　　現在我們這一批囚徒又被押到這裡來了。我仔細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囚徒，而是「擇優錄取」，或是「優化組合」，選了一批特別「罪大惡極」的。其中有「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點了名的陸平和彭佩雲等等。我們每一個人的脖子上都被帶上了一塊十幾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寫著自己的名字。我們被命令坐在地上，誰也不敢出聲。我估計批鬥的時間不會短的。為了保險起見，先請求允許到便所去一趟。路頗遠，我仍然掛著木牌，嘀哩噹啷，踉踉蹌蹌，艱難跋涉，到了目的地，趕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務，回去坐在地上待命。我心裡直打鼓，誰知道，這是一陣什麼樣的風暴呢？

　　時間終於到了，雖然不是午時三刻，然而滋味也差不多。只聽到遠處一聲大喝：「把他們押走！」於是上來了一大堆壯士，每兩個對付一個囚犯，方式沒有改變，雙臂被擰到背後，脖子上還有兩隻粗壯的手。走了很長的路，才到了我依稀認出的當時的學三食堂。從左邊的門進去，排成一行，坐上了噴氣式。這裡沒有講台，主持人和發言者也都站在平地上一張桌子的後面。我只瞥見我的右手是彭佩雲。其餘的人的排列順序就看不清了。行禮一切如儀。先是聲震屋瓦的「打倒」聲，大概每一個囚犯都打倒一遍。然後恭讀語錄，反正仍然是那一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等。接著是批判發言。說老實話，我一個字都沒有聽見，我一個字也不想聽到，那一套胡說八道，我已經聽夠了，聽膩了。我只聽到發言者為了對什麼人表示忠誠，發言時聲嘶力竭，簡直成了嚎叫。這對我毫無影響，對這些東西我的神經已經麻木了。我最關心的是希望批鬥趕快結束。我無法看錶，大概當時手錶是沒有戴的。我在心裡默默地數著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數下去，數到了二三千了，耳邊狼嚎之聲仍然不斷。可我這雙經過鍛煉的腿實在有點吃不消了，眼裡也冒出了金星，腦袋裡昏昏沉沉，數也數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佩雲面前的地上已經被頭上流下來的汗水滴濕。我自己面前怎樣，我反而沒有注意。此時只覺得脖子上的木牌越來越重，掛牌子的鐵絲越來越往肉裡面扎。我處於半昏迷的狀態之中。

　　又過了不知多久，耳邊只聽得一聲斷喝：「把他們都押出去！」我知道，儀式結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大飯廳的批鬥一樣，儀式並沒有完全結束。「老鼠拉木鍁，大頭還在後面」。我被押出了學三食堂，至少有三個學生或工人在「服事」我。雙臂被彎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幾隻手在卡住，頭當然抬不起，連身子也站不直。就這樣被拖到馬路上。兩旁有多少人在「欣賞」，我說不出來，至少比在大飯廳批鬥時還要多。只聽得人聲嘈雜，如夏夜的蚊聲。這又是一次遊鬥；但是比上次的速度可要快多了。我身上有那麼多累贅，又剛坐過噴氣式。要讓我自己走路，我是走不這麼快的。於是我身旁的年輕人就拖著我走，不是架著，好像拖一隻死狗。我的鞋在水泥馬路和石頭上同地面磨擦。鞋的前頭已經磨破，磨透，保護腳趾的襪子當然更不值得一磨，於是腳趾只好自己出馬。這樣一來，其結果如何，概可想見。當時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無法知道，連痛的感覺都一點也沒有。小石塊又經常打在頭上。我好像已經失去知覺，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間，還是在夢中。自己被拖到什麼地方，走的哪一條路，根本不知道。看樣子好像已經拖到了大飯廳。不知道怎樣一來，又被拖了回來。幾個人把我往地上一丟。我稍一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廠門外。

　　這一次行動真是非同小可。比上幾次的批鬥和遊鬥都不一樣。我已經完全筋疲力盡，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頭腦發昏，眼睛發花，耳朵裡嗡嗡作響，心裡砰砰直跳。在朦朧中感覺到腳指頭流出了血，刺心地痛。我完全垮了。此時周圍一下子靜了下來，批鬥的人走了，欣賞者也興盡到什麼地方去吃飯了。抬眼看到身旁還有兩個人：一個是張學書，一個是王恩湧。宇宙間好像只剩下我們三個被批鬥者。他倆比我年輕，身體也結實。是他們倆把我扶了起來，把我扶回了家。這種在苦難中相濡以沫的行動，我三生難忘。

太平莊

　　我原以為，或者毋寧說是希望，在大批鬥以後，能恩賜兩天的休息時間。我實在支持不住了。

　　然而「造反派」的脾氣卻不是這樣。

　　他們要趁熱打鐵。

　　就在大批鬥的第二天，我們一百多號「黑幫分子」接到命令，到煤廠去集合，而且要帶上行李。我知道又出了新花樣，還不曉得要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哩。我心裡真不是滋味，覺得非常淒涼。當我扛著行李走在那一條倚山傍湖的曲徑上時，迎面遇到前一陣被當做走資派批鬥過的姓胡的經濟系教授。他雖然還沒有「解放」，仍然是一臉晦氣；但他畢竟用不著到煤廠去集合了。在我當時的眼中，他已是神仙中人，真讓我羨煞。

　　我戰戰兢兢地走進了煤廠。對我們「反革命分子」來說，這裡是非常令人發怵的地方，無異於閻王殿。昨天的記憶猶新，更增加了我的恐怖感。我走了進去，先被領到一個牆外的木牌子下面，低頭彎腰，站在那裡。這是第一個下馬威。我隨時準備著臉上，頭上，肩上，背上，腳上，被打上幾個耳光，挨上幾拳，被踢上幾腳。然而，這些都沒有發生。我覺得這十分反常，心裡很不踏實，很不舒服。覺得這不一定是吉兆，其中暗藏著殺機。然而我又不能虔心請求，恩賜幾個耳光，那樣我才會覺得正常，覺得舒服。我只有把這痛苦的不安埋在自己心中。

　　過了一會兒，我們這一群「黑幫」被命令排成兩列縱隊。一個新北大公社學生模樣的人，大模大樣，右手執鋼管製成的長矛一根。開口訓話，講了一大篇歪理。我們現在沒有坐噴氣式，能夠清清楚楚地聽懂他說的話。其中警句頗為不少，比如：「你們這一群王八蛋，你們的罪惡，鐵證如山，誰也別夢想翻案！」他幾次抖動手裡的長矛，提高聲音說：「老子的長矛是不吃素的！」這一點我最清楚，而且完全相信。因為他們的長矛確實曾吃過幾次人肉了，其中包括校外一個中學生的肉。我現在只希望，他們這吃肉的長矛不要吃到我身上來。當時殺死一個「黑幫」等於殺死一隻蒼蠅，不但不會受到法律制裁──哪裡還有什麼法律！──反而會成為「革命行動」。在訓話的同時，有人就從我們黑幫隊伍中拖出幾個人去，一個耳光或用腳一踹，打倒在地，然後幾個人上去猛揍一頓，鼻青臉腫，一聲不敢吭，再回到隊伍中。這是殺雞給猴看的把戲，我是懂得的。我只是不知道他們拖人的原則，生怕自己也被拖出去，心裡嚇得直打哆嗦。我幸而只是猴子，沒有成雞。

　　殺雞的把戲耍完，們在長矛隊的押解下，「黑幫」排隊登上了幾輛敞篷車，開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俗稱二百號。路上大約走了一個小時。到了以後，又下車整隊，只能有一輛車開往我們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我們勞改的地方太平莊。從二百號到太平莊，還有四五里路是要步行的。可是在列隊時，我們幾個年老的黑幫被叫出隊列。這次不是要殺雞給猴看了，而是對我們加以優待。我們可以乘車到太平莊，其餘的人都要步行。這次天恩高厚，實在出我意外。你能說人家一點人道主義也沒有嗎？我實在真是受寵若驚了。

　　到了太平莊以後，我們被安排在一些平房裡住下。我不知道，這些平房是幹嘛用的。現在早已荒廢不用。門窗幾乎沒有一扇是完整的。屋裡到處佈滿塵土，木板床上也積了很厚的土。好在我們此時已經不再像人。什麼衛生不衛生，已經同我們無關了。每屋住四個黑幫，與我同屋的有東語系那一位老教授，還有我非常熟悉的國政系的一位姓趙的教授。他好像是從走資派起一直到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全程陪同」，一步沒缺。我們都是熟人；但沒有一個人敢吭上一聲，敢笑上一笑。我們都變成了失掉笑容不會表情的木雕泥塑。我們都從「人」變成了「非人」；這也算是一種「異化」吧。

　　我此時關心的決不是這樣的哲學問題，就只是想喝一點水。我從早晨到現在滴水沒有入口。天氣又熱，又經過長途跋涉，渴得難以忍受。我木然坐在床板上，心裡想的只是水、水、水。

　　如果我眼前有一點水的話，不管是河水，湖水，還是海裡的水，坑裡的水，甚至臭溝裡的水，我一定會埋頭狂飲。我感覺到，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有水喝。我夢想，「時來運轉風雷動」，我一旦被「解放」，首先要痛痛快快地喝一通水。如果能有一瓶冰鎮啤酒，那就會賽過玉液瓊漿了。

　　「水，水，水」，我心裡想。

　　但是一滴水也看不到。我忽然想到在大學唸書時讀過的英國浪漫詩人柯勒律治（Coleridge）的《古舟子詠》（Ancient　mariner），其中有一行是：

　　　　Water，water，everywhere（水，水，到處都有）。
　　　　　　◇
　　這裡指的是海水。到處有水，卻是鹹的，根本沒法子喝。我此時連鹹水也看不到，我眼前只有一片乾黃的塵土。同古舟子正相反，我是：

　　　　Water，water，nowhere（水，水，無處有水）。
　　　　　　◇
　　我坐在那裡，患了思水狂。恍恍惚惚，不知呆了多久。

　　此地處在燕山腳下，北倚大山，南面是縱橫交錯的田疇。距離居民聚居的太平莊，還有一段路。實際上它孤立在曠野之中。然而押解我們到這裡來的革命小將和中將，對於這個風景宜人宛如世外桃園的地方，卻怕得要命。他們大概害怕，人數遠遠超過他們的黑幫會團結起來舉行暴動。所以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他們都是手持長矛。他們內心是膽怯的。其實我們這一群手無縛雞之力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哪裡還能有什麼暴動的能力和勇氣呢？我們只是虔心默禱上蒼，願不吃素的長矛不要刺到我們身上，我們別無所求，別無所圖。看了他們這種戰戰兢兢的神氣，心裡覺得非常可笑。

　　到了夜裡，更是戒備森嚴，大概是怕我們逃跑，試問在曠野荒郊中我們有逃跑的能力和勇氣嗎？也許是押解人員真正心慌。他們傳下命令：夜裡誰也不許出門，否則小心長矛！如果非到廁所去不行，則必須大聲喊：「報告！」得到允許，才能行動。有一天夜裡，我要小便，走出門來，萬籟俱寂，皓月當空。我什麼人都看不到，只好對空高呼：「報告！」在黑影裡果然有了人聲：「去吧！」此人必然是長矛在手，但是我沒有見到人影。我們是來勞動改造的。勞動是我們的主課。第二天早晨，我們就上了半山，課程是栽白薯秧。按說這不是什麼累活。可是我拖著帶傷的身體，跪在地上，用手栽秧，感到並不輕鬆。但是我仍然賣勁地幹，一點不敢懈怠。可是我頭上猛然挨了一棒，抬頭看到一個一手執長矛一手執棒的押解人員，他厲聲高喊：「季羨林！你想挨揍嗎？！」我不想挨揍，只好低下頭，用出吃奶的力氣來幹活，手指頭磨出了血。

　　此地風光真是秀美。當時是初夏，桃花、杏花早已零落；但是周圍全是樹林，綠樹成蔭，地上開滿了各種顏色的小花。如錦繡一般。再往上看，是高聳入雲的山峰。在平常時候，這樣美妙的大自然風光，必然會引起我的興趣，大大地欣賞一番。但是此時，我只防備頭上的棒子，欣賞山水的閒情逸致連影兒都沒有了。也許真是積習難除，在滿身泥污，汗流浹背的情況下，我偶一斜眼，瞥見蒼翠欲滴的樹林，心裡湧起了兩句詩：

　　　　栽秧燕山下

　　　　慊然見綠林
　　　　　　◇
　　當年陶淵明是「悠然見南山」。我此時卻是「悠然」不起來的，我只能「慊然」。大自然不關心人間的階級鬥爭，不管人間怎樣「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它依然顯示自己的美妙。我不「慊然」能行嗎？

　　我幹了幾天活以後，心理的負擔，身體的疲勞，再加上在學校大批鬥時的傷痕，我身心完全垮了。睪丸忽然腫了起來，而且來勢迅猛，直腫得像小皮球那樣大，兩腿不能併攏起來，連站都困難，更不用說走路。我不但不能勞動，連走出去吃飯都不行了。押解人員大發慈悲，命令與我同住的那一位東語系的老教授給我打飯，不讓我去栽秧，但是不幹活是不行的，安排我在院子裡揀磚頭石塊，扔到院子外面去。我就裂開雙腿，爬在地上，把磚石揀到一起，然後再爬著扔到院子外面。此時，大隊人馬都上了山，只有個別的押解人員留下。不但院子裡寂靜無聲，連院子外面，山腳下，樹林邊，田疇上，小村中也都是一片靜寂。靜寂鋪天蓋地壓了下來，連幾里外兩人說話的聲音都能聽到。久住城市的人無法領會這種情景。我在彷彿凝結了起來的大寂靜中，一個人孤獨地在地上爬來爬去。我不禁「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了。

　　又過了兩天，押解人員看到我實在難熬，睪丸的腫始終不消，便命令我到幾里外的二百號去找大夫。那裡駐有部隊，部隊裡有醫生。但是鄭重告誡我：到了那裡一定要聲明自己是「黑幫」。我敬謹遵命，裂開兩腿，夾著一個像小球似的睪丸，蝸牛一般地爬了出去。路上碰到黑幫難友馬士沂。他推著小車到昌平縣去買菜。他看到我的情況，再三誠懇地要我上車，他想把我推到二百號。我吃了豹子心老虎膽也不敢上車呀！但是，他這一番在苦難中的真摯情意，我無論如何也是忘不了的。

　　我爬了兩個小時，才爬到二百號。那裡確實有一個解放軍診所。裡面坐著一個穿軍服的醫生。他看到了我，連忙站起來，滿面春風地要攙扶我。我看到他軍服上的紅領章，這紅色特別鮮艷耀眼，閃出了異樣的光彩。這紅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我要求的一切。可是我必須執行押解人員的命令。我高聲說：「報告！我是黑幫！」這一下子壞了。醫生臉上立刻晴轉陰，連多雲這個階段都沒有。我在他眼中彷彿是一個帶愛滋病毒的人，連碰我一下都不敢，慌不迭地連聲說：「走吧！走吧！」我本來希望至少能把我的睪丸看上一眼，給我一點止痛藥什麼的。現在一切都完了，我眼前的紅色也突然暗淡下來。我又爬上了艱難的回程。

　　人類忍受災難和痛苦的能力，簡直是沒有底兒的，簡直是神秘莫測的。過了幾天，我一沒有停止勞動，二沒有服任何藥，睪丸的腫竟然消了。我又能夠上山幹活了。此時，白薯秧已經栽完。押解人員命令我同東語系那一位老教授上山去平整桃樹下的畦。我們倆大概算是一個勞動小分隊，由一名押解人員率領，並加以監督。他是東語系阿拉伯語教員。論資排輩，他算是我們的學生。但現在是押解人員，我們是階下囚，地位有天壤之別了。就我們這兩個瘦老頭子，他還要嚴加戒備，手執長矛，威風凜凜，宛如四大天王中的一個天王。這地方比下面栽白薯秧的地方，更為幽靜，更為秀美。但是我哪裡有心去欣賞呢？

　　我們的生活──如果還能算是「生」，還能算是「活」的話──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吃飯的地方在山腳下，同我們住的平房群隔一個乾涸的沙灘。這裡房子整潔，平常是有人住的。廚房就設在這裡。押解人員吃飯坐在屋子裡，有桌有椅，吃的東西也不一樣。我們吃飯的地方是在房外的草地上，樹跟下；當然沒有什麼桌椅。吃的東西極為粗糙，粗米或窩頭，開水煮白菜，炸油餅等算是珍饈，與我們絕對無緣。我們吃飯不過是為了維持性命。除了幹活和吃飯睡覺外，別的任何活動都沒有。

　　但是，我們也有特殊的幸福之感：這裡用不著隨時擔心被批鬥。批鬥我們的單位都留在校內了。在這裡除了偶爾挨上一棒或一頓罵之外，沒有噴氣式可坐，沒有胡說八道的批鬥發言。這對我們來說已是最大的幸福。

　　我們真希望長期待下去。

棚中花絮

　　這裡的所謂「花絮」，同平常報紙上所見到的大異其趣。因為我一時想不出更恰當的名稱，所以姑先借用一下。我的「花絮」指的是同棚難友們的一些比較特殊的遭遇，以及一些瑣瑣碎碎的事情，都是留給我印象比較深的。雖是小事，卻小中見大，頗能從中窺探出牛棚生活的一些特點。又由於大家都能瞭解的原因，我把人名一律隱去。知情者一看就知道是誰，用不著學者們再寫作《〈牛棚雜憶〉索引》這樣的書。

　　【一、圖書館學系一教授】

　　這位教授作過北京圖書館的館長，是國內外知名的圖書館學家和敦煌學家。我們早就相識，也算是老朋友了。這樣的人在十年浩劫中難以倖免，是意中事。我不清楚加在他頭上的是些什麼莫須有的罪名。他被批鬥的情況，我也不清楚。不知道是怎樣一來，我們竟在牛棚中相會了。反正我們現在早已都變成了啞巴，誰也不同誰說話。幸而我還沒有變成瞎子，我還能用眼睛觀察。

　　在牛棚裡，我輩「罪犯」每天都要寫思想匯報。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間訓話時，完全出我意料，這位老教授被叫出隊外，一記清脆響亮的耳光聲在他臉上響起，接著就是拳打腳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裡。原來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紙來寫思想匯報，遞到牢頭禁子手中。在當時那種陰森森的環境中，我一點開心的事情都沒有。這樣一件事卻真大大地讓我開心了一通。我不知道，這位教授是出於一時糊塗，手邊沒有別的紙，只有使用手紙呢？還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膽，有意嘲弄這一幫趾高氣揚，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牢頭禁子？如果是後者的話，他簡直是視這一般手操生殺大權的丑類如草芥。可以載入在舊社會流行的筆記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為我們這一批階下囚出了一口氣。

　　【二、法律系一教授】

　　這位教授是一個老革命幹部，在抗日戰爭以前就參加了革命。他的生平我不清楚。他初調到北大來時，曾專門找我，請我翻譯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論》。從那時起，我們就算是認識了。以後在校內外開會，經常會面。他為人隨和、善良，具有一個老幹部應有的優秀品質。我們很談得來。誰又能料得到，在十年浩劫中，我們竟有了「同棚之誼」。

　　在黑幫大院裡，除非非常必要時，黑幫們之間是從來不互相說話的。在院子裡遇到熟人，也是各走各的路，各低各的頭，連眼皮都不抬一抬。我同這位教授之間的情況，也並不例外。

　　有一天，是一個禮拜天，下午被牢頭禁子批准回家的「罪犯」，各個按照批准回棚的時間先後回來了。我正在牢房裡坐著，忽然看到這一位老教授，在一個牢頭禁子的押解下，手中舉著一個寫著他自己名字的牌子，走遍所有的一間間的牢房，一進門就高聲說：「我叫某某某，今天回來超過了批准的時間，奉命檢討，請罪！」別的人怎麼樣，我不知道。我卻是毛骨悚然，站在那裡，不知所措。

　　【三、東語系一個女教員】

　　她是東語系教蒙古語的教員。為人耿直，裡表如一，不會虛偽。「文化大革命」一起，不知道是什麼人告密，說她是國民黨三青團的骨幹分子。這完全是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也根本沒有旁證。大概是因為她對北大那一位女野心家不夠尊敬，莫須有的「罪名」浸浸乎大有變成「罪行」之勢。當我同東語系那一位老教授被勒令勞動的時候，最初只有我們兩個人，在學校東門外的一個頗為偏僻的地方，揀地上的磚頭石塊，有一個工人看管著我們。有一天，忽然這一位女教員也去了。我有點困惑不解。我問她，是不是系革委會命令她去的？她回答說：不是。「既然不是，你為什麼自己來呢？」「人家說我有罪，我就有了有罪的感覺。因此自動自願地來參加勞動改造了。」她這種邏輯真是匪夷所思。「其愚不可及也。」這是我心中的一閃念。我對於這種類似耶穌教所謂「原罪」的想法，覺得十分奇怪，十分不理解。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她這個人的為人。但是，在我當時的處境中，自己是專政的對象，「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我敢說什麼呢？

　　如此過了一些時候。等我們被押解到太平莊去勞動的時候，「罪犯」隊伍裡沒有她。這是理所當然的。焉知禍不單行，古有明訓。等我們從太平莊回來自建牛棚自己進駐以後，最初也沒有看到她。這也是理所當然的，我自己心裡想。但是，忽然有一天，已經是傍晚時分，從黑幫大院門外連推帶搡地推進一個新的「棚友」來，我低頭斜眼一看：正是那一位女教員。我這一驚可真不小。我原以為她已經平安過了關。用不著再自投羅網，「魚目混珠」了。現在，「胡為乎來哉！」她怎麼到這閻王殿來了呢？這次看樣子決不是自動自願的，而是被押解了來的。儘管我心裡胡思亂想，然而卻一言不發，視而不見。

　　有一個牢頭禁子問她：

　　「你叫什麼名字？」

　　「××華。」

　　「哪一個『華』呀？」

　　「中華民國的『華』」。

　　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一個「反革命罪犯」竟敢在威嚴神聖的、代表「聶」記北大革委會權威的勞改大院中，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下為「中華民國」張目，是可忍，孰不可忍！簡直是膽大包天，狂妄至極！非嚴懲不可！立即給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拳足交加，打倒在地。不知道是哪一個有天才的牢頭禁子，忽然異想天開，把她帶到一棵樹下。這棵樹長得有點奇特：有一枝從主幹上長出來的支幹，是歪著長的。她被命令站在這個支幹下面，最初頭頂碰到樹幹。牢頭禁子下令：

　　「向前一步走！」

　　她遵令向前走了一步。此時她的頭必須向後仰。又下了一個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時樹幹越來越低，不但頭必須向後仰，連身子也必須仰了。但是，又來了一個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時樹幹已極低。她沒有練過馬戲，腰仰著彎不下去。這時口令停了。她就仰著身子，向後彎著站在那裡。這個姿勢她連一分鐘也保持不了。在渾身大汗淋漓之餘，軟癱在地上。結果如何，用不著我講了。我覺得，牢頭禁子把折磨人的手段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然而，這一位女教員卻是苦矣。

　　一夜折磨的情況，我不清楚。第二天早晨起來，我看到她面部浮腫，兩隻眼睛下面全是青的。

　　【四、生物系黨總支書記】

　　我在北大搞了幾十年的行政工作，校內會很多。因此，我早就認識這一位總支書記。我們可以算是老朋友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在劫難逃，是天然的「走資派」。所以在第一陣批走資派的大風暴中，他就被揪了出來。第一個「六．一八」鬥鬼，他必然是參加者之一。在這一方面，他算是老前輩了。

　　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擁護那位「老佛爺」的「造反派」，生物系特別多。在黑幫大院的牢頭禁子中，生物系學生也因而佔絕對優勢。我可是萬沒有想到，勞改大院建成後，許多「走資派」在被激烈地衝擊過一陣之後，沒有再同我們這一批多數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牛鬼蛇神」一起被關進來。這一位生物系總支書記卻出現在我們中間。

　　大概是因為牢頭禁子中生物系學生多，他就「沾」了光，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詳情我不清楚，不敢亂說。我只看到一個例子，就足以讓人毛髮直豎了。

　　有一天，中午，時間大概是七八月，正是北京最炎熱，太陽光照得最──用一句山東土話──「毒」的時候，我走過黑幫大院的大院子，在太陽照射的地方，站著一個人：是那位總支書記。雙眼圓睜，看著天空裡像火團般的太陽。旁邊樹蔭中悠然地坐著一個生物系學生的牢頭禁子。我實在莫名其妙。後來聽說，這是牢頭禁子對這位總支書記懲罰：兩眼睜著，看準太陽；不許眨眼，否則就是拳打腳踢。我聽了打了一個寒戰：古今中外，從奴隸社會一直到資本主義社會，試問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國家有這樣的懲罰？誰要是想實踐一下，管保你半秒鐘也撐不下來。這樣難道不會把人的眼睛活生生地弄瞎嗎？

　　此外，我還聽說，沒有親眼看到，也是生物系教員中的兩位牛鬼蛇神，不知怎樣開罪了自己的學生。作為牢頭禁子的學生命令這兩位老師，站在大院子中間，兩個人頭頂住頭，身子卻儘管往後退；換句話說，他們之所以能夠站著，就全靠雙方彼此頭頂頭的力量。

　　類似的小例子，還有一些，不再細談了。總之，折磨人的「藝術」在突飛猛進地提高。可惜到現在我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專著。如果年久失傳，實在是太可惜了。

　　【五、附小一位女教員】

　　這個女教員是哪個單位的，我說不清楚了。我原來並不認識她。她是由於什麼原因被關進牛棚的，我也並不清楚。

　　根據我在牛棚裡幾個月的觀察，牢頭禁子們在打人或折磨人方面，似乎有所分工。各有各的專業，還似乎有點有條不紊，涇渭分明。專門打這位女教員的人就是固定不變的。

　　有一天早上，我看到這位女教員胳臂上纏著繃帶，用一條白布掛在脖子上。隱隱約約地聽說，她在前幾天一個夜裡，在刑訊室受過毒打，以致把胳臂打斷。但仍然受命參加勞動。詳細情況，當時我就不清楚，後來更不清楚。當時，黑幫們的原則是，事不干己，高高掛起。我就一直掛到現在。

　　【六、西語系的一個「老右派」學生】

　　這個學生姓周，我不認識他，平常也沒有聽說過。到了黑幫大院，他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

　　既然叫「右派」，而且還「老」，可見這件事有比較長久的歷史淵源了。在中國，劃右派最集中的時期是一九五七年。難道這一位姓周的學生也是那時候被劃為右派的嗎？到了進入牛棚時，他已經戴了將近十年的右派帽子了。這個期間他是怎樣活下來的，我完全不清楚。等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滿面蠟黃，還有點浮腫，頭髮已經脫落了不少，像是一個年老的病人。據說他原是一個聰明機靈的學生。此時卻已經顯得像半個傻子，行動不很正常了。我們只能說，這一切都是在身體上和精神上受到十分嚴重的折磨的結果。這無疑是一個人生悲劇。我自己雖然身處危難，性命操在別人手中，隨時小心謹慎，怕被不吃素的長矛給吃掉；然而看到這一位「老右派」，我不禁有淚偷彈，對這一位半瘋半傻的人懷有無量的同情！

　　可是在那一批毫無心肝的牢頭禁子眼中，這位傻子卻是一個可以隨意打罵，任意污辱，十分開心的玩物。這樣兩隻腿的動物到哪裡去找呀！按照他們的分工原則，一個很年輕的看上去很聰明伶俐的工人，是分工折磨這個傻子的。我從沒有見過這個年輕工人打過別的「罪犯」。獨獨對於這個傻子，他隨時都能手打腳踢。排隊到食堂去吃飯的路上，他嘴裡吆喝著又打又罵的也是這個傻子。每到晚上，刑訊室裡傳出來的打人的聲音以及被打者叫喚的聲音，也與這個傻子有關。我寫回憶錄，有一個戒條，就是：決不去罵人。我在這裡，只能作一個例外，我要罵這個年輕的工人以及他的同夥：「萬惡的畜類！豬狗不如的東西！」

　　有一天，我在這個傻子的背上看到一個用白色畫著的大王八。他好像是根本沒有家，沒有人管他。他身上穿的衣服，滿是油污，至少進院來就沒洗過，鶉衣百結。但是這一隻白色的大王八卻顯得異常耀眼，從遠處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別人見了，有笑的權利的「自由民」會哈哈大笑，我輩失掉笑的權利的「罪犯」，則只有兔死狐悲，眼淚往肚子裡流。

　　【七、物理系的一個教員】

　　這個教員是北大心理系一位老教授的兒子，好像還是獨生子。不知道是由於什麼原因，他的一條腿短一截，走起路來像個瘸子。

　　我從前並不認識他。初進牛棚時，甚至在太平莊時，都沒有見到過他。我們在牛棚裡已經被「改造」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是中午過後不久──我在這裡補充幾句。牛棚裡是根本沒有什麼午休的。東語系那位老教授，就因為午飯後坐著打了一個盹兒，被牢頭禁子發現，叫到院子裡在太陽下曬了一個鐘頭，好像也是眼睛對著太陽──，我在牢房裡忽然聽牛棚門口有打人的聲音，是棍棒或者用膠皮裹起來的自行車鏈條同皮肉接觸的聲音。這種事情在黑幫大院裡是司空見慣的事，一天能有許多起。我們的神經都已經麻木了，引不起什麼感覺。但是，這一次聲音特別高，時間也特別長。我那麻木的神經動了一下，透過玻璃窗向棚口看了看。我看到這一位殘傷的教員，已經被打倒在地，有幾個「英雄」還用手裡拿著的兵器，繼續抽打。他身上是不是已經踏上了一千隻腳，我看不清楚。我只看到這一位腿腳本來就不靈便的人，躺在地上的泥土中，臉上還好像流著血。

　　他為什麼這樣晚才到牛棚裡來？他是由於什麼原因才來的？他是不是才被「揪」出來的？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一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雖然也像胡適之博士那樣有點考據癖；但是我不想在這裡施展本領了。

　　從此以後，我們每次排隊到食堂去吃飯時，整齊的隊伍裡就多了走起路來很不協調的腐腿的「棚友」。

　　關於牛棚中個別人的「花絮」，如果認真寫起來的話，還可以延長幾倍。我現在沒有再寫的興致，我也不忍再寫下去了。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希望讀者自己慢慢地去體會吧。

餘思或反思

　　但是，我必須還要囉嗦上一陣子。

　　我不能就到此住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十六七年以來，我一直在思考有關這一次所謂「革命」的一些問題。特別在我撰寫《牛棚雜憶》的過程中，我考慮得更為集中，更為認真。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餘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麼問題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訓沒有？

　　世人都認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無「文化」，也無「革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貨真價實的「十年浩劫」。這是全中國人民的共識，決沒有再爭論的必要。在這一場空前絕後（我但願如此）的浩劫中，我們人民在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所受的損失可謂大矣。這一筆賬實在沒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罷。我們不是常說，尋求知識，得到經驗或教訓，都要付出學費嗎？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可是，我們付出的學費已經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們求得的知識，得到的經驗或教訓在哪裡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點，但是還不夠。

　　我個人一向認為，「十年浩劫」是總結教訓的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是億金難買的「反面教員」。從這一個「教員」那裡，我們能夠獲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訓；把教訓一轉化，就能成為正面的經驗。無論是教訓還是經驗，對我們進一步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幹，空空錯過了這一個恐怕難以再來的絕好機會。有什麼人說：「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沒有？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的真髓是實事求是。如果真想實事求是的話，那就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似乎還沒有完全過去。雖然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如果細緻地觀察一下，情況恰恰相反。你問一問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迫害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如要他們肯而且敢講實話的話，你就會知道，他們還有一肚子氣沒有發洩出來。今天的青年人情況可能不同。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瞭解，聽講「文化大革命」，如聽海外奇談。我覺得值得憂慮的正是這一點。他們昧於前車之鑒，誰能保證，他們將來不會幹出類似的事情來呢？至於中老年受過迫害的知識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無不餘怒未息，牢騷滿腹。我不可能會見百分之百的這樣的知識分子，但我敢保證，至少絕大部分人是這樣子。

　　至於為創建新中國立過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覺悟高，又能寬洪大度，可能同知識分子不同。我接觸的老幹部不多，不敢亂說。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義深遠的事兒，不妨說上一說。記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國政協恢復活動後，我在友誼賓館碰到一位參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藝界極負盛名的老幹部，「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同是全國政協社會科學組的成員，十多年不見，他見了我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證明了：『文化大革命』『士可殺亦可辱』。」說罷，哈哈大笑。他是笑呢，還是哭？我卻一點也笑不起來。在這位老幹部心中，有多少鬱積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有這種想法的，決不止這個老幹部一人。我個人就有這樣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謂「士」，絕大部分人都會有這種想法。「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句話表明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種傳統。我們比起外國知識分子來，在這方面更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國知識分子這一類人，既不是階級，也不是階層，想起了他們的歷史和現狀。在封建社會裡，士列在士農工商之首。一向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會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樣的知識分子，我沒有見到過。軍閥混戰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我是見到過的。不說別的，專就當時的大學教授而言，薪俸優厚，社會地位高。他們無形中養成了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存在決定意識，這是必然的。他們一般都頗為神氣，所謂「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當教授的時候，情況大大改變。國民黨統治已到末日，通貨膨脹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教授實際的收入少得可憐。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還是披著的，社會地位還是有的。

　　剛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樣，興奮異常，覺得自己真是站起來了，自己獲得了新生了。我們高興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們覺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們看什麼東西都紅艷似玫瑰，光輝如太陽。

　　但是，好景不長。在第一個大型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中，我在「中盆」裡洗了一個澡，真好像是洗下來了不少污濁的東西，覺得身輕體健，嘗到了思想改造的甜頭。可是後面跟著來的政治運動，一個緊接一個，好像是有點喘不過氣來。批判武訓，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胡風，批判胡適，再加上肅反等等，馬不停蹄，應接不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潮。我雖然沒有被裹進去，沒有戴什麼帽子；但是時時處處，自己的精神都處在極度緊張的狀態中，日子過得並不愉快。從我的思想深處來看，我當時是贊成這些運動的，絲毫也沒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間，我天天忙於參加批判會──我順便說一句，當時還沒有發明「噴氣式」，批判會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麼「好看」──，忙於閱讀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裡卻逐漸升起了一片疑雲：為什麼人們的所作所為同在那前後發表的幾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顯得極不合拍呢？即使是這樣，我對那一句最有名的話：是陽謀，不是陰謀，並沒有產生懷疑。

　　反右以後，仍然是馬不停蹄，一個勁地搞運動，什麼「拔白旗」等等。廬山會議以後，極左思想已經達到了頂點，卻偏偏要來一個反右傾。三年困難時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識分子一樣，儘管天天餓腸轆轆，連半點不滿意的想法都沒有，更不用說說怪話了。連全國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誰能說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知識分子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事後連原新北大公社的東語系一個教員都告訴我說，我本來能夠躲過這一場災難的。但是，我偏偏發了牛勁，自己跳了出來，終於得到了報應：被抄家，被打，被罵，被批鬥，被關進了牛棚，差一點連命都賠上。我當時確曾自怨自艾過。但是現在我卻有了另一個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來，就決不可能親自嘗一嘗這一場「革命」的滋味，決不可能瞭解這一場災難究竟是什麼樣子。那將是絕對無法挽回的極大的憾事。

　　關在牛棚裡的時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漸感到其中有問題：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折磨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點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裡呢？我當時認識不高，思考問題膚淺片面。我沒有責怪任何人，連對發動這一場「革命」的人也毫無責怪之意。我只是一個勁地深挖自己的靈魂。用現在間或用的一個詞兒來說，就是「原罪感」。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個詞兒，這裡不過借用一下而已。

　　別的老知識分子有沒有這個感覺，我不知道。它表現在我身上卻是很具體的。解放前，我認為一切政治都是骯髒的，決心不介入。我並不瞭解共產黨，只是覺得國民黨有點糟糕，非垮臺不行。解放以後，我上面說到我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收穫，其中心就是知道了並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骯髒的，共產黨就不是。同時又覺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國人民浴血抗戰，我自己卻躲在萬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業。我認為自己那一點「學問」，那一點知識，是非常可恥的，如果還算得上「學問」和知識的話。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稱自己為「摘桃派」，坐享勝利的果實。

　　那麼，怎麼辦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發生一次抗日戰爭，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來表現一下。我一定能奮力參戰，連犧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讀了很多描繪抗日戰爭或革命戰爭的小說，對其中那一些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不怕犧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體投地。我自己發誓向他們學習。這些當然都是幻想，即使難免有點幼稚可笑，然而卻是真誠的。這能夠表現出我當時的精神狀態。

　　談到對領袖的崇拜，我從前是堅決反對的。我在國內時，看到國民黨人對他們的「領袖」的崇拜，我總是嗤之以鼻。這位「領袖」，九．一八事件後我作為清華大學的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見過，他滿口謊言，欺騙了我們。後來越想越不是味兒。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對此公也不感興趣。他的詩句：「看花難近最高樓」，可以為證。後來到了德國，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國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見面時竟對喊：「希特勒萬歲！」覺得異常可笑，難以理解。我認識的一位不到二十歲的德國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對我說：「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那將是我畢生最大的光榮！」我聽了真是大吃一驚，覺得實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個潛台詞：我們中國人聰明，決不會幹這樣的蠢事。

　　回國以後，僅僅隔了三年，中國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相同，我們那種興奮、愉快，上面已經講了一點。當時每年要舉行兩次遊行慶祝，「五一」和「十一」，地點都在天安門。每次都是凌晨即起，從沙灘整隊步行到東單一帶的小胡同裡等候，往往要等上幾個小時。十點整，大會開始。我們的隊伍也要走過天安門前，接受領袖的檢閱。當時三座門還沒有拆掉。在三座門東邊時，根本看不到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一轉過三座門，看到領袖了，於是在數千人的隊伍中立即爆發出震天動地的「萬歲」聲。最初，不管我多麼興奮，但是「萬歲」卻是喊不慣，喊不出來的。但是，大概因為我在這方面智商特高，過了沒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熱情，彷彿是發自靈魂深處的最強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領袖腳下了。

　　我在上面簡短地但是真誠地講了我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一滴水中可以見大海，一粒沙中可以見宇宙。別的老知識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異。這充分證明了，中國老知識分子，年輕的更不必說了，是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愛國主義是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同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比較起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突出的特點。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我在夢覺方面智商是相當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擁護這一場浩劫的。西諺說：「一切閃光的東西不都是金子。」在這期間，我接觸到派到學校來「支左」的解放軍和工人。原來這都是我膜拜的對象。「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謹。可是現在一經接觸，逐漸發現他們中有的人政策觀念奇低，而且作風霸道，個別的人甚至違法亂紀。我頭上彷彿潑上了一盆涼水，頓時清醒過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可是這樣的作風竟然發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我們唯物主義者應該實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語，文過飾非，是絕對不可取的。儘管我們知識分子身上毛病極多，同別人對比一下，難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嗎？

　　我在上面囉哩囉嗦講了一大篇，無非想說，「文化大革命」整知識分子，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是怎樣花言巧語也掩蓋不了的。對廣大的受過迫害的知識分子來說，「文化大革命」並沒有過去。再拿我自己來做個例子。我一方面「慶幸」我參加了「文化大革命」，被關進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極為難得的經驗。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現在「飛黃騰達」到處聽到的都是讚譽溢美之詞之餘，我心裡還偶爾閃過一個念頭：我當時應該自殺；沒有自殺，說明我的人格不過硬，我現在是忍辱負重，苟且偷生。這種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說了出來。可是我要問：有這種想法的難道就只有我季羨林一人嗎？

　　這就聯繫到我思考的第三個問題：受害者舒憤懣了沒有？

　　這個問題十分容易回答。根據我上面的敘述，回答只有兩個字：沒有！

　　要談清楚這個問題，還要從回顧過去談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識分子的情況，我在上面已經寫了一點，現在再補充一下，補充的主要是從海外歸來的遊子。遠居海外的華僑，親身感受到解放前後自己處境的劇烈變化。他們深知這一切都與祖國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聯繫，一向愛國的華僑，現在愛國熱情蓬勃激盪，為前此所未有。華僑中青年人紛紛冒萬難回到了祖國。他們同國內的知識分子一樣，看一切都是紅艷如玫瑰，光輝似太陽。願意為祖國的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國外工作和講學的中國學人，也紛紛放棄了海外一切優厚的生活和研究條件，萬里歸來，其中就有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們各個意氣風發，鬥志昂揚，認為祖國前程似錦，自己的前途也佈滿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幾何時，情況變了，極左思潮籠罩一切，而「海外關係」竟成誣陷羅織的主要藉口。海外歸來的人，哪裡能沒有「海外關係」呢？這是三歲小兒都明白的常識。然而我們的一群「左」老爺，卻抓住這一點不放，什麼特務，什麼間諜，這種極為可怕的帽子滿天飛舞。弄得人人自危，個個心驚。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惡性發展。多少愛國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說了。活著的也爭先恐後地出走。前一個爭先恐後地回國，後一個爭先恐後地離開，對比何等地鮮明！我親眼目睹的這種情況可謂多矣。這對我們祖國有多麼大的危害，腦筋稍微清醒一點的人都會知道的。被迫出國的人，哪一個不是滿腔悲憤，再加上滿腔離愁，哪一個兒女願意離開自己的父母！然而他們離開了。

　　留在國內的知識分子和被迫離開的知識分子，哪一個人舒過憤懣呀？

　　若干年前，出現了一些所謂「傷痕文學」。然而據我看，寫作者多半是年輕人。他們並沒有多少「傷痕」。真正有「傷痕」的人，由於種種原因，由於每個人都不同的原因，並沒有把自己的憤懣舒發出來。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而是其中蘊含著一些危險的東西，不利於我們祖國的勝利前進。

　　我們不是十分強調安定團結嗎？我十分擁護這個提法。沒有安定團結，我們的經濟很難搞上去，我們的政治也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然而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團結。在許多知識分子，特別是老知識分子還有一肚子氣的情況下，真正的安定團結恐怕還難以圓滿。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儘管許多知識分子的憤懣未舒，物質待遇還只能說是非常菲薄，有時難免說些怪話；但是他們的愛國之心未減，「不用揚鞭自奮蹄」。說這樣的人是「物美價廉，經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然而卻聽說有人聽了很不舒服。我最近還聽說，有一位頗為著名的人物，根據蘇聯解體的教訓，說什麼：中國知識分子至今還是帝國主義皮上的毛。這話只是從道聽塗說中得來的。但是，可能性並非沒有。說這種話的人，還有一點是非之心嗎？還有一點「良知」嗎？我深深感到憂慮。

　　如果這樣的人再當政，知識分子無噍類矣。

　　我思考的最後一個問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能發生？

　　茲事體大，我沒有能力回答。有沒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認為，有的。可他們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歡別人回答。竊以為，這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應抱的態度。如果把這個至關緊要的問題坦誠地，實事求是地回答出來，全國人民，其中當然包括知識分子，會衷心地感謝，他們會放下心中的包袱，輕裝前進，表現出真正的安定團結，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豈不猗歟休哉！

　　我們既不研究，「禮失而求諸野」，外國人就來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著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說一些真話。不管是否說到點子上，反正真話總比謊話強。其中有惡意的，懷著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實，造謠誣蔑，把一池清水攪混。雖然說「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但是畢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從？我認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為止。

　　我要囉嗦的也囉嗦完了。

幽徑悲劇

　　出家門，向右轉，只有二三十步，就走進一條曲徑。有二三十年之久，我天天走過這一條路，到辦公室去。因為天天見面，也就成了司空見慣，對它有點漠然了。

　　然而，這一條幽徑卻是大大有名的。記得在五十年代，我在故宮的一個城樓上，參觀過一個有關《紅樓夢》的展覽。我看到由幾幅山水畫組成的組畫，畫的就是這一條路。足證這一條路是同這一部偉大的作品有某一些聯繫的。至於是什麼聯繫，我已經記憶不清。留在我記憶中的只是一點印象：這一條平平常常的路是有來頭的，不能等閒視之。

　　這一條路在燕園中是極為幽靜的地方。學生們稱之為「後湖」，他們很少到這裡來的。我上面說它平平常常，這話有點語病，它其實是頗為不平常的。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實有曲徑通幽之趣。山上蒼松翠柏，雜樹成林。無論春夏秋冬，總有翠色在目。不知名的小花，從春天開起，過一陣換一個顏色，一直開到秋末。到了夏天，山上一團濃綠，人們彷彿是在一片綠霧中穿行。林中小鳥，枝頭鳴蟬，彷彿互相應答。秋天，楓葉變紅，與蒼松翠柏，相映成趣，淒清中又飽含濃烈。幾乎讓人不辨四時了。

　　小徑另一面是荷塘，引人注目主要是在夏天。此時綠葉接天，紅荷映日。彷彿從地下深處爆發出一股無比強烈的生命力，向上，向上，向上，欲與天公試比高，真能使懦者立怯者強，給人以無窮的感染力。

　　不管是在山上，還是在湖中，一到冬天，當然都有白雪覆蓋。在湖中，昔日的瀲灩的綠波為堅冰所取代。但是在山上，雖然落葉樹都把葉子落掉，可是松柏反而更加精神抖擻，綠色更加濃烈，意思是想把其他樹木之所失，自己一手彌補過來，非要顯示出綠色的威力不行。再加上還有翠竹助威，人們置身其間，決不會感到冬天的蕭索了。

　　這一條神奇的幽徑，情況大抵如此。

　　在所有的這些神奇的東西中，給我印象最深、讓我最留戀難忘的是一株古籐蘿。籐蘿是一種受人喜愛的植物。清代筆記中有不少關於北京籐蘿的記述。在古廟中，在名園中，往往都有幾棵壽達數百年的籐蘿，許多神話故事也往往涉及籐蘿。北大現住的燕園，是清代名園，有幾棵古老的籐蘿，自是意中事。我們最初從城裡搬來的時候，還能看到幾棵據說是明代傳下來的籐蘿。每天春天，紫色的花朵開得滿棚滿架，引得遊人和蜜蜂蝟集其間，成為春天一景。

　　但是，根據我個人的評價，在眾多的籐蘿中，最有特色的還是幽徑的這一棵。它既無棚，也無架，而是讓自己的枝條攀附在鄰近的幾棵大樹的幹和枝上，盤曲而上，大有直上青雲之概。因此，從下面看，除了一段蒼黑古勁像蒼龍般的粗幹外，根本看不出是一株籐蘿。每天春天，我走在樹下，眼前無籐蘿，心中也無籐蘿。然而一股幽香驀地闖入鼻官，嗡嗡的蜜蜂聲也襲入耳內，抬頭一看，在一團團的綠葉中──根本分不清哪是籐蘿葉，哪是其他樹的葉子──隱約看到一朵朵紫紅色的花，頗有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意味。直到此時，我才清晰地意識到這一棵古籐的存在，顧而樂之了。

　　經過了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不但人遭劫，花木也不能倖免。籐蘿們和其他一些古丁香樹等等，被異化為「修正主義」，遭到了無情的誅伐。六院前的和紅二三樓之間的那兩棵著名的古籐，被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掉。是否也被踏上一千隻腳，沒有調查研究，不敢瞎說；永世不得翻身，則是鐵一般的事實了。

　　茫茫燕園中，只剩下了幽徑的這一棵籐蘿了。它成了燕園中籐蘿界的魯殿靈光。每到春天，我在悲憤、惆悵之餘，唯一的一點安慰就是幽徑中這一棵古籐。每次走在它下面，嗅到淡淡的幽香，聽到嗡嗡的蜂聲，頓覺這個世界還是值得留戀的，人生還不全是荊棘叢。其中情味，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不足為外人道也。

　　然而，我快樂得太早了，人生畢竟還是一個荊棘叢，決不是到處都盛開著玫瑰花。今年春天，我走過長著這棵古籐的地方，我的眼前一閃，嚇了一大跳：古籐那一段原來凌空的虬幹，忽然成了吊死鬼，下面被人砍斷，只留上段懸在空中，在風中搖曳。再抬頭向上看，籐蘿初綻出來的一些淡紫的成串的花朵，還在綠葉叢中微笑。它們還沒有來得及知道，自己賴以生存的根幹已經被砍斷，脫離了地面，再沒有水分供它們生存了。它們彷彿成了失掉了母親的孤兒，不久就會微笑不下去，連痛哭也沒有地方了。

　　我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總是供過於求，經常為一些小動物，小花草惹起萬斛閒愁，真正的偉人們是決不會這樣的。反過來說，如果他們像我這樣的話，也決不能成為偉人。我還有點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個渺小的人，也甘於如此，我甘於為一些小貓小狗小花小草流淚歎氣。這一棵古籐的滅亡在我心靈中引起的痛苦，別人是無法理解的。

　　從此以後，我最愛的這一條幽徑，我真有點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段懸在空中的古籐枯乾，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讓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時候，我就緊閉雙眼，疾趨而過。心裡數著數：一，二，三，四，一直數到十，我估摸已經走到了小橋的橋頭上，吊死鬼不會看到了，我才睜開眼走向前去。此時，我簡直是悲哀至極，哪裡還有什麼閒情逸致來欣賞幽徑的情趣呢？

　　但是，這也不行。眼睛雖閉，但耳朵是關不住的。我隱隱約約聽到古籐的哭泣聲，細如蚊蠅，卻依稀可辨。它在控訴無端被人殺害。它在這裡已經呆了二三百年，同它所依附的大樹一向和睦相處。它雖閱盡人間滄桑，卻從無害人之意。每到春天，就以自己的花朵為人間增添美麗。焉知一旦毀於愚氓之手。它感到萬分委屈，又投訴無門。它的靈魂死守在這裡，每到月白風清之夜，它會走出來顯聖的。在大白天，只能偷偷地哭泣。山頭的群樹，池中的荷花是對它深表同情的，然而又受到自然的約束，寸步難行，只能無言相對。在茫茫人世中，人們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哪裡有閒心來關懷一棵古籐的生死呢？於是，它只有哭泣，哭泣，哭泣……

　　世界上像我這樣沒有出息的人，大概是不多的。古籐的哭泣聲恐怕只有我一個能聽到。在浩茫無際的大千世界上，在林林總總的植物中，燕園的這一棵古籐，實在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你倘若問一個燕園中人，決不會有任何人注意到這一棵古籐的存在的，決不會有任何人關心它的死亡的，決不會有任何人為之傷心的。偏偏出了我這樣一個人，偏偏讓我住到這個地方，偏偏讓我天天走這一條幽徑，偏偏又發生了這樣一個小小的悲劇；所有這一些偶然性都集中在一起，壓到了我的身上。我自己的性格製造成的這一個十字架，只有我自己來背了。奈何，奈何！

　　但是，我願意把這個十字架背下去，永遠永遠地背下去。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三日

德國那些反對希特勒的人

　　出國前夕，清華的一位老師告誡我說，德國是法西斯專政的國家，一定要謹言慎行。對政治不要隨便發表意見。

　　這些語重心長的話，我憶念不忘。

　　到了德國以後，排猶高潮已經接近尾聲。老百姓絕大多數擁護希特勒，至少表面上是這樣。我看不出壓迫老百姓的情況。輿論當然是統一的，「萬眾一心」。這不一定就是鉗制的結果，老百姓有的是清清楚楚地擁護這一套，有的是糊里糊塗地擁護這一套，總之是擁護的。我上面曾經說到，我認識一個德國女孩子，她甚至想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這話恐怕是出自內心的。但是不見得人人都是如此。至於德國人心裡究竟是怎麼想的，我這局外人就無從說起了。

　　希特勒的內政外交，我們可以存而不論；但是他那一套誣蔑中國人的理論，我們卻不應該置之不理。他說，世界上只有他們所謂的「北方人」是文明的創造者，而中國人等則是文明的破壞者。這種胡說八道的謬論，引起了中國留學生的極大的憤怒。但是，我們是寄人籬下，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了。

　　在我認識的德國人中間，確實也有激烈的反對希特勒的人。不過人數極少極少，而且為了自己的安全起見，都隱忍不露。我同德國人在一起，不管是多麼要好的朋友，我都嚴守「莫談國事」的座右銘。日子一久，他們也都看出了這一點。有的就主動跟我談希特勒，先是談，後是罵，最後是破口大罵。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退休的法官，歲數比我大一倍還要多。我原來並不認識他，是一個中國學生先認識的。這位中國學生來歷詭秘，看來像是藍衣社之類，我們都不大樂意同他往來。但他卻認識了這樣一個反希特勒的法官。他的主子是崇拜希特勒的，從這一點來看，他實在是一個「不肖」之徒。不管怎樣，我們也就認識了這一位退休法官。希特勒的所作所為，他無不激烈反對。我沒到他家裡去過，他好像是一個孤苦伶仃的老漢。只有同我們在一起時，才敢講幾句心裡話，發洩一下滿腹的牢騷。我看，這就成了這一位表情嚴肅的老人的最大樂趣了。

　　另外一個反希特勒的德國朋友，是一位大學醫科的學生。我原來也並不認識他，是龍丕炎先認識的。他年紀還輕，不過二十來歲，同我自己差不多。同那位法官正相反，他熱情洋溢，精力充沛，黑頭髮，黑眉毛，透露出機警聰明。他的家世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他反對希特勒的背景。「反對希魔同路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有了這一條，我們就走到一起來了。

　　在德國人民中，在大學的圈子裡，反對希特勒的人，一定還有，但是決不會太多。一般說起來，德國人在政治上並不敏感，而且有點遲鈍。能認識這兩個人，也就很不錯了，我也很滿意了。我們幾個常在一起的中國學生，不常同他們往來。有時候，在星期天，我們相約到山上林中去散步。我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大概也一樣。記得有幾次在春天，風和日麗，林泛新綠，鳥語花香，寂靜無人。我們坐在長椅上，在駘蕩的春風中，大罵希特勒，也確實是人生一樂。林深人稀，不怕有人偷聽，每個人都敢於放言高論，胸中鬱壘，一朝滌盡。此時，雖然身邊眼前美景如畫，我們都視而不見了。

　　現在，法官恐怕早已逝世。從年齡上來看，醫科學生還應活著。但是，哥城一別，從未通過音問，他的情況我完全茫然。可是我有時還會想到這一位異邦的朋友。人世變幻，盛會難再，不禁惘然了。

　　講到反對希特勒的人，我不禁想到伯恩克一家。

　　所謂一家，只有母女二人。我先認識伯恩克小姐。原來我們可以算是同學，她年齡比我大幾歲，是學習斯拉夫語言學的。我上面已經說過，斯拉夫語研究所也在高斯──韋伯樓裡面，同梵文研究所共佔一層樓。一走進二樓大房間的門，中間是伊朗語研究所，向左轉是梵文研究所，向右轉是斯拉夫語研究所。我天天到研究所來，伯恩克小姐雖然不是天天來，但也常來。我們共同跟馮．格林博士學俄文，因此就認識了。她有時請我到她家裡去喫茶。我也介紹了張維和陸士嘉同她認識。她家裡只有一個老母親。父親已經去世，據說生前是一個什麼學的教授，在德國屬於高薪階層。因此經濟情況是相當好的，自己住一層樓，家裡擺設既富麗堂皇，又古色古香。風聞伯恩克小姐的父親是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猶太人，已經越過了被屠殺被迫害的臨界線，所以才能安然住下去。但是，既然有這樣一層瓜葛，她們對希特勒抱有強烈的反感，這也就成了我們能談得來的基礎。

　　伯恩克小姐是高才生，會的語言很多。專就斯拉夫語而言，她就會俄文、捷克文、南斯拉夫文等等。這是她的主系，並不令人吃驚。至於她的兩個副系是什麼，我忘記了，也許當時就不知道，總之是說不出來了。她比我高幾年，學習又非常優秀；因為是女孩子，沒有被征從軍。對她來說，才能和時間都是綽綽有餘的。但是到了我通過博士口試時，她依然是一個大學生。以她的才華和勤奮，似乎不應該這樣子。然而竟是這樣子，個中隱秘我不清楚。

　　這位小姐長得不是太美，脾氣大概有點孤高。因此，同她來往的人非常少。她早過了及笄之年，從來不見她有過男朋友，她自己也似乎不以為意。母女二人，形影相依，感情極其深厚誠摯。有一次，我在山上林中，看到她母女二人散步，使我頓悟了一層道理。「散步」這兩個字似乎只適用於中國人，對德國人則完全不適用。只見她們母女二人並肩站定，母右女左，挽起胳膊，然後同出左腳，好像是在演兵場上，有無形的人喊著口令，步伐整齊，不容紊亂，目光直視，刷刷刷地走上前去，速度是競走的速度，只聽得腳下鞋聲擊地，轉瞬就消逝在密林深處了。這同中國人的悠閒自在，慢慢騰騰，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其中樂趣我百思不解，只能怪我自己緣分太淺了。

　　這個問題先存而不論。我們認識了以後，除了在研究所見面外，伯恩克小姐也間或約我同張維夫婦到她家去喫茶吃飯。她母親個兒不高，滿面慈祥，談吐風雅，雍容大方，看來她是有很高的文化素養的。歐洲古典文化，無論是音樂、繪畫，還是文學、藝術，老太太樣樣精通，談起來頭頭是道，娓娓動聽，令人怡情增興，樂此不疲。下廚房做飯，老太太也是行家裡手。小姐只能在旁邊端端盤子，打打下手。當時正是食品極端缺少的時期，有人請客都自帶糧票。即使是這樣，「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請一次客，自己也得節省幾天，讓本來已經飢餓的肚子再加碼忍受更難忍的飢餓。這一位老太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親手烹製出一桌頗為像樣子的飯菜的。她簡直像是玩魔術，變戲法。我們簡直都成了神話中人，坐在桌旁，一恍惚，熱氣騰騰的美味佳餚已經整整齊齊地擺在桌子上。大家可以想像，我們這幾個淪入飢餓地獄裡的餓鬼，是如何地狼吞虎嚥了。這一餐飯就成了我畢生難忘的一餐。

　　但是，我認為，最讓我興奮狂喜的還不是精美的飯菜，而是開懷暢談，共同痛罵希特勒等法西斯頭子。她們母女二人對法西斯的一切倒行逆施，無不痛恨。正如我在上面講到的那樣，有這種想法的德國人，只能忍氣吞聲，把自己的想法深埋在心裡，決不敢隨意暴露。但是，一旦同我們在一起，她們就能夠暢所欲言，一吐為快了。當時的日子，確實是非常難過的。張維、陸士嘉和我，我們幾個中國人，除了忍受德國人普遍必須忍受的一切災難之外，還有更多的災難，我們還有家國之思。我們遠處異域，生命朝不保夕。英美的飛機說不定什麼時候一高興下蛋，落在我們頭上，則必將去見上帝或者閻王爺。肚子裡飢腸轆轆，生命又沒有安全感。我們雖然還不至於「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但是精神決不會愉快，是可想而知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到了伯恩克家裡，我才能暫時忘憂，彷彿找到了一個沙漠綠洲，一個安全島，一個桃花源，一個避秦鄉。因此，我們往往不顧外面響起的空襲警報，盡興暢談，忘記了時間的流逝，一直談到深夜，才驀地想起：應該回家了。一走出大門，外面漆黑一團，寂靜無聲，抬眼四望，不見半縷燈光，宇宙間彷彿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一個人彷彿變成了我佛如來，承擔人世間所有的災難。

　　我離開德國以後，在瑞士時，曾給她母女二人寫過一封信。回國以後，沒有再聯繫。前些日子，見到張維，他告訴我說，他同她們經常有聯繫。後來伯恩克小姐嫁了一個瑞典人，母女搬到北歐去住。母親九十多歲於前年去世，女兒仍在瑞典。今生還能見到她嗎？希望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了。悲夫！

園花寂寞紅

　　樓前右邊，前臨池塘，背靠土山，有幾間十分古老的平房，是清代保衛八大園的侍衛之類的人住的地方。整整四十年以來，一直住著一對老夫婦：女的是德國人，北大教員；男的是中國人，鋼鐵學院教授。我在德國時，已經認識了他們，算起來到今天已經將近六十年了，我們算是老朋友了。三十年前，我們的樓建成，我是第一個搬進來住的，從那以後，老朋友又成了鄰居。有些往來，是必然的。逢年過節，互相拜訪，感情是融洽的。我每天到辦公室去，總會看到這個個子不高的老人，蹲在門前臨湖的小花園裡，不是除草栽花，就是澆水施肥；再就是砍幾竿門前屋後的竹子，紮成籬笆。嘴裡叼著半隻雪茄，笑瞇瞇的，忙忙碌碌，似乎樂在其中。

　　他種花很有一些特點。除了一些常見的花以外，他喜歡種外國種的唐菖蒲，還有顏色不同的名貴的月季。最難得的是一種特大的牽牛花，比平常的牽牛要大一倍，宛如小碗口一般。每年春天開花時，頗引起行人的注目。據說，此花來頭不小。在北京，只有梅蘭芳家裡有，齊白石晚年以畫牽牛花聞名全世，臨摹的就是梅府上的牽牛花。

　　我是頗喜歡一點花的。但是我既少空閒，又無水平。買幾盆名貴的花，總養不了多久，就嗚呼哀哉。因此，為了滿足自己的美感享受，我只能像北京人說的那樣看「蹭」花，現在有這樣神奇的牽牛花，絢麗奪目的月季和唐菖蒲，就擺在眼前，我焉得不「蹭」呢？每天下班或者開會回來，看到老友在侍弄花，我總要停下腳步，聊上幾句，看一看花。花美，地方也美，湖光如鏡，楊柳依依，說不盡的旖旎風光，人在其中，頓覺塵世煩惱，一掃而光，彷彿遺世而獨立了。

　　但是，世事往往有出人意料者。兩個月前，我忽然聽說，老友在夜裡患了急病，不到幾個小時，就離開了人間。我簡直不敢相信，然而這又確是事實。我年屆耄耋，閱歷多矣，自謂已能做到「悲歡離合總無情」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我有情，有多得超過了需要的情，老友之死，我焉能無動於衷呢？「當時只道是尋常」這一句淺顯而實深刻的詞，又縈繞在我心中。

　　幾天來，我每次走過那個小花園，眼前總彷彿看到老友的身影，嘴裡叼著半根雪茄，笑瞇瞇的，蹲在那裡，侍弄花草。這當然只是幻象。老友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我抬頭看到那大朵的牽牛花和多姿多彩的月季花，她們失去了自己的主人，朵朵都低眉斂目，一臉寂寞相，好像「濺淚」的樣子。她們似乎認出了我，知道我是自己主人的老友，知道我是自己的認真入迷的欣賞者，知道我是自己的知己。她們在微風中搖曳，彷彿向我點頭，向我傾訴心中鬱積的寂寞。

　　現在才只是夏末秋初。即使是寂寞吧，牽牛和月季仍然能夠開花的。一旦秋風勁吹，落葉滿山，牽牛和月季還能開下去嗎？再過一些時候，冬天還會降臨人間的。到了那時候，牽牛們和月季們只能被壓在白皚皚的積雪下面的土裡，做著春天的夢，連感到寂寞的機會都不會有了。

　　明年，春天總會重返大地的。春天總還是春天，她能讓萬物復甦，讓萬物再充滿了活力。但是，這小花園的月季和牽牛怎樣呢？月季大概還能靠自己的力量長出芽來，也許還能開出幾朵小花。然而護花的主人已不在人間。誰為她們施肥澆水呢？等待她們的不僅僅是寂寞，而是枯萎和死亡。至於牽牛花，沒有主人播種，恐怕連幼芽也長不出來。她們將永遠被埋在地中了。

　　我一想到這裡，就不禁悲從中來。眼前包圍著月季和牽牛的寂寞，也包圍住了我。我不想再看到春天，我不想看到春天來時行將枯萎的月季，我不想看到連幼芽都冒不出來的牽牛。我虔心默禱上蒼，不要再讓春天降臨人間了。如果非降臨不行的話，也希望把我樓前池邊的這一個小花園放過去，讓這一塊小小的地方永遠保留夏末秋初的景象，就像現在這樣。

　　　　一九九二年八月三十日

人間自有真情在

　　前不久，我寫了一篇短文《園花寂寞紅》，講的是樓右前方住著的一對老夫婦，男的是中國人，女的是德國人。他們在德國結婚後，移居中國，到現在已將近半個世紀了。哪裡想到，一夜之間，男的突然死去。他天天侍弄的小花園，失去了主人。幾朵僅存的月季花，在秋風中顫抖，掙扎，苟延殘喘，渾身淒涼、寂寞。

　　我每天走過那個小花園，也感到淒涼、寂寞。我心裡總在想：到了明年春天，小花園將日益頹敗，月季花不會再開。連那些在北京只有梅蘭芳家才有的大朵的牽牛花，在這裡也將永遠永遠地消逝了。我的心情很沉重。

　　昨天中午，我又走過這個小花園，看到那位接近米壽的德國老太太在籬笆旁忙活著。我走近一看，她正在採集大牽牛花的種子。這可真是件新鮮事兒。我在這裡住了三十年，從來沒有見到過她侍弄過花。我曾滿腹疑團：德國人一般都是愛花的，這老太太真有點個別。可今天她為什麼也忙著採集牽牛花的種子呢？她老態龍鍾，羅鍋著腰，穿一身黑衣裳，瘦得像一隻螳螂。雖然採集花種不是累活，她幹起來也是夠嗆的。我問她，採集這個幹什麼？她的回答極簡單：「我的丈夫死了，但是他愛的牽牛花不能死！」

　　我心裡一亮，一下子頓悟出來了一個道理。她男人死了，一兒一女都在德國，老太太在中國可以說是舉目無親。雖然說是入了中國籍，但是在中國將近半個世紀，中國話說不了十句，中國飯吃不慣。她好像是中國社會水面上的一滴油，與整個社會格格不入，平常只同幾個外國人和中國留德學生來往，顯得很孤單。我常開玩笑說：她是組織上入了籍，思想上並沒有入。到了此時，老頭已去，兒女在外，返回德國，正其時矣。然而她卻偏偏不走。道理何在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現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讓我看到她採集大牽牛花的種子。我一下子明白了：這一切都是為了死去的丈夫。

　　丈夫雖然走了，但是小花園還在，十分簡陋的小房子還在。這小花園和小房子拴住了她那古老的回憶，長達半個世紀的甜蜜的回憶。這是他倆共同生活過的地方。為了忠誠於對丈夫的回憶，她不肯離開，不忍離開。我能夠想像，她在夜深人靜時，獨對孤燈。窗外小竹林的窸窣聲，穿窗而入。屋後土山上草叢中秋蟲哀鳴。此外就是一片寂靜。丈夫在時，她知道對面小屋裡還睡著一個親人，使自己不會感到孤獨。然而現在呢，那個人突然離開自己，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茫茫天地，好像只剩下自己孤零一人。人生至此，將何以堪！設身處地，如果我處在她的位置上，我一定會馬上離開這裡，回到自己的祖國，同兒女在一起，度過餘年。

　　然而，這一位瘦得像螳螂似的老太太卻偏偏不走，偏偏死守空房，死守這一個小花園。我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了死去的丈夫。

　　這一位看似柔弱實極堅強的老太太，已經走到了人生的盡頭。這一點恐怕她比誰都明白。然而她並未絕望，並未消沉。她還是渾身洋溢著生命力，在心中對未來還充滿了希望。她還想到明年春天，她還想到牽牛花，她眼前一定不時閃過春天小花園雜花競芳的景象。誰看到這種情況會不受到感動呢？我想，牽牛花而有知，到了明年春天，雖然男主人已經不在了，但它一定會精神抖擻，花朵一定會開得更大，更大，顏色一定會更鮮，更艷。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日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多少年來我曾反覆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曾一度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一個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學，「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實在心有餘悸。一個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還要學現在學的這一套。後一個想法最終佔了上風，一直到現在。

　　我為什麼還要上大學而又偏偏要學現在這一套呢？沒有什麼堂皇的理由。我只不過覺得，我走過的這一條道路，對己，對人，都還有點好處而已。我搞的這一套東西，對普通人來說，簡直像天書，似乎無利於國計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進國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經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這一套冷僻的東西與先進的科學技術之間，真似乎有某種聯繫。其中消息耐人尋味。

　　我們不是提出了弘揚祖國優秀文化，發揚愛國主義嗎？這一套天書確實能同這兩句口號掛上鉤，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給我的散文集日譯本《中國知識人の精神史》寫的序中說到，中國的南亞研究原來是相當落後的。可是近幾年來，突然出現了一批中年專家，寫出了一些水平較高的作品，讓日本學者有「攻其不備」之感。這是幾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實際上，中國梵學學者同日本同行們的關係是十分友好的。我們一沒有「攻」，二沒有爭，只有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點成績，日本學者看在眼裡，想在心裡，覺得過去對中國南亞研究的評價過時了。我覺得，這裡面既包含著「弘揚」，也包含著「發揚」。怎麼能說，我們這一套無補於國計民生呢？

　　話說遠了，還是回來談我們的本題。

　　我的大學生活是比較長的：在中國念了四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又念了五年，才獲得學位。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一套」就是在國外學到的。我在國內時，對「這一套」就有興趣。但苦無機會。到了哥廷根大學，終於找到了機會，我簡直如魚得水，到現在已經堅持學習了將近六十年。如果馬克思不急於召喚我，我還要堅持學下去的。

　　如果想讓我談一談在上大學期間我收穫最大的是什麼，那是並不困難的。在德國學習期間有兩件事情是我畢生難忘的，這兩件事都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聯。

　　我想有必要在這裡先談一談德國的與博士論文有關的制度。當我在德國學習的時候，德國並沒有規定學習的年限。只要你有錢，你可以無限期地學習下去。德國有一個詞兒是別的國家沒有的，這就是「永恆的大學生」。德國大學沒有空洞的「畢業」這個概念。只有博士論文寫成，口試通過，拿到博士學位，這才算是畢了業。

　　寫博士論文也有一個形式上簡單而實則極嚴格的過程，一切決定於教授。在德國大學裡，學術問題是教授說了算。德國大學沒有入學考試，只要高中畢業，就可以進入任何大學。德國學生往往是先入幾個大學，過了一段時間以後，自己認為某個大學、某個教授，對自己最適合，於是才安定下來，在一個大學，從某一位教授學習。先聽教授的課，後參加他的研討班。最後教授認為你「孺子可教」才會給你一個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的努力，收集資料，寫出論文提綱，經過教授過目。論文寫成的年限沒有規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長則漫無限制。拿到題目十年八年寫不出論文，也不是稀見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決定於教授，院長、校長無權過問。寫論文，他們強調一個「新」字，沒有新見解，就不必寫文章。見解不論大小，唯新是圖。論文題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只有這樣，學術才能「日日新」，才能有進步。否則滿篇陳言，東抄西抄，餖飣拼湊，儘是冷飯。雖洋洋數十甚至數百萬言，除了浪費紙張、浪費讀者的精力以外，還能有什麼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論文題目的過程，基本上也是這樣。我拿到了一個有關佛教混合梵語的題目。用了三年的時間，搜集資料，寫成卡片，又到處搜尋有關圖書，翻閱書籍和雜誌，大約看了總有一百多種書刊。然後整理資料，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寫出提綱，最後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裡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得好像蜜蜂採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乾巴巴的，沒有什麼文采，或者無法表現文采。於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我照此辦理，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我自我感覺良好，心裡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誇上幾句哩。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著美妙的夢。我等呀，等呀，終於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著走上領獎台的心情，見到了教授。然而結果卻使我大吃一驚。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後畫上了一個後括號，笑著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裡面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別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禦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但是，經過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棍打得好，我畢生受用不盡。

　　第二件事情是，論文完成以後，口試接著通過，學位拿到了手。論文需要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和雜誌。要知道，在三年以內，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當時就感到十分煩膩。現在再在短期內，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裡要多膩味就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只有硬著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生任何一點錯誤。

　　後來我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一個研究室裡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議分工。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有的極為複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都包括在裡面。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國人為什麼能做到呢？他們並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別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於他們的「笨」。我想改幾句中國古書上的話：「德國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觀我們中國的學術界，情況則頗有不同。在這裡有幾種情況。中國學者博聞強記，世所艷稱，背誦的本領更令人吃驚。過去有人能背誦四書五經，據說還能倒背。寫文章時，用不著去查書，順手寫出，即成文章。但是記憶力會時不時出點問題的，中國近代一些大學者的著作，若加以細緻核對，也往往有引書出錯的情況。這是出上乘的錯。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圖省事，抄別人的文章時，也不去核對，於是寫出的文章經不起核對。這是責任心不強，學術良心不夠的表現。還有更壞的就是胡抄一氣。只要書籍文章能夠印出，哪管它什麼讀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顧。我國的書評工作又遠遠跟不上，即使發現了問題，也往往「為賢者諱」怕得罪人，一聲不吭。在我們當前的學術界，這種情況能說是稀少嗎？我希望我們的學術界能痛改這種極端惡劣的作風。

　　我上了九年大學，在德國學習時，我自己認為收穫最大的就是以上兩點。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卑之無甚高論。我不去爭辯。我現在年屆耄耋，如果年輕的學人不棄老朽，問我有什麼話要對他們講，我就講這兩點。

　　　　一九九一年五月五日寫於北京大學

我為要寫牛棚生活

　　「牛棚」這個詞兒，大家一聽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但是，它是否就是法定名稱，卻誰也說不清楚。我們現在一切講「法治」。講「法治」，必先正名。但是「牛棚」的名怎麼正呢？牛棚的創建本身就是同法「對著幹的」。現在想用法來正名，豈不是南轅而北轍嗎？

　　在北大，牛棚這個詞兒並不流行。我們這裡的「官方」叫做「勞改大院」，有時通俗化稱之為「黑幫大院」，含義完全是一樣的。但是後者更生動，更具體，因而在老百姓嘴裡就流行了起來。顧名思義，「黑幫」不是「白幫」。他們是專在暗中幹「壞事」的，是同「革命司令部」唱反調的。這一幫傢伙被關押的地方就叫做「黑幫大院」。

　　「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我三生有幸，也住進了大院，──從語言學上來講，這裡的「住」字應該作被動式──而且一住就是八九個月。要說裡面很舒服，那不是事實。但是，像十年浩劫這樣的現象，在人類歷史上絕對是空前的──我但願它也絕後──，「人生不滿百」，我居然躬與其盛，這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不得不感謝蒼天，特別對我垂青、加佑，以至於感激涕零了。不然的話，想找這樣的機會，真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我不但趕上這個時機，而且能住進大院。試想，現在還會有人為我建院，派人日夜守護，使我得到絕對的安全嗎？

　　我也算是一個研究佛教的人。我既研究佛教的歷史，也搞點佛教的義理。但是最使我感興趣的卻不是這些堂而皇之的佛教理論，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迷信玩意兒，特別是對地獄的描繪。這在正經的佛典中可以找到，在老百姓的口頭傳說中更是說得活靈活現。這是中印兩國老百姓集中了他們從官兒們那裡受到的折磨與酷刑，經過提煉，「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然後形成的，是人類幻想不可多得的傑作。誰聽了地獄的故事不感到毛骨悚然、毛髮直豎呢？

　　我曾有志於研究比較地獄學久矣。積幾十載寒暑探討的經驗，深知西方地獄實在有點太簡單、太幼稚、太單調、太沒有水平。不信你去讀一讀但丁的《神曲》。那裡有對地獄的描繪。但丁的詩句如黃鐘大呂；但是詩句所描繪的地獄，卻實在不敢恭維，一點想像力都沒有，過於簡單，過於表面。讀了只能讓人覺得好笑。回觀印度的地獄則真正是博大精深。再加上中國人的擴大與渲染，地獄簡直如七寶樓台，令人目眩神馳。讀過中國《玉曆至寶鈔》一類描寫地獄的書籍的人，看到裡面的刀山火海，油鍋大鋸，再配上一個牛頭，一個馬面，角色齊全，道具無缺，誰能不五體投地地欽佩呢？東方文明超過西方文明；東方人民的智慧超過西方人民的智慧，於斯可見。

　　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賞他們對地獄的描繪。我原以為這些幻想力和這些描繪已經是至矣盡矣，蔑以復加矣。然而，我在牛棚裡呆過以後，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將」在東勝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來的牛棚，以及對牛棚的管理措施，還有在牛棚裡製造的恐怖氣氛，同佛教的地獄比較起來，遠遠超過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獄更是瞠乎後矣，有如小巫見大巫了。

　　我懷疑，造牛棚的小將中有跟我學習佛教的學生。我懷疑，他們不但學習了佛教史和佛教教義，也學習了地獄學。而且理論聯繫實際，他們在建造北大的黑幫大院時，由遠及近，由裡及表，加以應用，一時成為全國各大學學習的樣板。他們真正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僅此一點，就足以證明，我在北大四十年的教學活動，沒有白費力量。我雖然自己被請入甕中，但衷心欣慰，不能自已了。

　　猶有進者，這一群革命小將還充分發揮了創新能力。在這個牛棚裡確實沒有刀山、油鍋、牛頭、馬面等等。可是，在沒有這樣的必需的道具下而能製造出遠遠超過佛教地獄的恐怖氣氛，誰還能吝惜自己的讚賞呢？在舊地獄裡，牛頭馬面不過根據閻羅王的命令把罪犯用鋼叉叉入油鍋，叉上刀山而已。這最多只能折磨犯人的肉體，決沒有「觸及靈魂」的措施，決沒有「鬥私批修」、「狠鬥活思想」等等的辦法。我們北大的革命（？）小將，卻在他們的「老佛爺」的領導下在大院中開展了背語錄的活動。這是嶄新的創造，從來也沒有聽說牛頭馬面會讓犯人背誦什麼佛典，什麼「揭諦，揭諦，波羅揭諦」，背錯一個字，立即一記耳光。在每天晚上的訓話，也是舊地獄中決不會有的。每當夜幕降臨，犯人們列隊候訓。惡狠狠的訓斥聲，清脆的耳光聲，互相應答，融入夜空。院外小土山上，在薄暗中，人影晃動。我低頭斜眼一瞥，知道是「自由人」在欣賞院內這難得的景觀，宛如英國白金漢宮前面廣場上欣賞御林軍換崗的盛況。此時我的心情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也。

　　簡短截說，牛棚中有很多新的創造發明。裡面的生活既豐富多彩，又陰森刺骨。我們住在裡面的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讓神經緊張到最高限度，讓五官的本能發揮到最高限度，處處有荊棘坑坎，時時有橫禍飛來。這種生活，對我來說，是絕對空前的。對門外人來說，是無法想像的。當時在全國進入牛棚的人雖然沒有確切統計，但一定是成千累萬。可是同全國人口一比，仍然相形見絀，只不過是小數一端而已。換句話說，能進入牛棚並不容易，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人們不是常常號召作家在創作之前要深入生活嗎？但是有哪一個作家心甘情願地到黑幫大院裡來呢？成為黑幫一員，也並不容易，需要具備的條件還是非常苛刻的。

　　我是有幸進入牛棚的少數人之一，幾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難得的經驗。我認為，這些經驗實在應該寫出來的。我自己雖非作家，卻也有一些舞筆弄墨的經驗。自己要寫，非不可能。但是，我實在不願意再回憶那一段生活，一回憶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不寒而慄，不去回憶也罷。我有一個渺渺茫茫希望，希望有哪一位蹲過牛棚的作家，提起如椽大筆，把自己不堪回首的經歷，淋漓盡致地寫了出來，一定會開闊全國全世界讀者的眼界，為人民立一大功。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著東天出太陽，一直盼到今天，雖然讀到了個別人寫的文章或書，總還覺得很不過癮，我想要看到的東西始終沒有出現。蹲過牛棚，有這種經驗而又能提筆寫的人無慮百千。為什麼竟都沉默不語呢？這樣下去，等這一批人一個個遵照自然規律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那些極可寶貴的，轉瞬即逝的經驗，也將會隨之而消泯得無影無蹤。對人類全體來說，這是一個莫大的損失。對有這種經驗而沒有寫出來的人來說，這是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最可怕的是，我逐漸發現，十年浩劫過去還不到二十年，人們已經快要把它完全遺忘了。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談起這一場災難來，他們往往瞪大了眼睛，滿臉疑雲，表示出不理解的樣子。從他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來，他們的腦袋裡裝滿了疑問號。他們懷疑，我是在講「天方夜譚」，我是故意誇大其辭。他們懷疑，我別有用心。他們不好意思當面駁斥我；但是他們的眼神卻流露出：「天下哪裡可能有這樣的事情呢？」我感到非常悲哀、孤獨與恐懼。

　　我感到悲哀，是因為我九死一生經歷了這一場巨變，到頭來竟然得不到一點瞭解，得不到一點同情。我並不要別人會全面理解，整體同情。事實上我對他們講的只不過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細節我甚至對家人好友都沒有講過，至今還悶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觀認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喚起別人的同情了。結果卻是適得其反。於是我悲哀。

　　我孤獨，是因為我感到，自己已屆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個人踽踽獨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樹葉，逐漸飄零。年輕的對我來說像日本人所說的「新人類」那樣互不理解。難道我就懷著這些秘密離開這個世界嗎？於是我孤獨。

　　我恐懼，是因為我怕這些千載難得的經驗一旦泯滅，以千萬人遭受難言的苦難為代價而換來的經驗教訓就難以發揮它的「社會效益」了。想再獲得這樣的教訓恐怕是難之又難了。於是我恐懼。

　　在悲哀、孤獨、恐懼之餘，我還有一個牢固的信念。如果把這一場災難的經過如實地寫了出來，它將成為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一面鏡子。常在這一面鏡子裡照一照，會有無限的好處的。它會告訴我們，什麼事情應當幹，什麼事情又不應當幹，決沒有任何壞處。

　　就這樣，在反反覆覆考慮之後，我下定決心，自己來寫。我在這裡先鄭重聲明：我決不說半句謊言，決不添油加醋。我的經歷是什麼樣子，我就寫成什麼樣子。增之一分則太多，減之一分則太少。不管別人說什麼，我都坦然處之，「只等秋風過耳邊」。謊言取寵是一個品質問題，非我所能為，亦非我所願為。我對自己的記憶力還是有信心的。經過了所謂「文化大革命」煉獄的洗禮，「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什麼都不怕。如果有人讀了我寫的東西感到不舒服，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瘡疤；如果有人想對號入座，那我在這裡先說上一聲：悉聽尊便。儘管我不一定能寫出什麼好文章，但是這文章是用血和淚換來的，我寫的不是小說。這一點想能得到讀者的諒解與同情。

　　以上算是緣起。